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做客本期《大变局》节目，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阐释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大变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的胜利对当今国际安全理念有怎样深远的启示？

陈须隆：现在想一想，那场世界大战，它把世界各国都卷入了，带来了重大损失，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安全共同体，就应该树立一种共同安全的理念。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回顾80年前那场战祸，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些理念的重要性。

《大变局》：二战时期那种跨意识形态、跨社会制度的安全合作，在今天的国际社会还有没有存在的可能？

陈须隆：我觉得仍然可能，也非常必要。那个时候国际社会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差异，克服各种分歧，为了应对共同的威胁、打败法西斯，各国团结起来，最后取得了胜利。在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各种全球性的风险挑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核风险的上升，还包括人工智能会不会失控的问题。各国都会受到威胁，都要去面对，那就需要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各种矛盾，要去合作、去应对。所以说，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进一步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

《大变局》：当年国际社会为了战胜法西斯，能够暂时地放下分歧，但是今天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问题上却高度分裂，这是否意味着共同安全这个理念在现实推进中的难度比80年前更大了？

陈须隆：我们要实现普遍性的共同安全，确实难度很大。上世纪90年代，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通过了文件，要追求面向21世纪的共同安全模式，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说明，它们所追求的共同安全模式失败了。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反思。

欧洲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它们成立了很多和平与安全研究机构，有各种学派。但是很不幸，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来实现欧洲范围之内，或者泛欧范围之内的共同安全问题。

一方面，我们看到它们有些成功的经验，比如在欧盟范围之内，它们通过共同体模式实现了共同安全。但是，它没有解决共同体边界以外，如何来实现共同安全的问题。这个“边界线”搞得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安全的分割线，甚至变成分裂线、对抗线、冲突线，这恰恰是俄乌冲突说明的问题。

这可能是由二元对抗思维所导致的。为什么北约要一再地东扩，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违背它之前的承诺，而且今天很危险的是，北约还要推进它的亚太化，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它会把二元对抗的思维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会导致新的冲突。

共同安全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这也是中国提倡的全球安全观所强调的。我们这个共同安全，它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包容，强调安全的不可分割原则，要相互尊重各国的安全利益，照顾各方的安全关切，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安全。

《大变局》：中国在俄乌冲突上也投入了一定的外交资源，但是现在这个冲突仍然在延宕之中。您怎么看待全球安全倡议在落实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陈须隆：现在这个世界，安全问题确实比较突出，这与美国所推行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它强行把国际关系拉回到大国竞争时代，现实主义的东西、丛林法则的东西越来越多，国际关系被安全化，甚至泛安全化，而且背后仍然是二元对抗思维在作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面临更多安全挑战、安全风险、安全困境。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正是为了更好地去回应这些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一些东方智慧在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我们强调安全的不可分割原则，就是要世界各国普遍享有安全，而不是某些国家或者某些国家集团来享有更高水平的安全。

俄乌冲突的爆发是有深层原因的，它解决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中国一直在劝和促谈。我们全球南方国家在一起努力，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全球南方的贡献，实际上它就在发挥积极影响。

但是冲突本身有冲突的逻辑，它只有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迎来解决的时机。但是国际社会要为它创造冲突解决的良好的氛围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在做的事情。

《大变局》：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这个理念不仅来自于当代国际关系的经验，也源自中国历史上和合思想以及协和万邦的政治传统。您怎么看待这种文化基因对于当代中国安全理念的塑造作用？

陈须隆：我们所提出的全球安全观，确实是吸收了当代国际社会的很多经验。但是中国所提出的这些概念，跟其他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综合安全，放在欧安组织语境之下，它会看重人的安全，而我们讲的综合安全是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同样是共同安全，可能欧洲人理解起来，要通过共同体来实现共同安全，要走一体化的道路，而我们是更加包容，超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共同安全。

这背后它的底层逻辑，或者安全的哲学是不一样的。我们具有东方文明的一些特点，具有东方智慧，和合共生的哲学在发挥作用。我们是一种“大安全观”，它更具有时代的适用性，更应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大变局》：全球安全倡议已经提出3年多了，在这个框架下，您觉得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是什么？

陈须隆：其中一个就是，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我们作出了贡献。它们之间恢复了外交关系，也带来了中东的和解潮。还有一个案例值得提的就是，巴勒斯坦内部实际上各派是有纷争的，我们也为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和解作出了成功的努力，为它未来能够在中东问题上实现“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建国，为它将来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尊重，树立更好的形象，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体系，对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中国在发挥引领作用。我们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案例。所以说中国也是在切实地为落实这个倡议在作贡献。

《大变局》：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安全倡议普遍反应比较积极，但是美西方国家对这个倡议还是持一种观望或者质疑的态度。您觉得这种不认同更多地是源自于理念的差异，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

陈须隆：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就是西方它有自身文明“优越论”的视角，过去叫“西方中心论”。对于中国也好，对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一些倡议、一些理念，它们不愿意去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实际上这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的因素，或者一些积极的东西，它们也会不自觉地去认可或者接受。比如说我们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们不会轻易接受，但是它们会搞“一个地球”峰会，会搞“一个星球”的理念，这样实际上就有契合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必在乎名义上的，或者是词条上的一致，我们看实质。不管它们嘴上认同不认同，我觉得关系不是很大。出于地缘政治对抗这种视角，它实际上就是把你作为对手，把你作为打压的对象，那么它会对你提出的任何即使合理的、非常有价值的理念，它们也会否认、扭曲甚至抹黑攻击，这个我们见得太多了，也不奇怪。

但是，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它们是眼明心亮的，它们会知道这是中国提供的又一个优质的公共产品，所以它们会认同、会支持，会一块采取行动来落实这个倡议。

《大变局》：香港国际调解院的设立被视为中国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的制度创新。您认为这个机构是否能够成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样本，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有别于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等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模式？

陈须隆：香港国际调解院一定会成为我们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个范本、一个亮点。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我们提出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那么怎么去解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最好就是有一种机制作支撑。那么现在这个机制有了，就是国际调解院，而且地方选得特别好，选在香港，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地方。随着它开展业务，能够对一个一个的争端、冲突进行调解，取得成功，它就会成为我们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大变局》：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质疑中国在冲突调解过程中的政治立场。中国有没有可能通过国际调解院这个平台，让各方都相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利益的相关方，更是一个公正的调解人？

陈须隆：事实会胜于雄辩，最终还是要通过调解院的实践案例来说明问题。争端各方愿意接受中国的调解，愿意到香港调解院来进行调解，它一定是认可中国的理念，认可这个机制，认可这个平台。那么最终我们要通过调解的结果来证明，你所秉持的理念或者你的做法是否有效，是否是公平公正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通过结果，通过一个个的案例来进一步证明这个调解院的成功。

《大变局》：一些国家有这样的认知，就是说“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观点？

陈须隆：过去，在亚太地区，或者我们周边地区，有一种说法，就是“发展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发展是我们的强项，安全是我们的短板。但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在国际安全上不断发声发力，我们正在补我们的短板，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比如说我们提出了全球安全观，这个安全观是广受认同和欢迎的。我们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在一些具体的安全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问题，我们也提出了倡议，提出了行动计划，我们还与周边国家，与其他国家加强了安全合作，我们有安全工程，有执法安全合作。所以我们的安全短板已经被大大地补强了。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安全影响力会继续提升，我们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国内成立了世界和平论坛、北京香山论坛，还有全球公共安全论坛，在连云港，这都是我们在安全领域话语权提升的一个标志、一些平台机制。所以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我们也应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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