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身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面对美西方的舆论施压，中国如何迎难而上，有效发声？怎样做好国际传播与对外翻译工作？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将对翻译与国际传播业态产生何种影响？

近日，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做客《大变局》节目，分享他对翻译与国际传播发展态势的最新研判，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大变局》：您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国的翻译工作正在从“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发生历史性的转向，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转向呢？

黄友义：这个转向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上影响力迅速提高，世界就需要了解中国，中国就要对外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

对翻译界来讲，这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过去翻译的传统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那按道理，把中国的故事讲给外国人听，应该是外国翻译来做，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国外没有那么多会中文的外国翻译，所以中国人就要承担起对外翻译中国的任务。

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翻译都不再做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而是中文翻译成外文。我们中国翻译协会就做了一次市场调研，结果很说明问题，就是54%的工作量都是从中文到外文。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翻译界的任务已经从过去传统的“翻译世界”，转变到更多的“翻译中国”。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大变局》：您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的翻译工作，我想请您评价一下习总书记他本人的话语体系有什么演变吗？或者是有什么特色吗？

黄友义：有几个特色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就是习主席非常注意把中国传统思想在他的讲话当中介绍出去，所以他经常引用一些典故。比如，我记得他讲到年轻人学习要用功，他就说萤囊映雪、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如果翻译得当，处理得好，外国人听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很容易理解。 另外一个基于他下过乡，在农村干过七年农活，所以他有很多语言来自于老百姓，特别接地气，翻译起来，你就觉得好像翻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这个也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大变局》：随着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怎么去讲话才能让更多的外国人听得懂我们的话，并且还能够认可我们的话呢？

黄友义：我们要意识到世界上有多少人呢。根据联合国统计，80亿人。中国人，14亿。讲中文的人最多。但是国际翻译家联盟对各个语种有一个定义，中文属于非通用语种，也就是说，除去960万平方公里几乎没人讲。

我们中国人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面对着66亿不懂中文的人。这些人怎么思考的？他的信息来自哪里？你跟他讲中国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他怎么想的，一定要设身处地——如果我是欧美人，我怎么想的？我是亚非拉人，又怎么想的？

翻译历来是先学习再翻译。比如，我要把中国翻译过去，我得先了解外国媒体怎么在说中国，而且还要注意看他们怎么报道中国。他们关于中国问的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要琢磨琢磨他为什么这样问。它可能代表了他文化的特点，也可能代表了他们国家的国情。因此，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要了解外国的话语体系，掌握了国际话语体系，你再跟人家沟通，你的话人家就能听得懂了。

《大变局》：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美西方频繁地对我们进行施压。我方也进行了一些回击，比如说，我们也会发布《美国侵犯人权报告》这样的一些白皮书，而这些白皮书在国际平台上的传播也受到了一些限制。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黄友义：的确，我们这些年的国际舆情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甚至有的时候美国拉拢其他国家对我们围攻。我认为这种现象今后可能会更加剧烈。因为中国越是发展，它越是担心，所以就要加强打压。你不反驳的话，你不等于默认了吗？谣言重复100遍，在世界上就变成真理。所以，面对西方的攻击，我们必须要反驳。

政府白皮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研究者或者外国官方，这种人就会看。但是一般外国老百姓可能就不看。老百姓的工作也得做。我们怎么做呢？电影、各种展览，扩大旅游，通过人与人的交流、论坛、学术论坛等等，需要多种手段来把中国的观点讲出去。

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越讲，他们对我们的围攻越大，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置你于死地。我们不如干脆迎难而上，采取多种手段。但是要讲技巧，要方式、方法得当，不是对骂，国际传播绝对不是对骂，而是做人心的工作，要赢得人家的理解。

《大变局》：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关注，但是同时误解和误读也随之而来。您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烦恼吗？

黄友义：我觉得是这样的，不可逾越。十几年前，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到中国访问，他在一个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中国的崛起将是非常困难的。怎么会非常困难？实际上，他作为西方的一个政治家，早就知道西方会不让你中国发展的，不是你想崛起就崛起的。所以我们在发展阶段，人家不让你发展，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实际上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我认为世界上现在有两个“世界”，有两种思维、两个文化现象。一个是欧美发达地区，在这些国家，我们的日子不是很好过——经济上制裁，舆论上打压。但是你要转过头来跟发展中国家一接触，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比如我去非洲，跟他们交流起来，就觉得我们共同话语有很多，他们都想了解中国。

你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对中国的热情，你就会觉得那点打压算什么，你就会有信心。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西方的舆论打压，就吓着我们。我们应该知道，它不代表全世界。理解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你要看到这一面，那就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烦恼，无所谓，我们总要成长起来的。

《大变局》：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的好坏跟译者翻译水平的高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翻译界怎么进一步提升自己，配合外交工作？

黄友义：的确，外交工作当中的重要一环是翻译。中国的话怎么能够精准地传达出去，这个是译者可以发挥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提出“大国外交”，“大国”怎么翻？传统的都是big power。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big power，我们认为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因此翻成major country。外国人一说“中国是大国”的时候就翻成big power，给人一种极大的压力。而当我们说major country，就是一个大家庭里面重要的一员而已。

这样的例子很多。翻译是有自己的立场的。在外交翻译当中，译者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代表国家。你要选择最能反映中文原意，同时最能维护国家立场的语言。

《大变局》：您也一直都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公共外交”，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

黄友义：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比如说，我们那么多企业“走出去”了，这不光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会把中国的管理、中国文化顺便带出去。那不就是一种公共外交吗？

有学者说，公共外交第一人是谁？是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这么讲呢？外国客人到了机场，下了飞机，他看到的当地第一个人就是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文雅不文雅、有没有礼貌、客气不客气，这就是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

目前的公共外交意义更加重大，因为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是人员交往很多。公共外交人人有责，而且人人有机会，你只要跟外国人接触，就有机会。

《大变局》：我看有外国的媒体称呼您是中国最资深的翻译家，像现在兴起的这种人工智能，还有机器翻译，它肯定不会取代您，但是它对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会有哪些影响呢？

黄友义：新的翻译机器，也就是智能语言的出现，一定会大面积地取代低档次的、重复性的、规律性的翻译，不管中翻外、外翻中，它都会取代。

现在比较时髦的 ChatGPT，这种生成性的智能语言，原理就是它先学习，要一大堆语料供它学习，然后它再排列出不同的选择方式，提供最好的方式。这个过程很快，比人工强。外翻中，它是可以做到这些的。因为有大量的中文语料。比如，让它把一个文化现象翻成中文，它先学习中文语料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要把中国介绍出去，目前的英文语料，所有的外文语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是英美的，是外国的，谁的语料就反映谁的思想。所以，有的人做过测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关键词，如果用ChatGPT，你用中文向它发问，它的回答基本用的语料是中文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也认为是客观的。但是你要让它用英文或者其他外文来回答，它的观点就是外国的。

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让机器帮忙，你先帮机器的忙，什么意思呢？就是需要中国人大量地把中国的语言文化先翻译成外文，也就是变成反映中国观点的外文语料，供各种智能机器软件去学习，然后它就可以再帮我们。

机器越发达，越需要人力去翻译，给它提供语料，供机器学习，然后机器反过来再帮助我们。这个问题在中翻外领域里表现尤其突出。而时政语言还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比如传统文化的一些观点，这些没有足够的外文语料库，一定要靠我们中国人，靠人力去翻译。

《大变局》：假如您有一个机会，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向全球来介绍中国，您会说些什么呢？

黄友义：我想首先说，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是中国的历史是和平的历史、是过好自己生活的历史。我们没有殖民的这种欲望，因此跟中国打交道是安全的。

第二点就是希望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我们最核心的文化就是“和合文化”，以和为贵，互谅互让。如果他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是可以打交道、值得打交道、值得信赖的一个民族。

出品人：王晓辉

制片人：李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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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若梦、戚易斌、吕依依、张鹤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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