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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格局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动。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之后，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不断调整，从“亚太再平衡”到所谓“大国竞争”，再到阵营化、“小圈子”的排他性安排，对华竞争、遏制、打压的一面持续上升。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矛盾集中爆发——生产的国际化、社会化已扩展至全球各个角落，新兴市场国家要求平等参与全球分工、共享发展成果的呼声日益强烈，但全球化收益过多向跨国资本和少数发达经济体集中，发达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不足、改革滞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和解决。
“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题迫切需要回答。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回答时代之问、应对世界变局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立足中国自身发展，回应全人类共同挑战，一系列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对外主张陆续提出，从理念愿景到行动方案、从合作平台到伙伴网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发展与国际传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回答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与这一核心理念相伴提出的，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方向与愿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基本路径，旨在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国家间关系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有着清晰的演进轨迹。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面向国际社会深刻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至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拓展为涵盖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五个维度的系统框架。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进一步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目标——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体系由此更加清晰、完整。
这一理念在国内制度层面的确认，经历了从写入党章到载入宪法、再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增写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共同遵循的行动纲领。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宪法序言，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意志。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通过党章修正案，增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修改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使“五个世界”的目标在党章中得到更加完整的体现。
在国际层面，这一理念迅速获得广泛认同。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该理念又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人权理事会、联大一委等重要机构的多份决议文件，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周边、亚太、中非、中拉、中阿、中国—中亚等一系列区域命运共同体，并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共识，使这一总体愿景从宏观理念不断走向具体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国际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它回应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深层矛盾——全球化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但全球治理体系仍然停留在少数大国主导的旧格局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正是对这一结构性矛盾的直接回应。它不要求各国放弃自身利益，而是主张在相互依存中寻找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它不否定国家主权，而是主张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治理。这正是它区别于西方各种“全球主义”话语的关键所在——它不是要消解民族国家，而是要在尊重各国主权以及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合作关系。
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世界格局和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主张，回答的是“推动形成什么样的国际格局和全球化形态”。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么这两大主张则为实现这一愿景指明了前进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并非中国最先提出的概念，而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世界发展趋势。中国的贡献在于，在继承和发展既有认识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样的多极化”和“什么样的全球化”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加清晰。1997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明确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冷战后最早旗帜鲜明倡导多极化的重要国际文件之一。此后，中俄在多份联合声明中重申有关立场。2008年《中俄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多极化主张并非中俄独有。俄罗斯长期将其作为重要外交战略主张，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也从不同角度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这些国家的立场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决策权。多极化主张之所以能够凝聚如此广泛的国际共识，根本原因在于它反映了绝大多数国家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共同诉求。
中国共产党对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党的十四大指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到党的十六大强调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历届党代会报告始终将世界多极化作为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趋势，将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在继承和发展既有认识的基础上，推动实现了从认识和顺应多极化趋势到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从支持经济全球化到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理论跃升。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深刻阐释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主张，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发展失衡问题，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202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进一步阐释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讲话强调世界多极化、发展道路自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间正道，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
这两大主张相互支撑、密不可分。没有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就缺乏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只会不断加剧全球发展失衡；没有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发展鸿沟也会不断侵蚀国际关系的稳定性。二者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条件。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多极化和全球化之所以需要加上“平等有序”、“普惠包容”这样的限定词，恰恰说明现实中的多极化和全球化并不天然具有这些属性。冷战后的多极化进程始终伴随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力反扑，经济全球化进程则被资本逐利逻辑深度塑造，其红利分配极不均衡。中国提出的这两大主张，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多极化和全球化应该服务于谁的利益？是服务于少数霸权国家的垄断利益，还是服务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
从根本上说，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正面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以资本增殖为唯一目的，必然导致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这是由资本逻辑本身决定的结构性问题。多极化如果缺乏平等有序的原则引导，就可能演变为新的霸权争夺；全球化如果没有普惠包容的制度安排，就必然延续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中国提出的这两大主张，不是简单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局部修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立足生产关系和国际分工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完善，为构建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提供理论前提和实践方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不可能接受以霸权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必然要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三、四大全球倡议的相继提出与落地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的四大全球性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维度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联系，共同指向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发展倡议于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核心是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旨在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问题，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截至 2026年10月，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扩员至88国。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带动下，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全球安全倡议于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核心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领域安全。2023年2月，中方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明确20个重点合作方向和5大类合作平台机制。倡议提出4年来已获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写入160多份双多边文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针对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问题持续劝和促谈，并打造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对话平台，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深海、极地、外空等新疆域治理规则。
全球文明倡议于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核心是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三年多来，倡议被写入中国与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赞比亚、马尔代夫等多个国家以及中国与中亚、阿盟、澜湄等地区的联合声明、新闻公报或宣言中。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2025年7月，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14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并发布包含110项具体举措的行动计划清单。截至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为不同国家人民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球治理倡议于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框架下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核心理念是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多来，倡议已得到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国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该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常态化运行。国际调解院在香港落地运营，已成功调解首宗国际海事争议；世界数据组织在北京成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为国际争端解决和新兴领域治理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制。2025年9月，《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发布；2026年6月，《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2026年10月，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在雄安新区举行，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近400名代表参会，论坛发布《论坛愿景文件》，中方宣布八项务实行动，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由理念共识向具体行动加快转化。
四大全球倡议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框架——发展是基础，安全是前提，文明是纽带，治理是保障。没有发展，安全就缺乏坚实根基；没有安全，发展就难以持续推进；没有文明互鉴，各国就难以形成深层次的理解与信任；没有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安全、文明合作也就缺乏制度保障。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大厦。
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和落实，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实现了从理念宣示到制度建构的历史性跨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总体愿景，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是重要方向，四大全球倡议则从不同领域为实现这一愿景提供了可操作、可落实、可检验的行动框架。
四大全球倡议不是替代现有多边机制，而是对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治理的补充与赋能。其深层意义，还在于它打破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长期被西方垄断的格局。长期以来，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议程设置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系统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担当。中国不仅提出理念主张，而且通过合作机制、资金安排和具体项目推动倡议落实。这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是对新时代全球治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的系统回答。四大全球倡议顺应了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等、包容、有效的共同诉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从愿景到现实的完整实践路径。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与全球发展倡议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十余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雕细琢的“工笔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相呼应，共建“一带一路”同样经历了从倡议提出到制度化推进的过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在总纲中明确写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之成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一入章表述有三层含义值得注意：其一，共商共建共享被确立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原则，强调合作各方平等参与、共同受益；其二，“一带一路”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章相关表述中相互衔接，体现了总体愿景与实践平台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三，将“一带一路”建设纳入党章总纲，体现了将其作为长期战略而非阶段性政策的定位。
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为共建国家改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8000万人次，货物运输突破9000万吨，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样板；雅万高铁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显著改善了沿线交通条件，累计发送旅客超1800万人次；秘鲁钱凯港2024年11月开港后，中秘间单程海运时间缩短至23天，2026年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70.94%；中欧班列开行量突破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为亚欧经贸往来提供了重要物流支撑。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5年，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7.6%，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同比增长10.8%。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25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金额同比增长约75%，达到创纪录的2135亿美元，主要由大型能源项目和绿色能源主导。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丝路电商”伙伴国增加至36个，跨境人民币结算在共建国家中加速发展。中吉乌铁路建设如火如荼，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投入运营，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持续拓展。
“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国际参与，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模式。传统模式下，发达国家往往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或贷款，将自身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种模式上的根本差异，正是它能够在短短十余年间获得如此广泛响应的深层原因。它不是要取代现有国际合作体系，而是要提供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包容的替代性选择。
从更深层次看，“一带一路”建设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中心—边缘”国际分工格局的结构性突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和制度优势，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原材料供应和低端制造的边缘位置，自身则占据价值链高端，攫取超额利润。这种格局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手段，将边缘地带打通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使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自中心”，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这不再是“中心”对“边缘”的单向支配，而是多节点、多向度的平等合作网络。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一实践触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俘获型”分工结构——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销售渠道和品牌，将发展中国家限制在低附加值环节，实现剩余价值的跨国转移。“一带一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合作和加强技术交流，帮助共建国家突破低端锁定，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更加均衡、包容的方向重构。
五、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布局，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双边关系支撑。理念、格局、方案、平台，最终都要落实到国与国的具体交往与合作之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强调“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两次党代会报告一以贯之，把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确立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支柱。
目前，中国建交国总数达183个，同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拓展。
中国伙伴关系体系内涵丰富、形态多样，包含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等不同类型，同时同部分国家建立双边命运共同体。各类伙伴关系服务于双边实际需要，不构成统一等级序列。双边命运共同体，是伙伴关系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共识安排。
从地理分布看，这张网络真正做到了遍布全球。中国同周边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强各领域交流，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同中南半岛和中亚国家在双、多边层面实现共建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同东盟、非洲、阿拉伯国家、拉美、太平洋岛国等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相继展开，为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注入强劲动能。53个非洲建交国中绝大多数与中国建立了各类不同的伙伴关系，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等政策举措进一步拓展了双方合作空间。中国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或类似关系。中国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拉启动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太平洋岛国打造“七个合作平台”。
伙伴关系网络的鲜明特征是“结伴不结盟”。它不针对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小圈子”，不谋求势力范围，而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发展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合作关系。这种灵活开放的双边合作安排，既保持了战略自主性，又形成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基础，为多边层面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双边支撑。
从战略思维上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体现了广泛团结合作、不断扩大国际合作共同利益的理念。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其精髓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重视团结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战略思维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中国致力于同一切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国家和人民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对传统国际关系模式的深刻反思和根本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对抗为目的、以排他为特征，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产物；而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以合作为目的、以开放为特征，体现的是一种正和博弈的思维。这种差异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世界观层面的——前者把世界看作一个需要争夺和控制的战场，后者把世界看作一个需要共同建设和维护的家园。
更深一层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长远价值。它不是一次性搭建的固定框架，而是通过持续的双边交往、真诚合作和政治互信逐步织就的开放网络。不同伙伴关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构成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这张网络不是僵硬、封闭、排他的，而是开放、灵活、包容的。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合作需求，选择适合的合作领域和方式。这张网络也不是依附性的、单向度的，而是平等的、互利的、双向的。各方都是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都有自己的发展诉求和合作意愿。这正是中国对世界秩序变革最深刻的贡献。它用实践表明，国家之间的交往可以超越结盟对抗和霸权依附的旧逻辑，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更加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这就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双边关系基础。
在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同时，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为此，中国持续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促进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通过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努力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六、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与深化多边机制合作
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与深化多边机制合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布局，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区域实践。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构建周边、亚太、中非、中拉、中阿、中国—中亚等区域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同区域不断获得具体的实践载体。
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布局呈现出清晰的层层递进逻辑——从周边到区域、从区域到全球，逐步扩展、逐步深化。周边是首要，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工程开花结果，中巴经济走廊带动25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创造超过23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中亚机制2023年在西安举行首届峰会，2025年第二届峰会在阿斯塔纳举行，同年中国同中亚五国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63亿美元，中国首次跃居中亚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
在亚太方向，习近平主席从2013年巴厘岛提出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到2025年APEC庆州峰会强调“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十余年间持续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2026年，APEC再次进入“中国时间”，中方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为亚太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在非洲方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最早提出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已提升到“全天候”层级。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方宣布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2026年5月，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覆盖近9000个税目产品，为中非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阿拉伯方向，中阿合作论坛已建立19项合作机制，2024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宣布将于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在拉美方向，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启动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树立南南合作典范。
这一布局的内在逻辑十分清晰：周边是首要，中亚和东南亚是先行区，亚太是战略依托，非洲、阿拉伯、拉美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边到区域、从区域到全球，层层递进、逐步扩展，最终指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愿景。
在多边机制层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两大重要平台，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从2001年成立时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5个对话伙伴。“上合大家庭”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总面积约36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逾34亿，经济总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历程体现了组织吸引力的不断增强：2017年印度、巴基斯坦加入；2023年伊朗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加入，成员国数量首次实现两位数突破；2025年天津峰会给予老挝对话伙伴地位。25年来，上合组织从聚焦地区安全拓展到50多个合作领域，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同样经历了历史性扩员。从2006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到2009年领导人首次会晤，2011年南非加入形成“金砖五国”，再到2017年厦门会晤开创“金砖＋”模式，金砖合作不断深化。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作出历史性扩员决定，2024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正式成员，2025年印度尼西亚加入，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尼日利亚成为伙伴国。如今的“金砖大家庭”拥有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总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占全球近三成，贸易总额占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金砖合作由此进入连续的“东方时间”。
上合组织是首个中国参与创建、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是成员国平等协商的产物，遵循“上海精神”，不搞地缘集团。“上海精神”的核心内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正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集中体现。金砖合作机制则从最初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逐步发展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机制。2024年喀山峰会上，中方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五大方向。2026年新德里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进一步丰富了金砖合作的内涵。
区域命运共同体与多边机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区域合作范式。传统大国崛起往往伴随区域霸权的建立——划定势力范围、组建军事同盟、排斥域外力量，将区域秩序纳入自身霸权体系。中国推动构建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和多边机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安排，不设准入门槛，不谋求区域霸权，而是以开放包容为原则、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平等协商为方式，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从周边到亚太、从非洲到拉美、从阿拉伯到中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不断拓展，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现实的“区域拼图”。每一个区域命运共同体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特定区域的实践形态，每一个多边机制都是全球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的制度载体。当这些“区域拼图”逐步拼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图景就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受益的具体实践。
七、正确义利观与新时代中国外交哲学
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正确义利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在贯通，是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交往的价值标尺。它既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路径，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深层价值支撑。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此后多次作出重要论述，使之成为指导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理念。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这一理念的重要地位。
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是义利相兼、先义后利。习近平主席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这一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个维度上都得到体现。政治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经济上，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文化上，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安全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中非合作是正确义利观最生动的体现。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设以来，中非基础设施、产能、贸易、民生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中国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强调“授人以渔”，通过技术合作、人才培训、产业发展等方式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
在周边方向，中国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多年来，逐步形成深度交融的利益格局。中国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推动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中国—东盟合作从传统贸易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持续发挥辐射效应，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园”等产业合作稳步推进，区域产供链融合不断深化，在区域合作中体现了弘义融利的大国担当。
正确义利观的哲学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义与利对立统一的原理。义与利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坚持义在利先、以义导利，就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实现互利共赢；反之，将利益绝对化、狭隘化，奉行“利益至上”、“零和博弈”，最终只会陷入孤立。正确义利观正是对这一辩证关系的自觉把握，既承认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又拒绝将其推向极端，在义利统一中开辟国际合作的新路径。
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神底色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贯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的重要精神品格。敢于斗争解决的是“敢不敢”的问题，善于斗争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应对风险挑战的核心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局势深刻变化，面对无理讹诈和极限施压，中国外交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展示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的意志和决心，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
敢于斗争，体现在不回避矛盾、不畏惧压力。对于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的错误行径，坚决予以反对和必要反制，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性主张——不是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推动其改革完善；不是组建排他集团，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倡导合作共赢。
善于斗争，体现在讲究策略、注重实效。不是“四面出击”、“打倒一切”，而是以建设性姿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凝聚最大公约数，以共建“一带一路”、四大全球倡议等务实平台深化国际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博弈中推动合作。这证明，一个大国可以不依靠结盟对抗和霸权扩张，而是通过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赢得世界各国的真心认同和广泛支持。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内在统一的。斗争不是目的，而是维护正当权益、争取和平发展环境的必要手段。斗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合作。斗争不是对抗，不是制造对立，而是坚持原则、守住底线、争取团结。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逆风越劲，开放的信念越坚定。
党的二十大将“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纳入“三个务必”，将“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202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将“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之一，深刻揭示了这一精神品格在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敢于斗争，就是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不回避、不退缩；善于斗争，就是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原则问题上坚定立场，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生动运用——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保持策略的灵活性，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斗争中谋求合作。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四大全球倡议，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引领下全面推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以历史主动精神回应时代之问，以建设性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开放包容胸怀扩大国际合作，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路径，在回答时代之问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仅着眼于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致力于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进程中不断展现新的作为。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时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