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倡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提要】走出全球发展困境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时代难题。面对全球发展挑战，习近平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该倡议阐明了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遵循的理念、原则和要求，在社会发展主体理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等层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系统诠释全球发展倡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加深对全球发展倡议的认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全球发展倡议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原创性贡献

为应对全球发展挑战，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该倡议强调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和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落实工作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探讨了人类社会发展诸多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主体论、动力论、人与自然关系论等是其重要内容。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及其落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动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与时代相契合的新内涵。把握全球发展倡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对社会发展主体理论作出新延展

发展主体问题是发展理论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思想家没有能够正确认识到这一问题。黑格尔虽然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某种规律性，但他只是从思维的、精神的视角去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唯心主义的狭隘性导致了他无法看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费尔巴哈脱离实践来考察人，将人看作抽象的自然性的存在，而不是活生生的且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因而也无法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真正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批判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观点，科学诠释了社会发展的主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

早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表达了这一观点。譬如，马克思曾热情称颂巴黎公社工人的革命首创精神。他强调，“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恩格斯指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和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正是鉴于群众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无产阶级领袖的行动基石必须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列宁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观点，强调“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群众”。他指出：“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将人民群众视为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缺少人民群众的参与，俄国革命无法取得成功。列宁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另一方面，缺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苏维埃政权无法得到巩固。列宁指出：“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在经典作家社会发展主体理论影响下，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邓小平认为：“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江泽民强调：“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顺利推进。”胡锦涛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基于此，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将“人民高兴”“人民同意”“人民拥护”视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和落脚点。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主体理论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要站稳群众立场，为群众谋利益。在全球发展进程中，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始终以最大限度追求物质财富积累为出发点，着眼总量与效率，轻视分配与公平，使大部分发展成果落入少数人手中，致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加剧，发展鸿沟拉大，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全球难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和普惠包容的基本原则，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主体理论的延展。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主体理论。当前全球发展格局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带，占据着较高的或优越的“发展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边缘”地带，占据着较低或较差的“发展位”。这种“中心—边缘”结构实际上反映了在当今全球发展中所存在的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风雨不遮，食不果腹；求告无门，疾病缠身”。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际上就是要结束这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被边缘化的“求告无门”的状况，它着眼的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力图结束那种“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病态式发展。倡议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理论拓展至国际维度，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仅是本国发展的主体，更是全球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一理念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主体理论。

其二，坚持普惠包容的基本原则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主体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所处时代背景，指出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公平正义的主力军，强调通过阶级团结打破剥削体系。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凸显，全球发展倡议将普惠包容确立为核心原则，明确倡导突破传统发展中“少数主体受益”的局限。倡议强调，国际社会应“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一理念不仅强调发达国家需重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更主张包容各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共同参与发展进程，将马克思主义聚焦“阶级主体”的社会发展动力论，拓展为“涵盖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全球多元发展主体”论，使发展主体的内涵与外延更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需求，从而丰富并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主体论。

二、对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作出新探索

社会发展动力是指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向上运行的力量。发展动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思想家、哲学家们就已经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多样性的阐述。比如，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英雄人物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与以往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现实出发探究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探索推动社会发展各种动力因素的基础上，解答了何者构成了隐藏在历史变迁表象深处的根本驱动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此外，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恩格斯在批评以往思想家未能寻得历史规律的原因时指出，要探究“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并且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隐含了一种塑造主体的思想，即要设法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在整个整个的民族中又使整个整个的阶级持久行动起来，如此这个阶级的行动就会超越个体意志的相互阻碍，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在革命时期，在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核心观点基础上，列宁深刻阐述了暴力革命在推动俄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俄国社会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个人的作用只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在上述观点指导下，列宁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认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这表明，列宁已经意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已不再具备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的直接对抗性，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与其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列宁转向了一种更为温和的解决路径。他不再倡导以暴力革命作为解决这类矛盾的主要手段，而是主张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进行调整和完善。他指出：“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用‘改良主义’，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一开始是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形态出现的。它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形式传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阶级斗争”四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结合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关于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精髓，立足中国建设实际，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非对抗性质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此，党带领人民开启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了通过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观点。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江泽民提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也没有人类的未来。”创新动力观的提出，是中国面对世界所经历的全球性科学技术革命的正确选择。胡锦涛根据国内外的现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动力论由此产生。

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发酵以及单边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放缓，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未能恢复至危前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习近平指出，人类正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此背景下，如何突破增长瓶颈、重塑发展动力、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成为世界各国面前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面对这一课题，全球发展倡议立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精髓，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内在规律，提出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行动导向”的核心原则。这“三个坚持”并非对传统理论的简单延续，而是结合新时代全球发展的复杂形势，从动力内涵、动力核心、动力落地三个关键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

首先，坚持发展优先，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注入“价值共识动力”。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意识形态对立凸显的背景下，倡议重塑全球发展意识。它突破意识形态分歧，构建起“合作共赢替代零和博弈、包容普惠取代两极分化”的新型价值共识，直指多国发展困境与全球发展进程受阻的核心症结。为凝聚这一共识，倡议一方面通过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平台，促进各国政策制定者、学者及民间社会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通过非洲“万村通”工程等具体项目，将发展理念转化为民生实效，让各国人民切实感受合作红利。这种价值共识不再是抽象理念，而是成为联结不同国家的“精神纽带”，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补充了“共识凝聚型”动力新内涵。

其次，坚持创新驱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拓展“多维创新动力”。当今时代，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格局，全球发展倡议将创新驱动确立为核心战略，既顺应时代潮流，更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突破了传统认知。在理论上，倡议对“创新”的界定超越单一科技范畴，构建起“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复合体系，即科技创新聚焦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如新能源、大数据技术落地，制度创新致力于打破国际科技合作壁垒、建立公平的全球创新治理体系，文化创新则依托文明交流互鉴激活创新思维。在实践中，倡议通过“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机制，搭建多层次创新合作平台，形成全球创新网络效应。经由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全球发展倡议赋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时代新维度。

最后，坚持行动导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强化“实践落地动力”。当前全球发展深陷“理念多、行动少”“承诺多、落实少”的困境，典型如2021年西方七国集团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虽瞄准中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需求、宣称40万亿美元投资，但因成员国利益分歧、资金机制模糊、项目统筹缺失，最终沦为“纸面计划”，暴露了传统全球治理“重愿景、轻实践”的短板。与之相反，全球发展倡议自提出便摒弃“口号式治理”，始终以行动为核心抓手，将“发展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效”。这一原则突出了“实践”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中的关键作用，突破了传统理论“动力空转”的局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增添了“实践导向”的新内涵。

三、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作出新实践

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深入探究了在人类社会变迁与进步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关系如何成为推动或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但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不是恣意而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感性且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对象性活动。当这些活动及其所引发的后果尚处于自然界可承受与自我调节能力范围之内时，自然界能够自发地维持生态平衡。然而，一旦人类活动的强度、规模或方式超出了自然界的自我调节阈限，自然界将会以种种形式向人类发出警告，甚至施以直接的惩罚。恩格斯提醒道：“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以在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时，要“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

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俄国当时面临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列宁认为：“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的，而这就是唯物主义。”“我憎恨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因自己依赖于自然界而感到可耻”，“同样地，我也不想在神学意义上把自然界神话”。自然界内部存在着固有的、客观的运行规律。人类要想有效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必须掌握自然规律。“人在没有认识自然规律以前，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人认识了自然规律，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列宁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展开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剥夺与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但它“是一个绝望的病人，无从汲取发展的力量”，病症始终无法好转。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一种对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资料持续消耗的高度依赖性。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列宁力求恢复人与生态的平衡，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开展符合生态正义的生产实践。国内战争胜利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使俄国小资产阶级经济模式转变为“苏维埃+社会化生产”。“苏维埃”可以促进对自然资源的计划性的、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进行科学的“组织计算和监督”，“社会化生产”可以集中解决人民生活所急需的工业产品。二者的结合能够使社会生产服务于人民群众，使自然资源摆脱资本的控制。

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典作家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影响下，也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毛泽东认为：“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人类在进行生存、谋求发展以及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中，始终受到自然界中多种复杂多变因素的影响。当然，毛泽东不仅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受到其规律的制约，更洞察到人类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快速发展，但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阻碍。邓小平洞察到发展进程中的生态问题。他虽没有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他统筹发展的相关言论中却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精髓。比如，邓小平提出的“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江泽民指出：“各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必须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胡锦涛也指出：“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部分国家长期奉行“经济优先”的发展理念，将短期经济利益凌驾于生态环境保护之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无序开发自然资源、肆意排放污染物，导致全球环境问题呈现出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影响加剧的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根本遵循，又立足全球生态治理的现实需求，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实践。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重要原则，更加注重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实践的全过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且可操作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如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跨国生态保护合作机制、推广清洁能源技术等。这些务实举措既直面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又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论述转化为可落地、可量化的实践路径。尤为重要的是，全球发展倡议深刻把握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特征，强调环境治理不是单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的“共同体事业”。它积极倡导各国超越地域、制度与利益差异，建立平等协商、权责共担的全球生态治理伙伴关系，以技术共享、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跨境污染等全球性生态挑战。这种对国际合作的高度重视与实践推动，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全球生态治理实践性探索上的不足。

【本文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四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5LLWXC09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