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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于泽洋，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建设性战略稳定是中美关系进入长期战略相持阶段后形成的新定位。传统战略稳定以核威慑、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为核心，难以解释中美在经贸、科技、安全与地区秩序等领域互嵌内涵的复合关系。本文认为，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以接触合作为基础的中美关系模式几近失效，但全面战略竞争又受到复合相互依存、第三方战略自主性与全球治理需求的共同约束，中美需要形成可承受、可预期、可持续的新稳定态势。建设性战略稳定以合作积累、常态沟通、规则约束和竞争管理为运行模式，推动大国稳定由消极共存转向主动塑造。这一新定位能够稳定世界经贸预期，阻断地区冲突与大国对抗的联动，并以功能性合作和关系性“弱约束”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同时，中美需要在战略认知、制度安排与务实合作之间形成联动，推动新定位落地为切实可行的战略稳定关系状态，使双方的合作能够持续、竞争保持边界和分歧得到管控。
关键词
建设性战略稳定 中美关系 大国竞争 中国外交 全球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后冷战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塑造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自2017年以来，美国以战略竞争重构对华政策，贸易战、技术管制与盟伴协调相互叠加，中美矛盾由少数议题向经贸、科技、安全和地区秩序等领域扩散。双边关系的波动也随之传导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严重影响了地区安全和多边合作。虽然中美关系难以回到以接触为主的旧模式，但是国际社会也无法承受“新冷战”所带来的风险。面对中美关系的剧烈变化，中国始终从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维度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宏观视角出发，致力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依据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寻找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维护双边关系的基本稳定。2026年5月14日，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新定位，提出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四项原则。这无疑是本次中美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标识性成果，其理论意义在于充分承认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合作的地位、竞争的边界和处理分歧的基本规则。
尽管学界围绕战略竞争、危机管控和复合战略稳定进行了较多讨论，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尚未就其如何影响地区冲突、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调整展开系统性研究。从基本内涵来看，建设性战略稳定是以避免冲突和战略误判为底线，通过拓展合作、约束竞争、管控分歧，塑造可承受、可预期、可持续的大国关系状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契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未来国际秩序将如何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的互动方式。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建设性战略稳定与传统战略稳定有何区别和联系，是在怎样的结构性条件下生成，又对传统战略稳定作出了何种拓展？这一中美关系新定位又如何转化为维护国际安全、促进共同发展的具体实践？
二、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理论基础与生成逻辑
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源于冷战时期关于核军控议题的讨论，主要关注如何消除首先打击动机、维持危机稳定并防止军备竞赛失控。然而，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大不相同，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甚至是军事安全等领域深度关联，各领域矛盾又相互传导，传统理论分析框架难以把握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同时，如若将战略稳定泛化为所有领域的一般性稳定，又会削弱这一概念的解释力。理解这一新定位，还需将国际秩序转型、长期战略博弈及双边复杂性关系整体纳入考量。
（一）传统战略稳定的适用边界与解释限度
战略稳定框架形成于冷战时期，以核威慑和两强对峙为基本前提。随着安全议题由核领域延伸至常规、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中美经贸联系、地区秩序与战略安全又相互交织，传统框架的适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需要从稳定目标、力量对比、国际格局三个方面来审视其限度。
首先，战略稳定追求的是相互威慑下的低限度和平。威慑理论认为，只要处于威慑状态中的双方都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任何一方率先使用核武器都将遭到无法承受的报复，从而抑制先发制人的动机。但这种稳定关系没有改变双方相互敌视的本质，建立在相互脆弱基础上的稳定，也只是以核报复能力约束战争冲动，追求的是不发生核战争的最低限度和平。诚然，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以来，中美关系屡次陷入危机，且皆由美方主动挑起。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双边经济联系早已形成“确保相互干扰”的情境，尤其是中美两国的部分供应链均有断裂风险，以致双方在“贸易战”“去风险化”过程中不得不屡次谈判与合作，经贸联系在两国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是中美政界、学界诸多人士的长期共识。尽管美方期望以“冷战式”的结局来赢得对华战略竞争，但最终却并未爆发“新冷战”，更没有实现“脱钩断链”，而是形成了一种竞争与合作相交织的“不舒服的共存”状态。由此可见，传统战略稳定框架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路径依赖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需要新的制度框架来理性管控大国分歧。
其次，新技术应用使战略力量由核威慑向多域复合发展。冷战时期，战略稳定主要围绕核武库、运载工具和反导系统展开，危机升级也大多遵循常规冲突—战术核武器—战略核战争的阶梯式路径，但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推动下，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防御、网络、太空、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已深度嵌入战略军事体系。如今的战略军事体系既包括核力量，也包括非核层面的战略军事力量。在此背景下，美国在《2022年核态势评估》《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相继将核力量、常规力量、盟友能力和非军事手段纳入“一体化威慑”，并不断强化核武器低当量化、投送平台核常兼备和延伸威慑的前沿部署。作为拥核大国，美方这些做法模糊了核威慑与常规威慑之间的合理边界，率先开启核武实战化路径，事实上悖离了二战后国际社会形成的“核禁忌”观念，极大影响国际军控合作议程，也必然对核大国间战略稳定关系构建模式造成巨大冲击。
最后，传统战略稳定未能有效把握双边稳定与秩序稳定的内在联系。战略稳定框架的基本假定源于博弈论，变量选自博弈状态下的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与反馈机制，联盟组织、双边关系外的行为体通常被视为中介变量或干预变量。但从地区秩序安排的角度来看，战略稳定框架的解释效力存在一定缺陷。以亚太地区安全为例，美国以双边同盟关系为支点，又通过澳英美（AUKUS）、美日印澳（QUAD）等小多边联盟组织的联动机制，将不同盟友的安全利益嵌入其地区战略，构建了社会间纵向、政府间层面横向耦合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在该体系内，以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为代表的地区盟友不仅是美国安全承诺的被动接受者，也在主动炒作“安全议题”、创造“威慑条件”，以此来提高自身战略地位。这是一个典型的“抛弃（abandonment）—牵连（entrapment）”联盟安全困境，即安全承诺越具体、军事协同愈发深入，地区行为体的冒险空间也可能随之扩大。可以说，大国关系稳定与地区秩序稳定存在正向逻辑关系，将第三方视为边缘变量，就难以解释为何局部冲突能够牵动大国关系乃至地区安全格局。
综上来看，大国能否保持稳定，取决于双方能否形成必要共识，遵循处理重大问题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这是大国在多领域竞争中构建可持续稳定关系的来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坚持了管控冲突的底线思维，进一步将稳定概念从单一的军事力量延伸至大国关系的总体运行，为竞争设定边界，为分歧建立规则，也为合作留下空间。
（二）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生成逻辑
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提出是中美长期博弈的结果。后冷战时期以接触合作为基础的关系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试图以全面竞争重构对华政策，但无法摆脱经贸复合依存的事实，“脱钩断链”难以实现。同时，国际社会的现代性变化导致中美两国都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需要探寻契合时代特征的相处模式。
一方面，国际秩序转型削弱了原有中美关系模式的政治基础。后冷战初期，单极结构与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占据优势，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以“历史终结论”来概括世界政治的发展。在这一秩序下，作为国际体系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也单方面期望借助“接触”战略来改变中国，两国的相互依赖建立在战略和经济利益深度捆绑的基础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显现，国内出现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2010年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进一步加深了中美在结构层面的矛盾；2015年前后美国政界出现了以否定“接触”战略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拐点。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自2017年起明确以战略竞争重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又通过国内投资、盟伴协同和技术限制将竞争制度化。中美关系由此结束了原有发展模式，成为后冷战国际秩序加速转型的集中表现。当下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根基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以本国的安全、发展、身份认同作为追求的首要利益，国家本身而不是全球才是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但一个较为矛盾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并未终止，尽管美国期望以“竞赢”代替接触，却始终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且美方自身对于“竞赢”概念也没有具体定义，其方式、标准、上下限是模糊不清的。因而，原有模式已经失效，而新的模式又难以成立，需要构建一个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契合两国需求的关系模式。
另一方面，中美长期博弈使构建稳定关系成为现实需要。近十年来，美方持续扩大中美争端，在关税政策、科技封锁、意识形态等领域层层加码，试图以极限施压迫使中国让步，但归根到底难以实现“阵营化”的两极对抗。欧洲国家在寻求战略自主，以法国、德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与中等强国均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全球南方”概念重新流行，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愿意在新一轮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而是希望以不结盟、对冲的方式维护自身发展和安全利益。从事实来看，中国维持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卡脖子”攻关中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有效捍卫技术主权，削弱了美国的技术影响力，美方反而因关税成本、供应链风险和地区安全压力多次回到谈判桌前。2019年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2年巴厘岛会晤、2023年旧金山会晤又先后推动双边关系止跌企稳，美国政府也一再表示“不寻求冲突或新冷战也不寻求阻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再度挑起关税争端，中国采取稀土管控、工业磁体出口限制等举措进行对等反制，美方对华“脱钩”“去风险”宣告破产，进而提出为竞争加装“护栏”，在亚太赢得经济机遇，避免军事对抗，这至少说明美国开始正视全面竞争的现实代价。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指出，中国拒绝用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或将改变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形态，也从根本上影响国际关系，当前新疆域治理机制仍面临大量空白，作为新技术领域的两个大国，中美在该领域的治理合作不仅是内在要求，更是国际社会的刚需。
可以说，在“震荡—缓和—再震荡”的复杂关系中，中美关系正在逐渐形成某种“新均势”，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的“确保相互干扰”（Mutual Assured Disruption）也表明了中美是当前多极秩序中最强的两极。可以说，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牵动和平、稳定、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最关键变量，需要探索“并行不悖、和平共存”的相处之道。而新定位能否成为现实，还取决于能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
（三）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运行机理
建设性战略稳定承认竞争和战略互疑将长期存在，却反对把稳定建立在相互威慑之上。其关键是通过扩大合作塑造正向预期，把重大分歧纳入常态沟通，以规则限定竞争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主动塑造双边关系，使避免冲突逐步转化为共同发展，让稳定成为可持续建设和维护的关系进程。
首先，利益互补机制通过可见、可持续的合作收益增强关系韧性。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历程表明，经贸、卫生、农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能够形成稳定的利益攸关方，交流合作一旦遭受阻碍，战略互疑就会向其他领域扩散，进一步压缩理性讨论空间，而每当合作得到恢复，双边关系也会出现缓和。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只有以合作为主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才能促成两国关系的积极稳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平合作是稳定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
其次，信息沟通机制以常态沟通来降低对意图的误判。中美结构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能以消除分歧作为关系改善的前提，应尊重彼此合理利益关切，通过有效的对话接触，确保双边关系总体平稳的基本盘。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中美两国关系深刻影响国际政治走向。随着时间推移，中美之间还可能出现新的这样那样的分歧，真正危险的是在沟通中断时把最坏情形当作对方的既定意图进行揣测，并据此采取预防性行动，只有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共同遵循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稳定才能由所谓“危机管控”转变为双边关系的常态。
再次，边界约束机制把竞争纳入进可识别的领域上来。建设性战略稳定不否认大国竞争，也不预设双方对所有规则已有共同理解，而是要求明确哪些领域可以竞争，哪些手段不可使用；同时，坚决反对将竞争变成阻断对方发展的工具。例如，动用国家力量在全球范围对另一方科技企业进行围猎，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动经贸领域“泛安全化”等行为均属于恶性竞争，其直接后果就是相互打击报复，陷入双向恶性循环，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生死之争的境地。竞争是有多种多样的，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失去边界就会滑向对抗并侵蚀关系稳定。
最后，冲击吸收机制使局部危机不至于演化为整体关系破裂。20世纪人类曾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冷战对抗的痛苦经历，分裂对抗的“热冲突”“新冷战”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的发展振兴同特朗普总统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持久稳定的现实含义不代表没有关系的波动，而是波动不至于越过冲突的阈值，单一争端也不会自动外溢到其他领域，且能在危机后恢复必要的合作。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大国战略稳定不是避免冲突或“消极共存”，而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尤其要坚持履行大国责任，信守国际承诺，始终相向而行，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各自发展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总体来看，建设性战略稳定使大国关系不再停留于权力均势下的“消极共存”，也不再受制于历史与结构条件的局限性，而是通过合作积累、规则建设和竞争管理，形成可以长期维持的关系状态。积极塑造为常态稳定提供基础，常态稳定为竞争管理确立原则，竞争有度又共同服务于持久和平，为中美两国能否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答案，使两国关系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主动塑造秩序。
三、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全球意义
建设性战略稳定首先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但其影响早已超越双边范畴。中美在贸易、投资、科技、安全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政策选择，不仅改变彼此关系，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环境。中美关系紧张，国际社会就要承受产业链分化、地区风险上升和多边合作受阻的额外成本；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则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全球治理合作创造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建设性战略稳定不是所谓“两国集团”（G2）战略构想，这不符合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要求大国行为的理性克制，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可持续的政策，以稳定的双边关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一）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维护世界经济预期
国际秩序大环境变化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全球经贸市场。在全球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国际市场对政策稳定性的需求不断上升，根据世贸组织测算，国际货物贸易量增速将由2025年的4.6％下降至2026年的1.9％，受中东、东欧地区冲突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仍处于历史高位。中美两国在全球产业链网络中均处关键节点，具有较高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其辐射范围广，网络节点联系密度高，对国际市场影响较大，实现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可以提振国际市场信心，为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因素。
首先，中美关系稳定有助于提振国际市场信心。市场运行既取决于现实供求，也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跨国投资、生产布局都具有较长周期，在同一周期反复调整经贸政策会导致企业难以判断关税、投资审查、市场准入等政策能否保持连续，只能推迟投资决策、增加预防性库存，甚至放弃原本具有经济效益的合作项目。釜山会晤期间，中美就出口管制、反制措施等具体事项达成了阶段性协议，并致力于在中长期推动全面经贸关系的一揽子协议，实现经贸“压舱石”与双边关系稳定的正向“捆绑”。从今年特朗普访华来看，随行团队包括美国制造业、科技产业、农业等领域的代表，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中美合作空间广阔的信号。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就是要确保政策调适具有基本边界，促进工业、商业、产业等多要素资本流通，推动实现全球贸易正向增长。
其次，中美关系稳定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最大限度降低全球货物、人员、资本及其他要素交易成本、实现市场开放以及规则高度统一等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快速发展，全球产业分工已然形成了涵括生产、技术、物流和服务相互嵌套的网络。具体而言，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美国在技术创新、金融服务和高端消费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两国关系稳定能够使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保持联通，减少非市场化迁移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当前，中美产业交流仍面临一定阻碍，至少在科技领域难以停止竞争，更难以达成妥协，这是美方坚持的底线维度之一。但可以确认的是，中美两国在科技治理层面拥有共同利益，双方都无法接受人工智能失控所带来的全球性非对称风险，这涉及人类社会未来秩序的底盘。适度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具有一定合理性，应建立在多元参与、相互联通和风险共担的基础之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就是要维护全球产业韧性，防止全球经济再度被割裂为彼此独立的“平行体系”。
最后，中美关系稳定能够为全球发展保留更大政策空间。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增长6％，但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在全球绿地投资项目的占比接近50％，而最不发达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获得的份额却十分有限。对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发展仍是首要任务，它们既需要中国的市场、投资和制造能力，也需要同美国与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保持联系。中美扩大经贸往来会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进自身工业体系现代化建设，还能进一步加强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宏观政策协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就是要维护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使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济体量的国家都能从全球化中获得实际利益。
历史一再证明，过去中美关系的每一次积极推进，都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或许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但能减少大国关系动荡带来的非经济性干扰，使国际社会能够形成稳定预期，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持续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二）有效管控大国竞争，降低地区冲突风险
地区冲突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但冲突能否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往往受到大国互动的影响。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呈现联动趋势，台海、南海、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区与军事同盟、军事部署、核不扩散相互交织，一旦将地区问题纳入竞争议题，局部矛盾就可能获得超出其本身的政治含义，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大国竞争成为地区冲突升级的推动力量。
首先，避免地区安全议题泛化、战略化。亚太地区是中国与美国地缘政治紧张的主要区域，安全议题关涉的行为主体和利益关系也不相同，不能简单纳入战略竞争的框架。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整体研判，防止域外安全议题卷入东北亚、东南亚而导致地区形势紧张。同时，双方应避免把一项争端与经贸、科技或其他安全议题机械捆绑，也不应利用域外危机为地区扩军和阵营对抗提供理由。建设性战略稳定形成的基本认识是美国接受中国发展进程并成为拥有与美国平等地位的世界大国，中国不挑战和取代美国，尤其是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理利益关切。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的首要任务是在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内，兼顾各方利益、合理管控分歧，防止单一议题地区化、战略化，使矛盾停留在可以处理的范围内。
其次，在高度敏感问题上形成稳定的预期。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主席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美国只有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才能真正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南海问题则涉及主权权益、地区规则和海洋秩序，事关地区主导权之争。就现状来看，中国与东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截至2026年7月，已举办56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在推动海上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和收获，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增进互信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涉及第三方权益问题上，中美可以进行开放性沟通，将美方纳入多边沟通机制，从而将第三方合理利益关切纳入准备考虑范畴；同时，美方应减少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框架下开展的一系列海空行动，这类军事行动对美国盟友、国内政治具有象征意义，但无益于两国战略互信，相互克制的重点不应是要求某一方单方面放弃全部立场，而是降低行动的突然性、危险性和象征性升级。
最后，以常态化制度安排管理军事风险。伴随21世纪以来中国军力的逐渐上升，美军逐渐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看作唯一能从军事能力上挑战美国的假想敌，两军对立对峙，也爆发了多次小规模的意外摩擦。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建立常态化的高层沟通与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意外事件升级为全面对抗，中美元首在会晤中同意加强两军沟通，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表明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美正从全球战略稳定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双边关系。要求两个世界级的军事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绝非易事，可以从现有两军沟通渠道入手，完善战区热线、海空相遇规则和重大军事活动通报，逐步就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展开专业对话。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建设不是战略互信达成的结果，而是在战略互信不足条件下防止误判的必要手段。
总体来看，有效管控大国竞争是在战略互疑将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建立一整套危机防范和管理机制，以及未来的战略稳定机制。只有以必要共识稳定敏感问题，以制度规则约束军事互动，局部矛盾才有可能回到政治解决轨道，地区国家也能获得更多自主处理争端的空间。
（三）加大中美双边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跨境风险与规则上的缺口。气候变化、传染病、人工智能、跨国犯罪和地区冲突都具有公共属性，单个国家难以排他受益，也难以独自承担治理成本。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肩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提出代表着中美愿意在承认分歧的同时聚焦共同利益，以双边合作带动解决全球挑战和问题，以关系稳定务实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一方面，以功能性合作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在美国前后三任政府内，中美双方均在多个地区及全球治理议题上开展理性务实的合作，甚至先后写入2022、2025两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围绕朝鲜半岛、疫情防控、禁毒和相关物项管制保持沟通；拜登政府时期，双方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磋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芬太尼治理、乌克兰危机、中东问题仍是双边对话的重要内容。尽管谈判过程时有反复，成效也不尽相同，却足以证实结构性分歧与功能性合作并不相悖。
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禁毒合作、人工智能治理、粮食安全等全球治理议题通常以政府间制度性合作为导向，也不触及双方根本利益，合作成果又能惠及各方，更容易形成正向反馈。当前，中国协同29个国家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以务实举措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尽管双方难以就技术开发模式达成一致，但仍可以围绕治理模式、应用模式开展对话，使共同利益融入国际社会现实需求，发挥全球治理合作“推进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以关系性“弱约束”完善多边治理机制。全球治理首先需要的是法治，《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是国际合作的基本依据，但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解释与执行始终受到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少数大国在创设初期更具优势，国际规则也存在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当前中美两国对于一些规则性问题缺乏必要的共识，多数情况下是因美国自身对于规则的工具性、政治化适用所导致的。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例，美国强调该秩序是“自由主义秩序”，但是何为“规则”却始终未能合理诠释，甚至美国国内不同党派，不同西方国家关于“规则”的理解也都不一致，从美国的实际行为来判断只能被理解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霸权色彩减弱、治理力量分散、利益和理念多元化是当前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趋势。将互信、尊重、平等、协商等要素纳入全球治理之中是治理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而关系性“弱约束”模式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关系秩序认为通过降低制度的强制性，参与国更容易积累互信与认同等关系要素，关系的形成与巩固又能为实现组织效能提供支撑。该理念较为契合当下的中美关系模式，通过功能性合作来开启关系进程，以平等、共商、互惠原则将各方的最广泛合理关切纳入关系范畴，邀请各利益攸关方参与关系网络，将治理真正建立在多元主体参与之上。同时，关系网络越是稳固，单一节点对全球治理的控制能力就越弱，就能够分散治理权威，增强全球治理的韧性。通过关系过程构建的全球治理规则或将摆脱工具化、排他化的困境，也更容易从功能性议题入手逐渐形成规则性共识，推动完善多边主义治理理念，有望在国际社会形成真正的“善治”。
总体来看，中美推进全球治理合作应从共同利益较多的功能性议题入手，以务实合作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并在平等协商、互信互惠原则中逐步形成规则共识。功能性合作为双边关系稳定提供现实支撑，关系性“弱约束”又能降低治理规则的强制性与排他性，增强多边治理的包容性、合法性。二者相辅相成，既能发挥全球治理合作对中美关系的“推进器”作用，也为全球治理由少数国家主导走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创造条件。
四、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实践路径
把关系定位转化为稳定的状态，需要将原则性的共识嵌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执行流程。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在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过程中，一般性磋商可以处理具体问题，难以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作出总体安排。元首外交能够从战略高度校准彼此认知、确立关系框架、推动解决重大问题，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而公共外交与清单管理制度则可以成为政府间外交层面的重要补充。
首先，发挥元首外交引领作用，推动新定位落地生根。国家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沟通直接影响两国对彼此的战略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同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保持密切互动，通过会晤、通话和书信往来不断阐明中方立场。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中美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此后的“瀛台夜话”、旧金山会晤和釜山会晤，也都在双边关系面临困难时发挥了树立定位、校准方向的作用，在双边关系史上被赞为佳话。习近平主席指出，“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也只有通过最高层的战略沟通，才能在关涉两国核心利益的重大议题前明确红线、底线，树立正确战略认知。可以说，元首外交正在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落地创造机遇。
经过2025年的激烈博弈，特朗普对华政策手段从胁迫性转向交易性，体现出更多灵活性，倾向于通过谈判磋商解决问题，以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目标。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互动议程频繁。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2026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场峰会仅隔一个月举行；两国元首已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会议”。在当下中美关系的新节点，元首外交有望超越一般性的高层往来，产生战略性价值和历史性意义，使中美关系在有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的更大可能性。两国需持续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围绕建设性战略稳定形成常态化议程，在经贸合作、军事安全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使新定位真正成为今后较长时期中美关系的行动指南。
其次，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美关系虽然是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变量，但中国对外战略断不能被中美博弈这一单一议题所牵引。中国需要统筹大国关系、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全球南方”合作，把中国式现代化同各国发展进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是为了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创造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同时，为其他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推动国际秩序向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在推动大国外交中，要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合作不是无原则退让，稳定也不能建立在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面对美方的霸权主义行径，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根据“时”与“势”的变化把握斗争的时、度、效，以必要措施促使美方正视中国利益和政策底线。
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范恶性竞争、战略误判，推动双方回到平等、尊重和互惠的轨道，在斗争中维护利益、塑造态势、争取合作，而且同时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建设性战略稳定是一项长期进程，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对华政策反复，这些问题都可能重新冲击双边关系。对此，应充分估计各种复杂困难和极端情况，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凡事从坏处着眼，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坚持极限思维就是要把极端情况估计得更充分，做好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准备。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不仅要争取最好的结果，也要做好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准备，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
最后，应夯实公共外交，以清单管理的形式明确合作空间、竞争边界和危机解决程序。从外交层级来看，政府间协议若缺乏地方、企业、高校、智库和青年群体的支持，容易随国内政治周期出现逆转。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年五万”倡议以来，两国智库、高校充分发挥了二轨交往作用，相关合作机制顺利推进，取得良好效果。因此，应持续推进青年互访、留学、地方合作、工商交流和二轨对话，降低签证、科研安全和舆论标签化造成的非必要障碍，同时建立透明的合规与安全边界。对具有地区或全球外溢效应的议题，还应邀请东盟国家、“全球南方”、国际组织和专业共同体参与，避免中美以双边安排替代第三方权利实施。社会联系和开放参与能够为中美关系提供更多缓冲节点，使阶段性政治共识沉淀为较难逆转的制度与社会资本。
中美互动在较为顺畅的时期曾建立了近百个工作机制，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大量机制停摆，拜登政府后期虽恢复部分渠道，机制连续性仍然不足。在未来，可以尝试建立三类动态清单来管控中美关系：一是合作清单，列出可核验的项目及时间表；二是竞争负面清单，列出双边关系发展中明确禁止或应克制的手段；三是风险清单，即识别可能触发跨领域升级的危机或恶性事件。在经贸科技争端中，应设置磋商期、过渡期和例外审查；在军事安全领域，应明确热线触发的条件、事故核实和降级的步骤。清单应定期作出评估并允许在一定时段和程度内作出技术性调整，使中美竞争的边界既保持稳定又能适应形势的变化。
五、结语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国际秩序调整进程与中美战略相持进程将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发展得越好，维护国家利益、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就越强；中美关系能否保持总体稳定，也会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国际环境。因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首先要立足自身发展，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应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增强经济、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家安全能力。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这一判断说明，中美关系稳定既是双边需要，也具有显著的全球公共特性。宽广的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呼唤两国共担责任。中美关系很难回到过去，也难以因一次元首会晤而自动地走向持久稳定。但只要双方以战略稳定把握竞争边界，以制度安排管理分歧矛盾，以功能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并尊重第三方的战略自主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就可能由政治共识逐步转化为现实关系的常态。总之，两国完全可以在新时代书写大国相处的新篇章，为两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的繁荣进步贡献新力量。
《当代中国与世界》（2026年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