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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拉巴特（Alain Labat），法中友协联合会主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事件或许在时间或空间上显得遥远。然而，法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1920年8月27日，83名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从重庆启程，经上海登船，踏上漫长的航程，于10月19日抵达法国马赛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年仅16岁。从马赛出发，他前往法国西北部的巴约（Bayeux），与另外23名同学一起进入一所专门开设法语课程的中学学习数月。随后，他先后在勒克勒佐（Le Creusot）的施耐德工厂担任轧钢工，在蒙塔尔纪（Montargis）的一家橡胶厂工作，后来又来到巴黎近郊比扬古（Billancourt）的雷诺汽车厂担任钳工。这位年轻人，便是邓小平。
这些中国青年投身于勤工俭学运动——中国人所称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该运动由李石曾等人发起，并得到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李石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仰慕法国文化，同时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曾赴法国学习农业和生物化学，并在巴黎近郊创办了一家豆制品加工厂。在这家加工厂，他接纳赴法的中国青年工作，使他们能够通过劳动筹措学费和生活费，完成学业。这一运动随后迅速发展：1912年至1927年间，约有2000名中国青年通过这一途径来到法国，其中相当一部分聚集在蒙塔尔纪。
在邓小平抵法前一年，已有一批中国青年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的同学蔡和森——蔡和森赴法后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新民学会成员蔡畅，同样居住在蒙塔尔纪；后来于1920年与蔡和森结婚的向警予；一边学习、一边在工厂工作的陈毅；曾在雷诺汽车厂和勒克勒佐兵工厂工作的李富春；同样来自湖南、曾在一位法国共产党党员经营的锅炉工厂工作的李立三；往返于法国和比利时之间学习工作的聂荣臻。此外，赵世炎、李维汉、徐特立等人也都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工作的部分华工也留在法国，并与留法中国青年产生联系。而1920年12月抵达马赛的周恩来，则并未直接参加勤工俭学运动。
怀着通过学习西方知识探索救国道路的理想，在法国又亲身经历工人阶级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许多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逐渐走上革命道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欧洲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的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甚至难以继续完成在法国的学业。不久之后，这些中国青年逐渐进入法国社会的视野——起初是受到警方的关注，随后又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
由于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先后多次来到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前请愿。他们谴责北洋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表现软弱，抗议政府计划在法国金融市场发行借款，同时也希望借此争取政府对留法学生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他们获悉中法两国政府正计划在里昂共同创办一所中法大学，并将其视为解决自身困境的希望。然而，他们很快了解到，这所学校只招收在中国经过选拔和预备教育的学生，而不会接纳已经身处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
于是，大约一百名学生前往里昂，占据了即将成立的学校所在地——中文称为里昂中法大学，法文称为“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要求学校接收他们及其同伴入学，这就是中国历史著作中所称的“争回里大运动”。参与者包括陈毅、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赵世炎等人。里昂警方随即逮捕了这些学生。最终，约一百名学生在严密押送下被送往马赛，并被驱逐回中国。
1921年9月，里昂中法大学正式开学，标志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束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法国活动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召开，会议有部分议程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年之后，即1922年，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等18人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该组织很快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些中国青年所来到的法国，当时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一个现代化的、奉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因此他们对法国抱有复杂的情感：既钦佩法国的思想文化，也反感法国作为殖民列强的现实。作为启蒙运动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法国同时也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在积贫积弱的中国攫取租界、租借地及各种特权的殖民列强之一，参与了对中国的控制与压迫。
对1911年辛亥革命结局的失望、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以及法国国内工人运动和反殖民斗争的发展，共同塑造了这些旅法中国青年——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世界。他们的思想成长还深受1919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五四运动正是由于巴黎和会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爆发的。
对于这些思想运动的主要知识分子而言，法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家。陈独秀正是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为了向1789年法国大革命致敬，这本刊物还采用了法文副标题“La Jeunesse”（《青年》）。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文章，将法国对世界文明的三项重要贡献概括为：人权（以拉法耶特为代表）、进化论（以拉马克为代表）和社会主义（以巴贝夫、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与此同时，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而1871年巴黎公社也频繁出现在一些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著述之中。
为了救国，这些中国青年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同代人一样，在法国接触到了一个各种思想激荡、各种“主义”竞相传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他们在法国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尤其是在接触、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那么，这段法国经历究竟对中国最早一代共产党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聂荣臻在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段的生活，在我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改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1964年，戴高乐将军决定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法中关系的发展进程，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超越阵营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典范，同时为国际和平与稳定以及更加均衡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此后，特别是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大业以来，法国与中国建立了密切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在航空航天、民用核能、交通运输、农业以及科学研究等多个战略领域开展合作。这些合作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也使两国关系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合作。
今天，法国和中国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稳定等全球性议题开展了广泛合作。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倡议，为国际社会思考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提供了重要思路。
如果1898年的维新派、1911年的民主革命者以及20世纪20年代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能够看到2026年的中国，尽管他们彼此存在思想分歧，也想必都会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繁荣富强的国家，甚至超出了他们当年的憧憬与期待。
（作者阿兰·拉巴特是法中友协联合会主席、新中法大学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汉语教学，为中法大学档案的整理作出重要贡献）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时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