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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彪，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冯小恬，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当前，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大国关系逐渐由合作为主转向竞争与合作交织的新阶段。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是需要两国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中美两国在关系韧性的基础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突破了“零和博弈”思维，超越了传统战略稳定侧重军事威慑与军备控制的分析范式，更是在多极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探索大国关系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为理解新时代大国竞合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大国竞争虽仍是未来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但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将更多依赖于持续性的战略沟通、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以及国际制度供给，而建设性战略稳定正是实现竞争可控、风险可控和合作可持续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建设性战略稳定 大国竞合 中美关系 韧性
当前全球权力格局正在经历深度重塑，各类国际危机接连不断，国际力量格局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传统西方主导秩序相对衰落以及全球性安全问题日益复杂且互相交织。大国之间的互动态势，直接左右着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的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双方的战略博弈早已不局限于传统军事安全范畴，而是已蔓延到科技、产业链、国际规则、数字空间等领域。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粮食短缺、公共卫生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难题接踵而至，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独善其身。一边是各领域竞争不断加剧，一边是诸多共同难题迫使各国必须携手协作，这种充满张力的现状，构成了当前大国互动的底色。
2017年至2026年，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复杂动荡的历程。2023年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以来，中美两国重启多领域对话渠道，双边关系逐步止跌企稳。2024年至2025年，两国元首多次通电话、举行双边会晤，持续推动务实合作与分歧管控，证明大国即便存在结构性矛盾，依然能够通过主动沟通塑造稳定预期，有效管控分歧和冲突范围。但与此同时，地缘摩擦风险仍然存在，科技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领域的对抗并未完全消解，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与复杂性依然突出。在复杂的背景下，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此次会晤，既标志着中美关系在复杂与韧性交织的背景下，开始朝着建设性战略稳定方向建构和发展，也为新时期中美竞合关系划定了框架。
一、战略稳定的理论演进
（一）传统战略稳定
传统战略稳定理论诞生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核对峙的特殊环境，整套逻辑依托“相互确保摧毁”机制，让双方都忌惮先发打击和冲突升级，最终形成建立在核威慑平衡之上、被动维持的稳定状态。这种平衡高度依靠核武器的毁灭性威慑力，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军备管控、信息透明、危机磋商等一系列管控手段。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这套理论既难以阐释大国多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也无法给出既能约束博弈冲突又能拓宽共同合作空间的可行治理思路。
后冷战时期，单极格局与非传统安全兴起推动理论转向改良，其中“复合战略稳定”框架将经济相互依赖、网络安全、太空博弈等纳入分析范畴。深度的经济贸易、产业链嵌合能够提高冲突成本，约束大国对抗行为，形成“经济压舱石”效应；常态化的对话机制、危机管控渠道等，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避免误判升级。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基本契合复合战略稳定的特征，整体关系在摩擦中保持稳定。
2017年以来，复合战略稳定机制承受着不小的冲击。美国实行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不断弱化经济相互绑定带来的约束效果，科技赛道上非此即彼的对抗思维一步步瓦解双边合作的根基。全球地缘对立态势持续加剧，多条常规沟通协商渠道时常中断，依靠各类机制维系稳定的实际作用明显减弱。更关键的是，复合战略稳定仅仅停留在被动守住现有国际秩序，没有形成主动搭建合作框架的理论指引，很难适配大国博弈加剧常态化的整体走向。
（二）建设性战略稳定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力图摆脱过去大国要么对抗、要么同盟的固化选择。这一思路更加契合现实局势，它正视大国竞争的客观存在，并不幻想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双方分歧。同时，它主动构建相处模式，借助制度规范和领域内的实际合作划定博弈底线，降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持续注入正能量。
这种定位的深层价值，一是稳定预期，为两国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减少因信息模糊可能导致的误判与过度反应；二是打破“竞争主导一切”的叙事逻辑，将全球公共事务、民生领域合作等从大国博弈中剥离出来，实现议题分离、分层治理；三是为世界大国相处提供非对抗性的实践样本，跳出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转移的话语和思维陷阱。
习近平主席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四个稳定”条分缕析、逻辑清晰，合作是主基调，竞争是有边界的，分歧是可控的，和平是可期的。
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战略误判常常会推动大国矛盾持续激化，而建设性战略稳定把合作放在首要位置，主张搭建多层级、常态化的沟通平台，清晰传递各国自身的战略规划，扭转把他国发展视作自身安全威胁的极端安全观念。这一思路并不奢求彻底抹平各国认知上的分歧，而是依靠不间断的交流减少信息差，让各方对彼此行动形成稳定预判，防止因为误判对方政策和行动，让矛盾朝着冲突方向不断升级。
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建设性战略稳定并不认同大国之间利益只能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固有看法，而认同各大国之间存在大量休戚与共的共同诉求。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尝试把粮食安全、禁毒等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协作固化为长效机制，打造多方利益交汇的合作载体，能够形成互惠共存的利益联结，弱化各方相互对立的诉求，给双边关系留出缓冲空间。即使双方存在竞争的领域，也能通过共同磋商确立统一行为准则，划定各自利益边界，防止零和博弈彻底走向极端对立。
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中国领导人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分歧是常态，要正视结构性矛盾，它不会短期消失。重要的是要承认制度、发展道路、价值理念差异是客观常态，分歧不等于对抗。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通过高层对话、军事沟通、危机管控机制常态化，划定风险边界，建立冲突“缓冲带”，避免局部摩擦演变为系统性对立，防止关系剧烈震荡。在很多领域，中美之间的分歧可能长期存在。这些问题既有深层的认知差异，也有具体的利益分歧，而稳定的关键，在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沟通，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对话渠道，双方最高层持续释放不寻求冲突、不进行战略突袭的清晰承诺，通过国内叙事管理抑制螺旋上升的敌对想象和危险话语建构。
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战略”不是短期经贸、外交战术，而是覆盖核安全、地缘政治、科技、全球治理、双边根本利益等长期、全局、国家安全层面的顶层安排。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跳出“大国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逻辑，把不冲突不对抗作为不可动摇的底线。立足长远战略视野，保持政策连续性，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与发展权利，构建可长期预期、可持续的和平共存格局。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表明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美正从全球战略稳定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双边关系，也有意愿共同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公共产品。
（三）中美关系韧性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充分展示和释放了中美关系本身具备的韧性。中美关系并未因竞争加剧而失去韧性支撑，这种韧性恰恰是建设性战略稳定能够落地的现实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其发展方向。过去十年间，中美关系多次经历严重冲击，但每次低谷后高层会通过互动重启对话机制，说明双方对冲突失控的代价存在底线共识，也存在结构性共同利益，因此中美关系具备回调和修复的韧性。
尽管美国持续推动“去风险”与高端脱钩，但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仍保持逆势增长，中间品、农产品、能源产品的供需依存度仍处于高位。这种深度利益捆绑构成了两国关系波动的“缓冲垫”，避免竞争向全领域深度扩散。在化解地区冲突、反恐、气候治理、禁毒等领域，两国利益高度交汇，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无法绕开彼此，这种结构性需求和相互依赖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使在关系最紧张时也能延续合作关系。
中美关系韧性的存在，也直接凸显了建设性战略稳定中“建设性”三个字的独特价值。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对传统战略稳定理论的拓展与升级，它立足大国竞合共生的现实，以主动的制度设计塑造可预期、可调节、可持续的大国互动秩序，其区别于传统核稳定的本质是从“被动制衡”转向“主动塑造”。
在承认大国结构性竞争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建设性战略稳定突破传统威慑逻辑的理论范式，通过常态化沟通消解战略误判，以共同利益合作对冲零和对抗，以分层化的冲突管控机制阻断风险外溢，以韧性为建设性提供支撑、为竞争提供缓冲和兜底，最终实现“竞争不失控、分歧不激化、合作有空间、冲突可缓释”的积极战略平衡状态。
二、中美竞合新态势
作为全球综合国力最强、互动关系最复杂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的演进方向直接决定全球战略稳定的整体态势。与冷战时期美苏围绕意识形态和军事优势展开的全面对抗不同，中美竞争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性特征，其根源不仅来自国家利益分歧，也来自国际秩序调整过程中权力、规则和发展模式之间的深层博弈。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釜山会见特朗普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振兴同特朗普总统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
（一）新时代中美竞合的核心特征
第一，竞争常态化。中美是当今国际格局中综合实力最为接近的两大国家，双边关系也发生了明显转变：过往合作占据主流位置，如今已经步入竞争居于主导的新阶段。
近几年，美国接连推出针对高新技术、核心产业链、外资准入、出口管控等领域的各类政策，意图依靠技术封锁、重塑产业分工、主导国际规则等方式保住自身竞争优势。中国始终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一边推进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搭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一边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规则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优化。在此背景下，双方博弈早已不局限于以往的经贸摩擦，而逐步延伸至前沿科技、数字产业、金融体系、全球供应链、海洋权益、多边机制建设等方方面面，竞争全面铺开、长期持续的特征愈发突出。
需要客观看待的是，两国博弈格局不会依靠短期政策调整得到扭转，本质是全球实力格局此消彼长带来的长期趋势。竞争常态化意味着双方必须接受这一客观现实，不能寄望对立态势短期内消失。这也是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基本出发点：首先正视大国竞争的客观存在。竞争本身并不会动摇整体战略平衡，真正带来风险的是缺少边界、不受规则约束的无序对抗。
当竞争成为大国互动的常态，维护战略稳定的重心就不再是彻底消除竞争，而是努力实现良性竞争。同时，承认中美国情不同、文化各异，有分歧在所难免，但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借口。历史经验表明，中美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增信释疑，通过务实协商管控风险，让分歧处于可控状态。这一点也正是建设性战略稳定与冷战时期传统战略稳定理论最大的区别。
第二，竞争领域全域化。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大国竞争主要集中于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领域，那么当前中美竞争已经突破传统安全范畴，逐步形成涵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产业链、网络空间、人工智能以及外层空间等多个领域的综合竞争格局。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焦点。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既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未来军事能力建设。科技优势正在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影响国际战略平衡的新变量。在这一背景下，技术创新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供应链重组、产业链调整、能源安全和关键资源竞争不断加剧，经济政策越来越具有战略属性。经济全球化虽然增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但也使经济联系成为战略博弈的重要工具。经济层面的博弈和安全领域的对抗深度缠绕在一起，各国之间的竞争早已不再单一，呈现出多重维度交织的复合形态。网络、太空两大全新战场，更是拓宽了衡量战略稳定的边界。网络攻击门槛低、事后追查难度大，一旦发动就能大范围波及各方，轻则瘫痪交通、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重则造成两国对彼此意图的严重误读，直接激化矛盾。太空则是各方争相抢占的长远战略高地，军事化发展势头持续走高，卫星通信、导航定位、太空侦察等能力，已经成为大国比拼实力的关键抓手。
但现阶段，这两个新兴领域都没有一套成熟、具备约束力的国际规范，各方博弈很容易跳出原有的管控框架，冲突风险随之上升。更值得关注的是，各领域博弈并非孤立存在，科技封锁会加剧经贸摩擦，经贸对立会恶化安全认知，安全对峙又会反向推动更严苛的技术限制，形成跨领域的传导循环。
第三，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不断加剧并不意味着合作完全消失，这是当前大国关系最显著的新特征，也是建设性战略稳定能够解释的重要现实。近年来，中美在科技、经贸、安全等领域竞争持续升级，但双方并未完全中断合作机制。围绕气候变化、禁毒合作、公共卫生、金融稳定以及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中美仍然保持着必要沟通。不管是元首外交还是经贸、防务等多条线下的常态化沟通渠道，尽管时常会受外部局势影响出现起伏，但整体上还是维持着持续对接的状态。这也表明，在各国深度联系的当下，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非非此即彼，二者共同构成了现阶段国家交往的常态。
单纯的竞争离不开合作来划定底线约束。双方博弈越是趋于激烈，越要搭建稳定的对话途径、完善风险处置办法，否则局部矛盾就有可能扩散演变为大范围的整体对立。回看近几年中美高层会面与各类外事往来就能发现，即便双方分歧客观存在，但两国始终反复强调互相沟通。这种沟通并不奢求抹平所有分歧，核心是避免信息偏差，防止突发事态不受控制地升级。
因此，建设性战略稳定强调在竞争加剧背景下仍然维持合作，指明中美合作要看大势、看主流。两国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拉长合作的清单，做大合作的蛋糕，就能为战略稳定添砖加瓦。合作并不能消除竞争，但能够降低竞争成本，增强风险管控能力，为双方保留政策调整空间。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可能呈现出“竞争长期存在、合作有限维持、风险持续管理”的基本格局，而不是重新回到全面合作或全面对抗的状态。
（二）大国互动衍生的连锁效应
大国竞争的一个显著新特征，是其引发的风险极易产生跨区域的连锁反应，原本孤立的热点问题被迅速“链接”到更大的对抗叙事中。
乌克兰危机消耗了美国的军事资源和外交注意力，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面临更大压力。美国的一些盟友开始担忧：如果美国在欧洲被牵制，其在亚太的威慑承诺是否依然可靠？这种担忧促使日本、澳大利亚等加强自身军备，甚至出现关于“核分享”的讨论。而这类动向又会被中国解读为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从而促使其加强相应的军事准备。于是，一场欧洲的地面冲突，通过安全承诺的链条，加剧了亚太的海空紧张。类似的逻辑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同样存在。
这说明，今天大国竞争中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传统的、针对单一热点的“灭火式”管控常常陷入被动。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思路，则是要主动识别这些连锁传导的关键节点，并设法设置“隔离阀”，避免在某些共同关切的领域因为地缘摩擦而中断合作，实行一定程度的“议题脱钩”。这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却能防止冲突无限泛化，为关系留存回旋余地。
元首外交也发挥了“护栏”作用。在近年大国博弈的喧嚣中，中美元首的多次会晤和视频通话，成为维系最低限度稳定的关键手段。这类顶层互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澄清战略意图。最高领导人直接沟通所传递的信号具有最高权威。美方领导人“不寻求新冷战”“不支持台独”等公开承诺，即使在国内执行中可能打折扣，也为中方提供了可引证、可追究的外交依据。同样，中方关于“无意取代美国”等表述，也有助于缓解美方的战略焦虑。二是赋能机制建设。元首共识为后续工作层的经贸对话、军事合作、人工智能磋商等提供了政治动力和授权。近年来中美在恢复军事沟通渠道、建立经济与金融工作组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几乎都离不开最高层的直接推动。
当然，元首外交十分依赖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合作意愿与理性判断。把元首会晤形成的共识转化为稳定性更强的长期机制与正式协定，是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建设性战略稳定适配中美关系的内在逻辑
作为大国关系的核心变量，中美关系能否实现稳定，直接关系全球战略格局的整体走向。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之所以能够适配中美关系，既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支撑，也有持续推进的外交实践基础。
建设性战略稳定为何适配中美关系？如果说竞争长期化、竞争全域化以及竞争合作并存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大国竞合关系的基本特征，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区别于传统战略稳定的实践逻辑，是因为它能很好地实现危机管理常态化。冷战时期，战略稳定主要依赖核威慑形成的“恐怖平衡”，危机管理更多是在重大军事危机发生后，通过热线沟通、军控谈判等方式防止局势升级。而当前国际战略风险不再集中于战争边缘，而是广泛分布于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地区热点、网络空间等多个层面。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近年来双边竞争不断深化，但双方始终没有放弃战略沟通。近年来中美持续推进的元首外交与多层级对话机制，已经为建设性战略稳定落地搭建了基本框架。其中，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划定底线、指明方向，是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顶层引领。从巴厘岛会晤到旧金山会晤，再到今年5月的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深入沟通，明确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相处原则，划定了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为各领域合作与分歧管控提供了战略指引，构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认知互信与规则共塑基础。
当竞争成为国际关系常态之后，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越来越依赖持续性的政策协调，而不是一次性的危机处理。战略沟通机制不仅承担信息交换功能，更承担战略预期管理功能，即通过及时传递政策信号，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战略误判。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慑。
如今，区域内各类矛盾热点和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绑定得越来越深。欧洲安全格局、中东冲突，还有亚太诸多悬而未决的地区议题，都会随着大国关系起伏产生相应变化。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影响不断向外扩散，局部冲突渐渐演变成各方角力的平台，外部势力一旦插手，局势就容易持续激化。只靠以往单纯的军事威慑，已经很难稳住区域局势。想要把控风险，就需要搭建一套综合性治理框架，兼顾外交协商、危机实时沟通、统一行为规范和区域多边协作，以此把地区冲突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各类前沿技术快速迭代，也让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变得愈发有现实必要。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装备、高超音速武器这类新式战略工具大幅压缩各国的研判与处置窗口，一旦出现摩擦，局势升温的速度会远快于以往。尤其是网络与AI领域，至今没有成型且具备约束力的全球规范。不管是技术层面的误判，还是系统意外失灵，都有可能快速发酵，一路升级成外交僵局，极端情况下还会引发军事对峙。
因此，现阶段处理大国关系的核心目标，早已不再只是简单规避战争，而是长期、有序地管控双方博弈。大国之间存在竞争是客观事实，但人们可以借助相关制度安排，规范竞争的手段、划定博弈底线、调节对抗节奏。这也说明，建设性战略稳定所倡导的常态化对话、风险提前预警、机制化协调等举措，是保障当下大国竞合格局总体平稳的关键依托。
三、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现实困境
尽管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具备一定现实基础，但也存在三重结构性矛盾，影响着新型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
（一）战略互信持续弱化
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运行建立在最低程度战略互信的基础之上。这里的战略互信，并非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利益分歧，而是各行为体能够对彼此战略意图保持基本认知，能够通过制度化沟通降低误判风险。然而，在当前国际力量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互信呈现持续弱化趋势，竞争逻辑不断向安全逻辑转化，使竞争更容易被赋予安全含义，进而削弱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现实基础。
面对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产生强烈的霸权焦虑，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将俄罗斯定位为“直接安全威胁”，试图通过围堵、打压、分化等方式遏制多极化进程，维护单极秩序。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北约亚太化”、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等政策，说到底都是维护霸权的手段。这类举措不断消耗大国之间来之不易的互信，还极易催生阵营对立的隐患。只要霸权思维没有转变，大国之间就很难构建起真正平等、可持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战略互信持续走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单单局限于两国双边交往，还极易借着各类区域安全问题向外扩散。近些年中美在台海态势、南海海上活动等事务上的多次交锋，也直观体现出区域热点已经成为双方战略竞争的主要交锋场域。
建设性战略稳定主张依靠长期不间断的战略对话，让各方形成稳定预判，该理论并不谋求彻底消弭大国博弈，而是希望在持续竞争的过程中持续修复彼此互信。但就目前现状而言，重建战略互信的阻碍重重。一是双方博弈覆盖的领域不断拓宽，各类分歧交织在一起，处理难度大幅上升。二是各国国内政局、理念分歧、民间舆论等外部因素持续抬高双方沟通协调的成本，进一步动摇了支撑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互信根基。由此可见，互信缺失既是落地建设性战略稳定需要直面的核心难题，也是各类地区摩擦反复出现的重要根源。
（二）新兴技术竞赛与治理规则缺失的双重阻碍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太空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大国竞争的形态与规则。一方面，新兴技术兼具经济价值与军事价值，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技术军备竞赛持续升温；另一方面，全球层面的技术治理规则严重滞后，缺少统一的行为规范与管控机制，形成了“竞赛加速、规则缺位”的双重张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军用智能系统、深度伪造技术、自主杀伤武器不断迭代，正在重塑冲突模式和危机发展路径，不仅更容易触发摩擦，还会大幅提升各方误判的概率。可现阶段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具备强制效力的人工智能军备管控协定，大国之间也没能形成统一的AI安全行为规范。太空领域面临相似困境：反卫星装备快速发展，太空军事化趋势持续提速，但有关外太空军备管控的多边谈判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能够约束各方的太空安全规则十分匮乏。
相关规范的空白，会进一步放大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各国都忌惮对手在前沿技术领域拉开差距，因此不断加码相关研发投入，由此陷入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军备竞争。竞争态势持续激化，又会让各国更难达成统一规范，就此形成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如果这种状态长期延续，新兴技术赛道很有可能演变为新的矛盾爆发点，给全球整体战略平衡带来剧烈冲击。
（三）联盟政治强化安全困境
当前，全球地缘热点问题持续发酵，乌克兰危机延宕不决，中东局势动荡不安，亚太地缘博弈加剧，大国陷入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地缘对抗消耗了大国大量的战略资源与外交精力，挤压了全球合作的空间。
联盟体系的不断扩张也解释了大国博弈为何持续向区域安全层面蔓延。最近一段时期，国际安全局势明显出现抱团对立的趋势，部分国家不断加固军事同盟、搭建各类小型多边安全机制，借此扩张自身在区域内的话语权，原本两国之间的博弈，慢慢演变成多方拉扯的战略对抗。这种变化不光让区域安全架构变得错综复杂，还破坏了维系建设性战略稳定所必需的合作氛围。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随着安全合作机制不断调整，各方围绕地区规则、军事部署以及战略存在展开新的互动，地区国家在安全与发展之间面临更加复杂的政策选择。
站在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分析角度来看，同盟体系本身并不会直接引发区域冲突，它带来的核心负面影响，是不断挤压各方开展战略协调的余地。如果各国将安全保障完全寄托于同盟框架，双边直接对话的价值就会被弱化，一旦出现危机，各方能够让步、协商的空间会大幅收窄，局部矛盾很容易升级为多方纠缠的复杂安全难题。这也说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不能只着眼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往来，还要同步推进区域安全相关机制搭建。依靠深化地区层面常态化、制度化合作，能够有效对冲同盟博弈给整体战略平衡带来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风险、粮食与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难题不断凸显，世界各国对各类全球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上涨。但大国间持续博弈，直接造成全球公共资源供给缺口巨大。不少国家不愿为全球治理分担更多投入，甚至把公共资源当作博弈手段，把气候协作、粮食援助、疫苗分配变成争夺地缘优势的筹码。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也是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必须化解的现实阻碍。
四、建设性战略稳定塑造中美竞合关系的实践路径
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当前的现实态势与深层制约，应逐步推动大国竞争回归良性轨道，构建持久、包容、韧性的全球战略稳定体系。
（一）重塑战略沟通机制
建设性战略稳定并不以彻底消除竞争为目标，而是致力于管控竞争的边界，完善竞争规则。当前，任何试图通过短期政策调整就彻底改变竞争格局的设想都缺乏现实基础。因此，大国需要突破传统“危机发生后再沟通”的被动思维，逐步建立以持续性战略沟通为核心，以关系韧性建设和务实合作为基础的竞争治理机制，使沟通成为竞争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危机时期的临时安排。
战略沟通的价值在于稳定预期、减少误判。近年来，中美关系虽经历了较大波动，但双方仍保持元首外交以及安全、经贸等多层级沟通机制，这表明双方均认识到沟通对于维护双边关系总体稳定的重要意义。从建设性战略稳定视角来看，这种沟通机制的作用并非消除竞争，而是在竞争过程中不断校正双方战略认知，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引发危机升级的风险。
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战略沟通由危机管理向日常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一是完善元首外交、高层战略对话和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形成覆盖政治、安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常态化沟通体系；二是加强专业层面的风险交流，围绕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网络安全、太空活动等新兴领域建立技术性对话平台，提高双方对新型安全风险的共同认知。通过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沟通机制，将竞争纳入规则化、可预期的轨道，是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实践基础。
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美国霸权的战略底色，不能对其对华政策的长期缓和抱有幻想。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是常态，缓和往往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策略性调整，虽然也有结构性及韧性因素在发挥作用，但当前更多仍是策略性的调整，因此中国要保持战略耐心与战略定力，不因一时的关系缓和就彻底放松警惕，也不因一时的摩擦升级就否定合作价值，而是要持续不断地建设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的根基。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政策反复、规则破坏、地缘挑衅等情况，要有稳定的心理预期与反应框架，避免随美方政策节奏被动摇摆。
（二）完善国际制度供给
随着战略竞争不断向新兴领域拓展，传统的战略稳定机制已难以覆盖新的竞争领域。建设性战略稳定强调竞争治理必须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而制度建设不仅包括双边规则，也包括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公共规则供给。换言之，战略稳定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当前国际制度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规则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新的治理议题，但国际社会尚未形成获得广泛认可的行为规范。部分传统多边机制应对重大安全议题时，更是被证明能力有限，无法有效作为。在此背景下，推动国际制度创新已成为维护战略稳定的重要任务。
具体而言，一是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原则。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外层空间活动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建设，增强国际制度对新兴战略竞争的约束能力。二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协调作用。加强不同地区安全机制之间的衔接，形成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战略稳定体系，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鉴于美方政策摇摆不定，很容易造成官方对话渠道时断时续。中国应当搭建多层次、灵活可调的沟通体系，争取做到官方层面沟通停滞时可依靠民间力量接续交流。仍要推动元首对话、各部门日常磋商这类官方交流长期开展。与此同时，深耕智库研讨、地方合作等非官方往来，当官方谈判陷入停滞，彼此依然能够传递信息。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加大通过互联网沟通普通民众的能力，加大两国网民的交流，避免美国民众被部分美国政客蒙蔽。另外还需要提前规划风险应对方案。针对美方后续可能推出的单边限制、技术壁垒加剧以及地缘层面的挑衅行为，备好分等级的应对手段，按照挑衅程度差别化采取对应举措。
（三）深化全球公共安全合作
如果说制度安排构成了战略稳定的“骨架”，那么实质性的利益合作便是赋予其生命力的“血肉”。大国关系的稳定性最终取决于双方在多大程度上从维持稳定关系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利益。因此，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落地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合作如何产生足够强劲的内生动力？
建设性战略稳定并不否认竞争的客观存在，但强调竞争不能成为阻碍国际合作的理由。事实上，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安全挑战具有明显跨国属性，无论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生物安全，还是人工智能治理、能源安全、供应链韧性，都超出了任何单一国家的治理能力。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广泛竞争，但在全球公共安全领域依然拥有广阔合作空间。
实践表明，功能性合作往往是缓解战略竞争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美虽然在科技、经贸等领域竞争持续加剧，但双方仍围绕禁毒合作、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安全等议题保持沟通。这种合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面合作，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有限合作，其价值在于为双边关系保留必要的稳定因素，为竞争关系设置“安全阀”。同时，优先选择共识度高、民生属性强、地缘敏感度低的领域切入，推动合作项目实体化、机制化。即使双边关系遇冷，已落地的具体合作也能保留合作，待环境好转时快速扩容。这种分散化、多点位的合作布局，能够有效降低美国政策反复对整体合作格局的冲击，保障合作的连续性与韧性。
未来，应进一步拓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一是围绕人工智能治理、数字经济规则、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深化政策协调，提高国际社会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能力；二是鼓励国际组织、智库、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安全治理，形成政府间合作与社会合作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格局。通过扩大合作领域、丰富合作主体、创新合作方式，实现竞争关系由零和博弈向合作治理的逐步转化。
五、结语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调整，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影响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变量。与冷战时期以军事威慑和核均衡为核心的战略稳定不同，当代国际战略竞争呈现出长期化、全域化、复杂化特征，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传统战略稳定理论在解释新时代大国关系时面临一定局限。建设性战略稳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大国之间存在竞争属于常态，但各类博弈必须划定清晰界限、遵循统一准则、守住不可触碰的红线；各国难免产生立场分歧，而化解矛盾的最优路径是持续沟通磋商，而非激化对立、走向正面对抗。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建设性战略稳定不能视为过去传统战略稳定理论的简单延伸，而是国际层面战略平衡思路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今后，大国博弈依旧会是国际政治常态，但有竞争不等于一定会走向冲突。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合理诉求，持续完善各方战略对话渠道，共同推进国际规则体系建设，深化全球公共安全领域务实协作，把大国之间的竞争约束在可控框架里。唯有持续提升管控大国博弈的能力，才能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真正落地，为打造更平稳、包容且具备长期存续性的国际格局筑牢根基。
《当代中国与世界》（2026年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