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论调。美国甚至通过所谓《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企图强行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遏制打压中国，并破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为什么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实践教授周咏梅做客本期《大变局》节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大变局》：中国是否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

周咏梅：“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比如世界银行，当年它是按人均收入水平来定。但是有些它是自定义，比如世贸组织，还有生态方面、环境方面的一些公约，都是自定义的，它的定义跟它自己看的发展维度有关。有些国家它有的时候是发展中国家，有的时候是发达国家。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专门做这个，她就发现其实只有20多个国家在所有的定义下和自定义下都是发达国家，有110多个国家在所有的定义和自定义下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有60多个国家有时候是发展中国家，有时候是发达国家。各个组织的视角不一样，维度不一样，所以造成了现在有这种争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变局》：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曾经明确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坚实的国际法基础。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实依据和国际法的基础是什么？

周咏梅：所有组织的这些定义，能够溯源的，就是15个组织。这其中不管是客观的标准定义，还是可以选择的自定义，中国在所有这些定项里面，它现在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那110多个，在各个标准里一直统一用一个标签的发展中国家。

举例来说，世界银行曾经有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把国家分成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之下的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是非常大的一个群，现在中国还在这个群。如果用世贸组织的标准，世贸组织对所有国家都是让你入群的时候自己定义，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然后大家一起从谈判中确定你入关的一个条件。中国当时入关的时候是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是自定义发展中国家，这也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巴黎协定》也是这样。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中国也是合法的。

现在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标签，它范围太广了。比如，世界银行现在已经取消了发展中国家这个标签，它现在就按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因为如果你用发展中国家，把100多个国家都放在一起的话，这个标签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析上的意义。中国和索马里都在这个群里，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其实可以说远远低于中国和一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可比性。

但是从外交、政治立场以及国际一些外交语境来说，“发展中国家”这个标签还是被广泛使用的，因为这也代表了大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共同的议题，或者一些共同的诉求。那么在这个场景下，中国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愿意和发展中国家一起为全球治理做更多的努力，去减少不公平。

《大变局》：有的网友会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并且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会不会是中国低估了自己？

周咏梅：一方面，中国前40多年的发展历程、发展速度，的确是举世瞩目。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它看全世界从二战之后，有多少个国家实现了25年连续7%以上的增长，就找出来13个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一员。那么这13个国家就是一个奇迹。中国的确今天到了一个领先的地位。但咱们人多，从人均收入来说，咱们现在其实只有美国的1/6，咱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你一乘人口，那制造业、贸易的量，这些的确很显著。所以可以理解，有的网友会觉得我们已经很厉害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不把自己叫成发展中国家？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实情，地区间的差异，还有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异，其实我们还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才能把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提高。

《大变局》：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有全球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就不应该在世贸组织中继续享受特殊和差别的待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咏梅：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咱们对外现在的确是尽力而为，已经做了很多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事情。不管是通过“一带一路”，还是全球发展倡议，中国想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和一些技术带到发展中国家，大家一起发展。但是，这不能说明中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所以在世贸组织这个框架下面，中国是在享受自己合法的特殊待遇。其实中国也已经自动放弃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比如开放市场可以慢一点，还有不用出钱给发展中国家一些资金、技术上的支持。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我们能够带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资金、技术支持、经验上的分享，它在做，但不是因为它必须做，而是说我尽力而为，我能做的我就做，因为我还是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比如美国，2023年居然通过了一个法，叫做《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欧美发达国家总体来说，已经把中国看成一个“竞争者”。在新能源、电动车、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发达国家把咱们看成一个竞争者。美国立法就是让它自己的国务院去各个国际组织，去把它们的定义改了，如果有客观定义，现在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话，你要改了，让它变成发达国家；如果是自定义的话，你就不让它自定义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不享受优惠待遇。

我觉得中国现在这种立场是对的。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该享受的待遇，我们也许选择放弃，但是在法律上或者公约下，我们是可以享受的。

《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周咏梅：我的理解是，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说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我们现在也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以后发展得更快了，收入水平更高了，各种发展指标进步了，我们还会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推动全球治理更平等。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表达的一种政治和外交立场。

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一直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和亚非拉的很多国家，从50年代就有非常友好的外交关系。从战后，50年代，我们还很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外援，这种关系会一直保持下去。

“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广的。那这里面其实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那么穷的，只是说这是一个俱乐部，大家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议题。比如全球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发声、有自己领导力的发挥？在国际组织里投票权、发声权是不是可以提高？所以哪怕是里面有收入比较高的国家，它的政治立场和收入比较低的、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是一致的。我觉得中国也属于这种情况。

《大变局》：习主席还曾经说过，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有人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中国永远都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觉得有点沮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生活在一个发达国家？

周咏梅：习主席肯定不是说咱们的发展会不进步，不进入一个全民都繁荣，都有好的社会保障，都有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那么一个状态。咱们肯定是往那个方向走。所有的努力，比如咱们的减贫、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的改革、医疗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让中国能够变成一个更繁荣、更平等、更绿色的一个经济体。

这个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也不矛盾。咱们从50年代到现在一路就是这么走的。我觉得咱们和很多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更紧密了，因为现在我们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我们也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投资国。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多，比如，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发展的理念、发展的经验，真正去跟当地的人分享，而且共创，就是它会从咱们发展的经历里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使得它的发展更快。其实中国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这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真正的体现。

《大变局》：今年1月，美国候任国务卿鲁比奥在参加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说，中国多年来一直假装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损害美国的利益变成强国。您怎么评价他的言论？

周咏梅：我不同意。根据各个组织的定义还有自定义的规则，我们都是符合国际规则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签在所有的情景下都符合现有规则，所以他说我们历史上在假装，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想把中国改成发达国家的标签，这样的话，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享受少一点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这样的话，美国觉得中国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使得咱们更有竞争力。

《大变局》：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还曾经说，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逃避国际责任。您觉得中国在履行国际责任方面，与它自身的发展阶段相匹配吗？

周咏梅：中国其实做得可能比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多。“一带一路”，中国用很多自己的投资，有些是有一些优惠条件的投资到各国去帮助它们发展基础设施，比如能源项目，这个大家也都看到了，其实规模还是蛮大的。另外，中国做外援，咱们从很穷的时候就开始做外援，比如派医疗队，比如咱们的袁隆平杂交水稻，咱们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经济实力让我们愿意也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在现有的规则里，中国应该负的责任我们都在负，而且还更多一点。

我希望咱们快速发展，但是现在在量力而行的情况下，中国已经作出了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多的贡献。比如，中国去年对非洲最贫困国家已经全部零关税，就是为了促进最不发展国家能够有机会把它们的产品卖到中国。

《大变局》：您觉得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咏梅：一方面，它其实不太关心你自己怎么贴标签，因为它重视的是你的行动。另外一方面，你的外交立场，这个对它来说可能会有一个信心上的增强。就是从我们自己集体行动方面，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是不是可以靠得住中国的政治和外交立场，在国际谈判，在全球治理的各种场景下，是不是能够靠得住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去推动全球治理更公平这个进展，或者去推动比如应对气候变暖，发达国家应该拿出钱来去给受气候变化影响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可能咱们有这个标签，对它来说是一个信心上的增强。

《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您觉得它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咏梅：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发展经验可以分享。我前面提到只有13个国家可以称为“奇迹国家”，也就是持续增长的国家，这些国家里面中国是最大的，发展的经验非常有意义、有启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中国要做更多的事。

中国的贸易可以更开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只是关税这方面，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支持它们产业发展的举措。我们出去投资，对它的职教系统进行一个提升，让它能够有好的工人、好的技工参加我们这样好的企业，得到好的工作机会，我觉得可以做更多。

另外一个大的方面，我觉得中国在全球治理里面要发挥更多的领导力。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共同的诉求。比如，我以前工作的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里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投票权就是百分之三点多，从百分之二点多争取到百分之三点多。美国是17%，它一国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是相当不平等的一个全球治理机制。这个改革发展中国家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中国也一直在里面推动更加公平的权力分配，这个应该要继续。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和金砖国家一起建立新开发银行，在这些新的地方，我们有机会创造一种更公平的治理方法，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现在世界有点混乱，特朗普这次上台以后，退群，WHO（世界卫生组织）他也退群了，《巴黎协定》他也退群了，立刻就造成了全世界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的混乱。那么中国这时候说，我们还是相信国际规则的、相信多边合作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而且中国应该坚持做自己的绿色转型，不应该美国一个政府上台180度的转变，我们忽然也乱了阵脚。我们绿色企业的创新，不仅在国内有机会，在国外也有机会，我们地方经济的一些转型是会比较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必要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继续改革的道路，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示怎么做是好的，这个里面应该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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