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并特别指出，江泽民同志“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同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出版发行，收录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期间江泽民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著作115篇、约32万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与这部权威文献的出版，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认识江泽民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梳理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回望这一段历史，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外交理念作简单对应，更在于从中国共产党不断认识世界、把握大势、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和平发展的实践中，更好理解中国外交何以能够在时代变化中既坚持原则又与时俱进，并由此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守正创新理论品格的认识。

把握世界大势：在深刻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并指出他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这一评价对于理解江泽民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尤为关键。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两极格局终结，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期，中国还面临西方国家制裁和外部压力。面对国际格局的剧烈震荡，江泽民同志没有因局部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而否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是在继承邓小平同志战略判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清醒看到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局部紧张和局部动荡仍将长期存在。这种既看主流又看支流、既把握长期趋势又重视现实风险的辩证判断，为中国在复杂环境中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战略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瞻性认识。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既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也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并据此从国际格局、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相互作用的角度思考中国发展。中国外交由此没有被短期压力“牵着走”，而是始终把营造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作为重要任务。从今天看，这种战略思维的价值在于说明：越是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越需要从历史长周期和发展大趋势中校准方向，既不能因外部环境变化而丧失战略自信，也不能因坚持总体趋势判断而忽视现实风险。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同样强调要正确认识时代潮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立足全局、把握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外工作的鲜明方法论。

坚持独立自主：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持续拓展外交空间

江泽民同志领导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扩大对外交往统一起来，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统一起来。1989年以后，面对西方国家所谓“制裁”和孤立压力，中国既没有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也没有走向自我封闭，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稳定周边、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时通过开展多层次外交打破封锁和“制裁”，逐步恢复和发展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同欧盟、东盟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拓展。这一过程说明，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而是要把国家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基础上，在守住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扩大合作面、减少对抗面、增加积极因素。

独立自主原则不仅体现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也鲜明体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方面。面对台海局势的严峻挑战，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同时领导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在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时，中国既反对外部干涉，也始终重视通过对话谈判管控分歧、改善关系。这种把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在具体外交运筹中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明确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作为底线，同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统一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实践之中。

顺应开放合作潮流：在多极化、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共同利益

江泽民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还体现在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样性的系统认识上。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一度进入所谓“单极时刻”，但江泽民同志敏锐地看到，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多极化趋势具有客观基础和长期性；与此同时，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长期并存，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基于这一认识，中国主张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反对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反对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人。这既为中国在冷战后复杂国际环境中广交朋友、扩大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体现了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世界不可能走向单一模式，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

对经济全球化，江泽民同志同样坚持辩证分析。他既看到经济全球化主要由发达国家推动、国际经济旧秩序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问题，也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后，他以“少利而多害”还是“趋利避害”的现实问题说明，中国不能因为风险而拒绝开放，而应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发展自己。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这一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推动同东盟国家等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不断把自身发展同地区和世界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合作不是放弃竞争，而是在扩大共同利益过程中创造更有利的发展条件。

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开放合作的内涵和层次也进一步拓展。习近平外交思想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强调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既是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新判断，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外交传统的创新发展。回顾江泽民同志领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区域和多边合作的历史进程，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为什么始终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坚持把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推动公平正义：以新安全观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国际新秩序

在冷战思维仍有深刻影响、传统安全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江泽民同志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这一安全观反对依靠军事联盟、军备竞赛和集团对抗谋求绝对安全，主张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解决争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增进共同安全。从“上海五国”机制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由理念逐步转化为区域合作实践。“上海精神”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体现出不同于冷战式阵营对抗的安全合作逻辑。新安全观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特定地区的边境和安全问题，更在于说明安全可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增进，各国可以在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探索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新路径。

与新安全观相联系的，是江泽民同志对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持续倡导。他强调，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他提出，各国应当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促进，文化上相互借鉴，安全上相互信任。这些主张针对的是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核心是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维护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天，全球治理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更加突出，国际社会再次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课题。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目标，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形成更加系统完整的中国方案。从历史联系看，中国外交关于共同安全、公平正义、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性的探索不断丰富发展；从理论创新看，新时代的理念体系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新的升华，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

继往开来：在历史传承中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指出，江泽民同志曾充满自信地展望，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这一世纪展望把国家统一、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贯通起来，也揭示了中国外交始终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根本逻辑。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是在国际格局剧烈调整和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外部环境。江泽民同志领导的外交实践成功经受住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中国从冷战结束后的外部压力中走出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为新世纪中国发展提供了外交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是对这一历史贡献的高度凝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外部环境的复杂程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新方位，回答新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因此，研究江泽民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不能停留于寻找概念上的“前后对应”，而应把它置于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既看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开放合作等基本原则一以贯之，也看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必须根据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形势新的重大变化作出理论创新。正是在这种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不断开辟新境界。

《江泽民外交文选》的出版，为系统认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更加权威、系统的文本基础。把这段历史放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外交理论创新进程中审视，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中国外交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和平发展、追求公平正义、扩大开放合作的一贯原则，也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

回望来路，从江泽民同志对世界大势的深刻洞察，到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升华，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在守正中创新、在传承中超越、在赓续中升华。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唯有把原则坚定性与现实针对性统一起来，把战略定力与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守正根基与创新魄力融汇起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面向未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本文系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议程与标识性概念研究（25JD710023）”的中期成果。）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时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