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引领文明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叙事
张飞，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云南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然而，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面临着多重挑战和复杂危机，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思维加剧了全球结构性失衡，深刻冲击着国际秩序的公平与稳定。面对人类共同挑战与文明冲突等论调试图掩饰却无力消解的深层次分歧，人类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促进文明互鉴、加强对话与合作、寻求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广泛的价值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根本性的文明密钥。为此，需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1]469，构建一个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全球文明大家庭，迈向人类命运与共的和谐世界和文明社会。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全球文明倡议应运而生，积极回应当今世界治理赤字背后“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与“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根本命题。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2]435-436，表达了世界多元文明和谐共存、交流互鉴的共同愿景。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3]这些重要讲话清晰勾勒出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包容性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坚定立场，给出了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中国方案，更从思想层面确立了世界多样性文明平等对话、包容共生的思想基础。
围绕全球文明秩序重塑的议题，学界已展开深刻反思与前瞻性探讨。一是从“文明标准”的角度揭露西方“文明标准”所附着的霸权主义与等级秩序本质，反思西方“文明标准”裹挟道德霸权的威胁[4]。二是从全球文明倡议的角度揭示西方文明观内在的排他主义、同化主义与对立思维，揭露西方推动世界文明同质化的危害，阐释全球文明倡议文明观的纠偏价值[5]。三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检视西方侵略、扩张的现代化模式，审思西方现代化的范式封闭逻辑，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既回应共同规律、又尊重不同文明的多元智慧[6]。这些学术成果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共识：世界文明本质上是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全球文明新秩序的构建必须超越“文明优越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垄断，将非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与实践智慧纳入人类现代化的共同谱系，尊重并理解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新形态。
因此，本文旨在阐释全球文明倡议对西方主导的旧有文明叙事的批判性超越，揭示全球文明倡议从根源上解构“文明优越论”、重构多元共生文明叙事的内在逻辑；同时，彰显全球文明倡议在融汇中华文明智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方面所具有的文明根基，论述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理念为何能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贡献智慧启迪；在此基础上，阐发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对话互鉴的践行指向与文明关系重塑意义，并展望其引领世界文明迈向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这为推动构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球文明新秩序，以及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提供学理支撑。
一、全球文明倡议的突破与重建：超越单一中心的文明叙事
西方宣称的所谓“普世价值”与“文明标准”，看似指向人类共同福祉，实则承载着特定文明的主体意志。它们将西方意志上升为全球法则，单向输出文明等级论、冲突论、终结论等论调，为历史上的殖民扩张及当代霸权主义披上“合法化”外衣，导致国际社会对抗不断、强权与不平等持续蔓延，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一些西方政客刻意鼓吹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严重阻碍了世界多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平等发展。这一现象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叙事。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诞生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成为国际法的核心话语。西方学者后来回溯性建构的“文明标准”，是“西方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制’非西方世界的‘标准’，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7]，内嵌着“文明”与“野蛮”对立的等级论、优越性叙事逻辑，为西方殖民扩张与意识形态传播铺路。
这种单一中心的文明叙事，在当代集中表现为“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前者将文化差异绝对化，认为“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8]6；后者则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特定价值与制度普遍化、绝对化，宣称“人类历史的终结”。二者共同遮蔽了多元文明的各自优势和独特贡献，是一种陷入文明优越论的霸权逻辑，忽视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对这种冲突性、等级性单一叙事的深刻反思与积极超越。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于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其独特价值的充分肯定，积极倡导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与包容发展的和谐共生理念。这一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中国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尊重，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将人类历史终结于一种文明、一种制度的狭隘叙事，为化解分歧、消弭冲突、推动合作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叙事。全球文明倡议的突破与重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摒弃文明等级论：倡导文明多样性平等
文明等级论的本质是将特定文明的自身意志或阶段性特征上升为评判多元文明的普遍性标准，从而为霸权主义提供合法性辩护。文明等级论“至19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9]7。文明等级观将世界多元文明划分为不同等级，“强调欧洲文明及白人的优越性，并以其‘文明’标准来衡量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文明’成为欧洲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10]，并作为西方进行殖民扩张、建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等级性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11]，长期压制着世界多元文明的自主演进。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容易遭受强权政治的裹挟。当“西方国家无视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向世界各国强推‘普世价值’以及由其主导的社会模式，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水土不服’，陷入数十年的战争和冲突”[12]，就深刻表明以某种文明、某种模式为模板规制全球文明、裁剪现代化模式的做法，既违背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在实践中一再失效。全球文明倡议的突破之处，在于实现了从“以某种文明作为全球标准”转向“以某种标准理解全球文明”的范式转换[13]。这一转换的核心意涵在于从包容性的认知框架去理解文明的多样性，不是用一种文明、一种制度去衡量所有文明、所有制度，而是尊重世界上每一种文明和制度的独特贡献，促进多元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和谐共生。由此，我们要否定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的合法性根基，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多元文明的特色和优势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二)超越文明冲突论：推动文明互鉴的共生发展
文明冲突论的谬误不在于指出文化、文明的差异，而在于将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根源。这种“将文化差异放大为‘文明冲突’的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基础上的。这种优越论恰恰是历史上‘白人至上’论的现代翻版”[14]359，它将复杂的世界格局简化为文明的板块碰撞，既遮蔽了文明体系的多样性，也否定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事实。实际上，文明差异并不必然带来文明冲突，隐藏在冲突论背后的往往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现实逻辑。纵观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正是一部交流互鉴的发展史。人类文明的主旋律不是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互鉴融通，“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交通和通信工具的改进，人类在经济、文化、社会活动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多，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流、影响、吸收、融合过程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15]163。各类文明或在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或为其他文明供给借鉴的元素，呈现出多元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互促发展的主流历史叙事。这种生生不息的互动，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6]544，我们要以文明交流对话化解隔阂与对立、以互学互鉴替代冲突与对抗。
在此语境下，破除“文明冲突论”是全球文明实现良性发展的关键。全球文明倡议深刻蕴含了一种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的新型文明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国际社会多元文明之间的平等相待、包容对话与融通互鉴，为世界和谐探寻多元文明相互共存、和谐相处的可行方案。这种以“互鉴”替代“冲突”、以“共生”超越“对抗”的文明叙事智慧，深刻把握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规律，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对抗逻辑，更致力于引领全球文明走向多元和谐、互鉴融通的发展格局，为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提供了全新的理念指引与实践可能。
(三)打破历史终结论：开启文明发展的多元未来
历史终结论的本质是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特殊经验包装成人类历史的普世模式，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7]序1。这种将自身视为唯一终点的排他性叙事，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资本主义文明从诞生之初就内嵌着“非正义”的基因，“在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过程中资本主义文明的‘非正义面’则日益暴露”[18]，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必然导致对内剥削、对外扩张，这种内在缺陷性使其无法代表人类文明的普遍未来。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于西方文明、西方制度，更不会终结于西方模式。当西方模式强行推向非西方世界时，带来的往往是冲突和动荡，而非稳定和繁荣。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缺陷的基础上，容纳多元实践探索的文明形态。
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价值，在于为人类文明开辟了多样性文明互鉴发展的可能空间。其所倡导的“文明共生”“文明互鉴”理念，旨在尊重多元文明平等互鉴、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全球文明倡议所蕴含的包容性文明观，“是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缺陷的克服而出场的，将在根本上解决由资本现代性所造成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18]，既承认不同文明可以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又坚信这些道路最终能通向共同发展的人类未来。历史的终点不再是文明优越论的妄断，而是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交相辉映的新图景。
总之，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多样性平等为逻辑起点，以平等破除“等级论”、以互鉴超越“冲突论”、以多元打破“终结论”，开启了一种超越单一中心、走向多元共生的文明新叙事。这一倡议源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与负责任大国，正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文明倡议，通过文明对话传播多样性、包容性理念，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致力于塑造多元现代的全球文明发展新格局。这不仅为构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球文明新秩序指明了方向，也为廓清文明迷思、探索互鉴之路提供了全新答案。追根溯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文明新叙事之所以能够形成，其深层根源在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二、全球文明倡议的文明根基：中华文明的核心智慧与当代转化
全球文明倡议并非无源之水，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之中。就根基而言，全球文明倡议浓缩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和合、包容、人本传统，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当代体现，亦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实践，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文明前途的深邃思考。就渊源而言，全球文明倡议既源于中华文明自身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深厚的文明实践，也孕育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持续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文明”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的“天下文明”[19]，这从概念本源上印证了中华文明赓续不断的悠久传统。尽管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因西方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所引发的历史性变局，但中华文明并未出现断裂，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自我调适与转型能力。可以说，中华文明自古便蕴含着胸怀天下、崇尚和平的文明基因，这一基因外化为和合思维，并衍生出包容伦理与人本价值体系，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智慧，能够为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平等包容的国际文明新秩序提供思想资源支撑。
(一)和合思维：差异中的和谐共生之道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智慧，首先源自中华文明“尚和合、求大同”的和合思维。这与西方文明基因中的“分离”与“对立”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回顾欧洲战争史、分裂史，就能看到这种分离、对立基因。欧洲自古典时代起，战争便如一条暗线贯穿始终，塑造了欧洲犬牙交错的版图与难以弥合的分歧，“说明了欧洲在政治或外交上是多么不团结”[20]35-36。尽管欧盟试图用一体化的逻辑缝合裂痕，但近年来英国脱欧、苏格兰独立公投等事件都是“分”这一深层历史逻辑的当代延续。西方的分离、对立思维中，“要么你和我一样，否则你就是在反对我”[21]13，体现为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认知，始终以不信任的排斥视角看待他国。
与西方“分离”的逻辑、“对立”的思维、排斥的做法明显不一样，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基因、文明传统是和合思维，坚持的是尚和合、求大同、互动交流的天下观、文明观，以和为贵、怀柔远人是中华文明赓续数千载的交往处世之道。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和合思维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2]287中华文明追求的是互动、统合与和谐理念，体现的是内外和谐、共生共荣的整体观。
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和合理念体现为求同存异而非同化主义、多元共生而非单极中心、殊途同归而非普世独尊。“中式的‘殊途同归’观与西式‘条条道路通罗马’信念迴然不同。西方秉持和追求的是共同的终结目标—西方化世界，宗教色彩浓厚的美国更陷入‘天定命运’与‘美国例外’之矛盾而不能自拔。中国强调同归，归于一，但并不认为此‘一’由中国代表”，而是“万法归一，世界大同。”[21]14-15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人类理应在尊重差异性、多样性基础上包容共存、和合共生。全球文明倡议将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智慧转化为处理当代文明关系的公共价值资源，为人类文明多元发展与形态转型注入深厚的中国智慧，促进不同文明展开平等的交流互鉴，在求同存异中寻求和谐共生。
(二)包容观念：文明对话与融合的伦理基础
全球文明倡议秉持包容互鉴的共存理念，直接承继了中华文明古往今来的包容性传统。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是排斥性的，其源于基督教中“二元对立”的差别化对待准则。这一准则后来演变为国际法的主导性“文明标准”，对国际社会的非西方国家加以排斥对待，甚至在“开化文明”的粉饰下助长西方对外扩张、殖民侵略行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之后才蛰伏了一段时间。但冷战以后西方国家又以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环境主义等名义构建所谓的“新文明标准”，强分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区别性阵营，企图变相重构国际社会的等级体系，用西方中心主义、单边主义、排他规则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严重制约着世界多元文明的融通互鉴。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主张一种包容开放的文明观，“中国文化，如道家文化的阴阳和谐理念、儒家文化的关系主义，均以辩证思维和包容心态，超越了欧洲源于基督教的二元对立式思维”[21]13。这种文化基因孕育出平等对待世界多元文明的包容伦理与共生理念。在这种伦理道义的指引下观照世界可以发现：文明并非单数主导，而是复数发展。不同类型的多元文明和谐共存于全球体系，在文明交往中尊重差异、平等对话，在文明互鉴中融通共生、并行发展。
与对外包容相对应，中华文明在对待自身文明的态度上，既坚持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深刻理解自己的文明家底，同时又拒绝故步自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进步、有益的成果。中华文明秉持文明互鉴、文明共生的理念，一方面是积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塑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着力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在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促进其实现本土化的融合与创新。这样的中华文明是推动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包容性文明。全球文明倡议属于这种包容观念的现代表达，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明和合善治的智慧，推动不同文明在对话互鉴中实现包容共存，践行人类文明交往的伦理之道。
(三)人本理念：超越资本逻辑的价值根基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包容互鉴、多元共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根基，旨在超越资本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西方现代文明深陷资本逻辑主导，资本逻辑一旦映射到国家制度层面极易导致国家价值立场的严重扭曲。在国内层面，欧美的西式民主表面上是注重选举民主、程序民主，实则是受资本利益权衡的否决民主、票决民主、金钱民主，用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替代全体人民的民主。在国际层面，这种逻辑极易裂变为“本国优先”“本国例外”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将资本的扩张自由伪装成国家的绝对自由，凌驾于人类共同的利益之上，加剧全球合作困境，动摇全球治理体系的互信根基。与西方的资本逻辑不同，中华文明古往今来始终蕴含着深厚的人本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直被定格为国家治理即中华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这也是垂范中华文明数千年治国的最高宪章”[22]133。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框架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导向下，形成的是集体主义、团结理念和共同体意识，体现为人民对集体利益与人类共同福祉的自觉追求。由此内生的社会凝聚力与道义感召力，正是中华文明集体主义凝聚力超越西方文明极端个人主义困境的优势所在。
因此，在现代化的世界文明格局中，西方现代化遵循资本至上的逻辑，追逐的是资本利润、延续的是以资本私利为旨归的资本轨迹，形成了资本至上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遵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民生道义，其价值内核投射于文明交往领域便形成了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文明观。从文明形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根植于中华文明大地上的现代文明样板，既内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也继承了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文化精华，并以“和合共生”的姿态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就此而言，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人民至上文明观的延伸，旨在破解西方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与内生性缺陷，为包容互鉴、多元共生注入独特内涵、提供全新注解，为重塑全球文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三、全球文明倡议的践行指向：在对话互鉴中重塑文明关系
面对西方长期主导国际规则、定义“文明标准”的失衡状态，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指明了包容性文明对话框架的实践方向。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各国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文明对话，“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2]435。在此意义上，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指向在于扬弃“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旧范式，构建一套以“文明共生论”与“文明互鉴论”为基础、符合共同价值、面向全球文明的新框架。
(一)深化文明交流，化解误解与隔阂
构建包容性对话框架，首要任务是破除阻碍文明交流的隔阂壁垒，而文明隔阂的根源在于“文明排斥”与“文明封闭”。就文明排斥而言，西方主导的“文明标准”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排斥性文明、等级性文明，即便冷战结束后的“新文明标准”试图扩展其包容性，但仍旧是延续构建符合西方国家利益和价值的“文明标准”重塑思路。这种思维定式不利于非西方国家多样性文明的良性发展。就文明封闭而言，随着现代化的席卷、全球化的加速，“地球变成了‘地球村’，虽然近年来全球化受挫，但是任何文明都不再可能偏于一隅独立自存，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融汇乃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23]3，文明封闭已无可能。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搭建文明交流平台，其深层依据在于“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24]259。这揭示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共生是化解冲突、消除隔阂的根本良方。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多元多样的文明共存于同一时空发展的宏大系统，任何文明都无法自我封闭、孤立存续，更不应陷入二元对立、对抗冲突的叙事陷阱。唯有剥离那些潜藏霸权意志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逻辑，真正尊重文明的多元多样属性，在文明交流中理解差异、在平等对话中消除误解，才能超越偏见、破除隔阂。因此，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旨归在于通过搭建文明互鉴的平等对话平台和人文交流机制，推动不同文明增进理解、增进互信，使文明交流成为增进国际共识、维护世界和平的桥梁和纽带。
(二)推动文明互鉴，超越偏见与对立
文明互鉴理念内在地要求超越由“文明冲突论”所固化的对立思维。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白人至上”“西方至上”的历史底色，其价值观念中内含着扩张性与排他性的基因，往往表现为单向的、强制的资本主义意志输出，本质上是一种排斥差异、拒绝平等、否定多元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倾向于将国际冲突的根源简单归因于文化差异与文明对立，从而掩盖冲突与对抗背后真正的强权与霸权实质。随着冷战结束，“文化差异的矛盾却正在为一些西方人制造的‘文明冲突论’所放大”[14]359，夸大、误判了文明的冲突面向，忽视、弱化了文明的交流互鉴特征，甚至以“文明冲突”的论调变相为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发展、破坏国际秩序提供辩护。西方一些政客炮制的“新文明冲突论”“对华文明冲突论”等论调可以说是“文明冲突论”在当今世界的新变种[25]169。这些变种或论调源于根深蒂固的文明偏见，不仅制造对立，而且将局部差异、矛盾纠纷放大为根本对立。
然而，多元文明并非必然导致冲突，世界的多样性文明是多元共存、共生发展的。衡量文明的尺度也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需要包容性文明框架超越单向的排他性叙事，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时代回应文明多样性的自主探索、共生发展需要。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正源于交流互鉴的品格，体现为一种辩证的发展智慧，既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进步养分，在保持特殊性的同时参与普遍性价值的塑造。全球文明倡议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差异上升到政治化、冲突化的对立逻辑，强调文明交往的本质在于以多样性为前提，在交流中互鉴文明、在互鉴中汲取智慧，实现包容普惠的共同发展。这种包容互鉴理念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原理：真正的普遍性文明源于各文明在独立发展、融通互鉴中凝练出的共同价值。唯有通过持续深入的交流互鉴，才能消除因疏离而产生的偏见，化解因优越而滋生的对立，践行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最终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
(三)促进文明共存，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包容性对话的最终目标是导向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这需要摒弃各种形态的“文明优越论”，超越长期遮蔽人类文明视野的排他性叙事。从18世纪将非西方视为“野蛮”“落后”的“文明等级论”，到20世纪末断言历史终结于西方模式的“历史终结论”，再到渲染文明板块差异与碰撞的“文明冲突论”，都沿袭同一种排他性的优越论逻辑预设。在西方的传统中，“只有白种的欧洲基督教信徒才是文明的，其他种族都是不文明的”[26]2。这种根深蒂固的文明等级想象，至今仍在国际关系的深处制造隔阂与对抗。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盲目地自以为‘文明优越’，以世界领导者和世界警察自居，到处指手画脚，无端地干涉别国内政”[15]349，导致国际问题、局部冲突持续不断。这种种行径背后折射出一种偏执且排他的文明观，其实质是将区域性、排他性标准伪装成普遍标准，用以衡量、排序乃至否定其他文明，这与全球共同利益严重相悖。
全球文明倡议的深刻之处在于直面当今世界文明话语的失衡现实，从根本上反思单边主义排斥背后的文明逻辑本身，倡导一种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底色的全球文明观。这是一种以“文明共生”超越“文明排斥”的新范式。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多元平等的基本立场，呼吁非西方国家积极参与文明的平等对话，在求同存异中凝聚价值共识，促进不同文明积极因素的交流融汇，最终形成能为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共同价值体系。这是全球文明倡议为开创人类文明新未来所指明的文明对话路径，是引领人类在多元文明的包容互鉴、和谐共存中共同续写人类文明史的共生愿景。
四、全球文明倡议的未来愿景：迈向“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图景
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不同国家与地区都在传承和创造着独特的文明。同一时代的文明，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有其内在精华和互鉴价值，都可为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增添各自文明的独特色彩。基于此，全球文明倡议所擘画的未来愿景，并非以一种文明凌驾或取代另一种文明，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世界。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和经验智慧有助于实现这一愿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东方智慧，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特质；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正以其开创性实践为世界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展现出中华文明的互鉴自觉。这为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未来图景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文明底气。
(一)文明观念：弘扬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多元文明包容互鉴的文明理念，旨在构建包容性、共生性文明秩序，超越西方主导的排他性文明范式。西方现代“文明标准”常沦为等级秩序与强权政治的“外衣”，但无论其如何伪装，内核仍是输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延续单边主义、排他主义的霸权逻辑。“现代西方文明未能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未能实现人类千百年来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更未能实现启蒙理性所要求的自由平等的美好愿景”[18]，西方文明反而制造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
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全球文明倡议所体现的中国现代文明观秉持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原则。在看待和对待多元文明时，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多元文明的差异，认同世界各国文明因其多样性与独特性而展现出的丰富价值，进而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增进共性，在更深层次的价值认同中实现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内在统一与和谐共生。这种观念承认多元和差异的客观存在，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差异，既有文明类型、内容形式的差异，也有特定历史阶段上发展程度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衡量各文明类型对人类文明所作贡献的准绳。在文明的坐标中，全球文明倡议突破了西方“分离”“对立”的僵化思维，促进多样性文明在平等对话中互鉴共生，将文明多样性视为文明发展的兼容并蓄之源，为构建新型国际文明关系奠定了文明平等的价值根底。
因此，我们呼吁在国际社会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对话、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旨在以“文明互鉴论”“文明共生论”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中的“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致力于重构世界文明叙事的底层逻辑。这不仅为全球文明秩序提供一种超越冲突、走向共生的跨文明和谐视角，更以互学互鉴、包容共存的和合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发展注入了文明和谐共生的价值共识。随着全球文明倡议的深入践行，这一新型文明观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包容文明叙事，并转化为国际文明交往的自觉遵循，促进不同文明在多样中求统一、在互鉴中焕新生，让文明多样性真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美好转机。
(二)发展范式：开拓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多元道路
全球文明倡议的未来图景与多元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紧密相连。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蕴含的文明观为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文明观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滋养，二者共同彰显了文明共生、互鉴交流的新型文明理念。在文明立场上，全球文明倡议反对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模式，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支持各国自主选择更加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现代化模式。然而，当今世界流行的现代化话语长期由西方主导。西方国家凭借“文明优越论”的标尺，把现代化模式主观定义为内源先发型和外源后发型两种类别，炮制移植和模仿的现代化话语，意在“诱导发展中国家只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只有这样一条路，别无他途”[27]252。但西方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文明等级论、中心论、冲突论之上的，追随其道路往往意味着必须接受不公平的“文明标准”束缚。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今世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多样性贡献了多元现代性的鲜活样本。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照搬照抄，而是在总结中国自身和平发展实践基础上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那种依托殖民扩张、霸权输出建构起来的排他性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对外扩张、没有霸权主义、没有侵略战争，而是以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包容性、共生性文明观为底蕴，走出了一条以和平发展为底色的文明新路，开创了以共生互鉴为内核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另一条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模式。发展中国家在没有殖民、扩张等掠夺式积累原始资本的基础上，同样能走上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文明道路。这既有力印证了“现代性并非西方专利，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现代转型”的深刻论断[28]，也昭示了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契合自身文明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广阔前景。在此意义上，中国发起全球文明倡议有利于将包容性、共生性的文明观推向世界，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接受和认可，促进世界多元文明共同发展。
(三)治理秩序：融注平等包容的全球治理新智慧
面向全球文明共生的未来，需要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新智慧。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文明标准”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冷战后又以新的形式复现，其内核仍是维护二元对立的霸权逻辑，不仅阻碍世界多样性文明主体之间的包容共存与多边合作，更折射出全球治理秩序深陷单边主义与排他性政策困境，难以回应全球化时代对公正秩序与共同安全的普遍期待。面对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治理赤字，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愈发成为时代之需。
全球文明倡议为此贡献了中国智慧，主张通过文明对话促进互学互鉴、消除隔阂、增进共识，旨在打破旧有的霸权逻辑，重塑基于平等、主权与人民期待的国际关系秩序，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多边合作、共同应对的确定性。立足文明平等对话的实践，中国不仅在国际多边舞台积极发声，更将理念转化为行动，通过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从理念走向实践。基于这种超越界限、面向未来的文明视野，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平等参与文明对话、反对国际政治“丛林法则”，促进国际社会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文明共识，引领全球治理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文明治理新秩序。
全球文明倡议之所以能够提供这样的新视野，正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的传统根基，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推动全球文明走向包容互鉴、合作共存的新理念与新实践，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从“西方中心”走向“多元共生”[29]，重构国际关系的文明底色。这种从文明平等、和谐共生出发，推动全球治理回归合作本源的深层次思想资源与方法论根基，是中华文明处理邦国关系的和合智慧结晶。将这一智慧付诸实践，“中国在国家间交往中倡导人文交流、提倡文明互鉴，有利于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国家间关系改善，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氛围”[30]38，从而超越传统僵化、对立的国际关系，推动人类社会合力应对共同性挑战，构建起以文明平等为基石的国际规则、以包容互鉴为纽带的和谐世界、以共生发展为取向的全球治理格局。
(四)人类命运：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谐共生新局面
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全球文明，绝非西方自封的“普世”标准，而应是一种包容多样性、增进统一性的超越性文明。这一超越性文明，既体现为对全球命运的共同担当，也落实为对文明取向的重新框定。就前者而言，“到了21世纪，我们认识到新一轮全球化时代之到来是不可逆转的，共享一个地球的人类必须创造一个更先进的文明”[31]133；就后者而言，“我们既是有自身历史文化底蕴的人，又是能拥抱与融入全球发展大势的人”[32]。这意味着人类需要转向包容共存、共生发展，踏上以开放包容、多元互鉴为主基调的全球文明发展征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种“文明共生”全球观的集中体现，其指向全球共生共存的文明观，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生长出来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排他主义叙事的“西方观”，转向包容互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观，是中国为构建全球文明新秩序提供的交流互鉴、包容发展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桥梁和纽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舞台上不断深化实践，促使尊重文明多样性、平等互鉴的观念获得更广泛国际认可。世界正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并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文明新进程，全球文明话语权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深刻变革，推动多姿多彩的多元文明在全球大格局中焕发光彩、和谐共生。
全球文明倡议所开启的未来，是一个基于文明互鉴与共生理念的世界。人类社会的文明格局因多元多维多样而丰富多彩，坚持文明交流互鉴、融汇发展，与其他文明平等相待、包容相处，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共同体的相处之道、共生之理。从共生交往的文明立场来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理应呼唤新思维、新文明，积极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筑主权平等、合作发展、安全治理为核心的国际规范新格局，携手应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挑战，最终实现各种文明“美美与共”、人类和谐共生的光明图景。
五、结语
古往今来，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客观存在，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然而，近现代以来文明多样性事实和话语长期被西方主导的单一文明叙事所遮蔽，忽视非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并强行推广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性”逻辑与不平等的国际规则。这种以排他性“文明标准”或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外衣的实践，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对抗、冲突与纷争不断，严重压制或阻碍了非西方国家的平等发展权利。时至今日，在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的等级制文明观依然试图将非西方文明视为“异质”与“威胁”，维系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然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潮流已然表明，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对立思维与排他主义无法引领世界创造共同繁荣的未来，其主导的不平等国际秩序也日益成为世界多极化发展与文明交流合作的桎梏。当今世界“东升西降”的态势，深刻表明将自身文明标准强加于人的旧范式难以为继。打破西方主导的二元对立的不平等旧秩序，超越“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转向多元文明的共生发展，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选择的深层逻辑在于：“多元文明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各国才能共建一个美美与共的文明世界。”[33]实现这种尊重与借鉴的前提是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和谐共处、包容共存，在此语境下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正当其时、意义深远。
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排斥性、等级性、冲突性文明观，从而迈向世界多元文明和谐共存的人类文明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并贡献了中国智慧。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文明观核心在于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通过建设性对话破除不平等的偏见，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明和合共生。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意义上，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世界层面、全球视野的进步性倡议，关切人类文明的共同未来与世界发展的整体局面。基于这一文明立场，全球文明倡议旨在超越“孰优孰劣”的旧式纷争，转向互学互鉴、互利互惠的文明新生形态，以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推动全球治理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进。因此，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一项承载全人类共同愿景的国际公共产品，更是在国际文明对话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叙事，倡导文明观念从“等级”走向“平等”，引领文明关系从“冲突”转向“互鉴”[34]，推动文明价值从“特殊”升华为“共同”，充分展现了中国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理应携手践行这一倡议，在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念引领下，共同开创多元共生、和谐包容的全球文明新秩序，共同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最终迈向更加美好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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