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李佳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近年来，世界力量格局持续调整，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更加公平、有效和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需求更加突出。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同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换言之，全球治理倡议的意义，不在于简单提出新的治理概念，而在于回应全球治理体系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进一步转型。
一、全球治理体系的三重结构性困境更加突出
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现有国际体系已经完全失效。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多边合作机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规则正当性和适应性、治理有效性等方面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
一是国际力量结构变化与治理权力配置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了越来越突出的代表性问题。过去几十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持续扩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6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然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权力配置仍较多反映二战结束后的历史格局。全球治理的代表性问题已经不仅是“让更多国家参加会议”，而是治理权力能否随着世界力量结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如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公共事务中的责任不断增加，却难以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议程参与权、规则制定权和制度性话语权，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公信力必然受到影响。
二是全球规则不断增加，但规则形成、适用和更新面临新的正当性与适应性问题。二战后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制度进步之一，是国际关系逐渐从单纯依赖实力和权力，转向更多依靠共同规则和制度协调。如今的问题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应由谁参与制定、能否实现平等统一适用，以及能否及时回应新的治理问题。一方面，单边主义、选择性适用国际规则等现象正在削弱国际规则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数字经济、外空等领域迅速发展，大量新问题尚缺乏成熟的全球治理规范。这意味着，全球治理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巩固国际规则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同时不断提升规则体系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
三是治理机制不断扩展与实际治理效果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几十年来，全球治理体系不断拓展，从气候变化、发展、贸易到公共卫生、金融稳定，国际组织、国际协议和多边合作平台不断增加。但是，制度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治理效能同步提升。联合国《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有趋势数据可供评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仅有35％处于按计划推进或取得适度进展的状态；有17％的目标完全没有进展，还有18％甚至较2015年基线出现倒退。气候变化、发展融资、数字鸿沟、粮食能源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问题也持续说明，全球公共问题的联动效应和溢出影响日益增强，但各国治理行动之间的协同性不足，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短板进一步凸显。
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全球治理实现三重转向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倡议并非主张推翻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而是着眼时代发展需要，在现有国际体系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改革完善，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新的思路。
一是以主权平等和多边主义回应代表性不足，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国家主导走向更加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并明确提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实际上回答了“谁来治理”的问题。其关键并不只是重申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平等，而是推动将主权平等原则更加充分地落实到全球治理实践之中，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更加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二是以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回应规则正当性和适应性不足，推动全球治理从规则固化走向共同塑造、共同维护。全球治理倡议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同时主张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在广泛共识基础上制定。这实际上包含“维护”与“完善”两个层面。对于已经形成广泛国际共识的基本规则，各方要共同维护和遵守，不能因为国际竞争加剧而选择性适用；对于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网络空间、太空等新兴治理领域，则需要适应技术和社会发展变化，在广泛参与、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推动规则创新。
三是以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破解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从“重机制设立”走向“重问题解决”。“以人为本”“行动导向”分别回答了全球治理“为了谁”以及“如何取得实效”的问题。这意味着，衡量全球治理成效，不能仅看建立了多少制度、平台和机制，更要看这些制度能否降低冲突风险、缩小发展差距、应对气候变化、提高公共卫生能力以及帮助更多国家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全球治理不能长期停留在发布声明、建立平台和作出政治承诺层面，而应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因此，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把治理理念同治理绩效联系起来，推动全球治理从“有没有机制”转向“机制是否管用”，从“有没有共识”转向“共识能否落实”。
三、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从理念走向实践
从提出一周年这一时间节点看，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初步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治理理念开始向机制建设、规则供给和务实行动延伸。
在扩大平等参与方面，中国正在推动扩大围绕全球治理改革的国际协调基础。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各方本着平等、尊重精神开展广泛讨论，并围绕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逐步缩小南北鸿沟、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凝聚起五大共识。
在推动规则共同塑造方面，人工智能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践领域。2026年7月，在中方倡议下，29个国家代表在上海签署《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短短一个多月，该组织成员国已扩容至38个。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
在推动问题解决方面，全球发展倡议以及既有的南南合作机制正在提供重要实践载体。截至2026年8月，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扩至88国；中方在全球发展倡议重点领域发起建立30多个合作机制和平台，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带动下，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这些实践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的以人为本、行动导向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的一贯实践逻辑。
从多边协调平台到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发展合作，全球治理倡议正在形成由共识凝聚、规则建设和问题解决构成的实践链条。但是，这些实践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充分完成制度化落实。下一步，仍需继续深化实践，把扩大参与进一步转化为更加稳定、更具代表性的制度安排，把原则性治理主张进一步转化为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规则成果，把项目合作进一步转化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持续能力，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不断从理念共识转化为治理实效。
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这是全球治理倡议在治理平台建设方面的重要进展。我们期待着与会代表能够在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中，超越地缘博弈的陈旧思维，以平等对话弥合南北分歧，以务实行动回应时代之问，共同将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和实景图，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卫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