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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熙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副处长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在上海、2014年在北京，本次将在深圳举办。这三场围绕APEC展开的中国主场外交是一个层层递进过程，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连续迈上新台阶：第一次是在新世纪之初深化推进“亚太大家庭”，第二次是打造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次将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中国的角色也随之逐步升级：从合作建设者到发展引领者，再到方向塑造者，持续推动将亚太区域开放与合作的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成长为“亚太大家庭”的核心引领力量。
25年，上了三个大台阶
2001年，中国加入APEC十周年，首次担任东道主。当时恰逢新世纪开端，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泡沫破裂，又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现1975年以来首次同步经济增长放缓。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APEC东道主，中国的作用就是为亚太地区注入稳定力量并提振信心，推动开放进程持续向前。中国为上海会议设定了“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明确办会核心目标就是坚持推进“茂物目标”，深化亚太开放和一体化。最终，会议达成《上海共识》，重申落实“茂物目标”，并出台《数字APEC战略》。“茂物目标”是在1994年印尼主办的APEC会议上提出的，明确APEC的发达和发展中成员分别在2010年、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的整体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复苏动力不足；亚太地区涌现出大量双边和小多边自贸协定，产生了“碎片化”的问题，也就是学术界常说的自贸安排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中方为北京会议设定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推动各方达成多项共识。北京会议成为APEC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一是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自贸安排“碎片化”的难题；二是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规定了硬件互联互通、软件互联互通和人与人互联互通三大合作框架，把互联互通上升到了区域合作的核心位置。此前，APEC合作长期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为两大支柱，2014年以后互联互通实质上成为第三大支柱。2014年北京会议标志着中国在APEC当中的角色从参与者、建设者转变为引领者，开启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全新方向。
今年深圳会议，适逢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遭遇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逆流，经济议题过度安全化威胁全球供应链稳定和韧性，地区热点问题和冲突扰乱世界经济正常运行，形势复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介绍对“APEC中国年”的期待时强调，“当好东道主，中方全年工作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中方作为东道主，为深圳会议设定了“共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这是APEC首次将亚太共同体作为正式主题，并且明确了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与2020年APEC通过的《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所确定的亚太共同体建设三大核心方向完全对应。8月在大连举行的第三次高官会显示，今年深圳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将是，绘就亚太共同体路线图，构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同时将制定亚太自贸区的单独声明和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领域的成果文件。可以预期，2026年这个“APEC中国年”将构成亚太经济合作的新里程碑，开启APEC发展的新阶段。
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和成果创新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方作为东道主开展了认真细致的筹备工作。2026年是“APEC中国年”，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着眼于确保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一最高光环节取得成功，中方全年都在系统性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第一类筹备工作在高官会层面进行。从去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高官会开始，今年2月在广州、5月在上海、8月在大连相继举办了三次高官会，最后一次高官会将于领导人会议周期间在深圳举办。
APEC各成员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彼此之间利益差异巨大。比如，APEC经济体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最高的美国，其经济规模是发展中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的947倍，两国人均GDP相差35倍。之所以能克服如此巨大的发展落差形成共识，靠的就是持续沟通协调，不断凝聚共识。我们在去年12月就确定了会议主题与优先领域；今年2月第一次高官会向各成员通报了拟推出成果的基本方向；5月第二次高官会提出了预期成果的具体形式；8月第三次高官会正式明确《深圳宣言》、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互联互通升级版概念文件、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概念文件等成果……通过持续讨论对接，共识逐步清晰，各方也摸清了彼此关切与底线，为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达成最终共识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类筹备工作在部长级会议层面进行。根据APEC的惯例，每年除相对固定的贸易部长会和财政部长会外，其他领域的部长级会议都由东道主自主选择举办时间和方向。今年中方主办了十余场部长级会议，规模很大，涵盖贸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交通、旅游、人力资源、中小企业、能源、粮食安全、财政、妇女等领域，举办地分布在多个城市，这些会议基本都达成了部长级的联合声明，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凝聚共识、排除分歧、储备成果。
第三类是各委员会和工作组层面的筹备工作。APEC设有大量工作组，东道主需要为这些机构举办会议提供场地并参与相关讨论，中方参与这些工作组的部委也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推动积累成果。截至目前，“APEC中国年”已经举办了300多场相关活动。
我们的筹备工作在两大领域呈现出创新亮点。第一是数字与人工智能：今年7月，在成都举办了“APEC数字周”，这是APEC框架下首次举办这样的活动，共包含三场高级别会议，分别是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还配套举办了30多场研讨会和实地参访活动，最终围绕数字和人工智能形成了三份部长级成果文件。第二是能源：9月在北京举办了“APEC能源会议周”，此前作为预热，在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亚太合作能源角”。本次会议周，形成了部长级会议成果及多份配套附件，中方推广了可复制的能源领域案例与解决方案。
亚太共同体的光明前景
APEC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机制，一组“456”很能说明问题：APEC涵盖的人口数量占全球近40%，贸易总量占世界近50%，经济总量占世界超60%。所以，每年的APEC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风向标意义。指导我们发出“深圳之约”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世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团结合作、互利共赢，还是重回霸权主义、丛林法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开放包容，还是走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何去何从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
如果说中国前两次主办APEC是“顺势而为”——尽管当时全球经济形势均非有利，开放、自由、合作却始终是各方公认的正确方向，主流共识十分明确，那么，这一次我们再次主办APEC就是“逆水行舟”——必须面对全球化遭遇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流，发挥主场优势，向世界发出体现确定性、正能量的坚定有力信号，坚定引领亚太继续走开放、合作的道路，明确未来方向。这就是“APEC中国年”的特殊意义所在。正如王毅外长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强调的，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深圳，25年来APEC风雨兼程，经历了区域合作的坎坷起伏，也见证了中国与亚太同行的初心不改。
引领、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是我们今年办会的首要成果期待。即将在深圳发表的领导人宣言如能顺利纳入亚太共同体相关内容，将对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2014年APEC北京会议达成的《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强调了FTAAP不是狭义范畴的自由化，而是全面的、高质量的，并且涵盖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提出FTAAP应使区域和双边的自贸安排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并建立在已有和正在谈判中的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之上。12年过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等具体实践在不同层面、范围内展开，还有众多区域内的双边和小多边自贸安排，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共同支撑起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框架，指向FTAAP这个总目标。APEC秘书处下设的政策支持组（PSU）去年对现有各区域自贸协定进行了梳理，初步厘清了可供FTAAP吸收、对接的共识内容，以及需要包容的差异和分歧。APEC本身并非自贸谈判场所，更多发挥的是宏观层面的指导作用。
阻力不是没有，个别成员对多边自由贸易持反对态度。但作为中美元首9月华盛顿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双方明确支持对方办好年内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多个成员提出FTAAP建设不应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推进，也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APEC框架内本来就有“探路者方式”，鼓励部分成员选择相对容易的领域先试先行，再逐步推广经验，最终扩展成所有成员的共同行为。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阶段，在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APEC作为亚太前沿型的经济合作组织，需要拿出更明确的态度。所以，中方在筹备工作中提出“创新发展”，就是要明确亚太各方在人工智能治理、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方向，这也是我们作为东道主在今年这个特殊时点上立志完成的一项特殊使命。
面向未来的思考
中国三次主办APEC的经验对完善主场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具体的主办历程，我认为有两点经验尤其值得推而广之：
第一点，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关注度持续提升，主场外交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交流，而是要更好地构建多层级、立体化的参与机制，更多产出综合性的成果，这也是我们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主场外交首先离不开领导人的战略引领，这是最核心的动力；其次必须依靠多元主体参与、多层级协作、多领域发力，方能不断扩大议题共识，确保成果更加丰硕、全面。
第二点，要更好地统筹现实需求与长期愿景的关系，强化二者的对接融合，打造兼顾宏观引领与务实进展的成果体系。本次我们主办APEC正是践行了这一思路：既有《深圳宣言》这样统领全局的宏观成果，也有贸易、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具体成果，还有专业细分领域的“小切口”贡献。
《世界知识》（2026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