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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次访问重要议题之一是中美经贸问题，既是对过往中美经贸合作成果的梳理与延续，也是对当前双方突出矛盾的直面与化解，更是对未来两国经贸合作方向的规划与引领，将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全球经贸格局演变产生现实且持久的影响。
一、元首会晤把脉定向，稳定中美经贸关系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当下，两国元首面对面沟通，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把握航向、校准坐标，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到访北京，连同釜山会晤及多次元首通话一道，构成了元首战略引领的完整链条，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将发挥三大关键作用。
第一，为中美关系注入战略稳定性。中美关系牵动世界的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长远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对话比对抗好。”这一原则为两国关系的战略定调提供了根本遵循。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中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美国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暂停实施出口管制穿透性规则、中方相应调整反制措施——正是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相向而行的具体体现。特朗普在釜山会晤后称给他“打12分（满分10分）”，这一评价不仅是外交辞令，更反映了美方对通过元首渠道解决问题的高度认可。特朗普访华若能进一步巩固这些成果，将为中美经贸关系注入持续稳定的政治动能。
第二，为经贸磋商提供顶层指引。元首会晤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分歧，更在于为双方团队指明方向、划定底线。2025年，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三次通话和多次互致信函，正是在这一战略引领下，中美元首奠定了强大的合作主基调。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得以建立并高效运转，从日内瓦到伦敦到吉隆坡再到韩国，双方在较短时间内连续举行多轮会谈，有效弥合了关税战造成的裂痕。在北京会晤之前，双方谈判团队在韩国讨论关税水平、芬太尼问题、港口费以及TikTok等具体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就扩大农产品贸易、推进清洁能源合作、深化人工智能治理等进行磋商。这一年多来，中美各项谈判能够取得务实成果，核心在于中美元首在关键节点的顶层擘画与亲自引领推动。
第三，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近45％，贸易总额占全球20％以上，两国经济关系的走向直接牵动世界经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2025年关税战期间，国际市场高度不确定，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而当日内瓦会谈取得进展、釜山会晤达成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全球金融市场应声上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缓和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增长，还将为全球产业链注入宝贵稳定性。特朗普访华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中国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将有力提振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层面，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一批企业家争相随行访华，自然希望将其比较优势转化为商业利益。
二、美国只有转换思路，才能找到中美经贸合作新机遇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美国在金融货币和存量科技优势上依然强大，而中国则在实体经济、先进制造和增量创新上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尽管当前中美经贸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但两国经济的结构性互补并未因短期的关税摩擦而根本改变。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现实逻辑的内在要求。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决定了中国不能以简单的对抗或妥协应对，只有克服困难争取更多的合作共识取代美国的“零和博弈”，中美关系的航船才能平稳向前。两国必须从三个方面寻找合作机遇，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
机遇之一：推进关税缓释将带来贸易回暖空间。自2025年4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达145％的关税后，中美双边贸易额出现1979年建交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9.5％，对美出口占中国全球出口的比重降至11.1％。2026年1至4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1792.02亿美元，同比又下降了10.4％。其中，中国对美出口下降10.2％，自美进口下降10.9％。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已明显反噬自身经济：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美国GDP可能因对华加征关税比原本下降1.4个百分点。降低关税门槛，为双边贸易恢复提供保障，有利于双方贸易增长，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建立中美经贸合作的机制性安排，一旦休战氛围得以巩固，两国进出口有望逐步回升，贸易量重返增长通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以“斗而不破”的智慧和韧劲，坚持捍卫中国的核心权益，同时积极扩大中美合作的交汇点，将为两国和世界和平发展创造更多持续发展环境。
机遇之二：在新兴领域拓展增量合作空间。中方提出要以“创造增量”的思维解决存量问题，在更广阔的经贸领域开辟共赢空间。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各自拥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当前全球正在展开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其核心技术、产业生态、产能规模，高度集中在中美两个国家。双方在技术水平、市场规模、制造能力上各有千秋，并不存在谁完全碾压谁的情况。美国市场对AI算力中心、新材料、绿色能源等需求强劲，中国企业则有能力发挥在绿电、特高压、全场景制造等方面的优势，输出高端装备与低碳解决方案。中美在太阳能、风能和氢能技术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可在绿色建材和能源储存领域设立新的合资企业，并共同参与碳交易和气候融资市场。过去美国在科技上拥有绝对壁垒，但这一格局已被打破，2020年中国在研发投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高被引论文、专利申请量以及先进制造业产值均占全球近1/4，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智库ITIF的报告也承认，中国在10大先进产业中的7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如果放弃冷战思维，中美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领域还很多，双方应在经贸领域做大“蛋糕”，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两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可以建立更多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共同攻克人类面临的重大科技难题。
机遇之三：供应链重构中的双向互补。近期，美国对华芯片与半导体政策出现一系列调整，高端AI芯片在严格许可条件下被允许对华出口，针对中国半导体产品的新一轮关税措施被推迟18个月。美方对华科技管制从“全面遏制”转向更为精细的遏制打击，不断推出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连续加码在全球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挤压。但客观上中美两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呈现出一种“结构性互补、深度嵌套”的状态。尽管美国近年来出现了“脱钩”或“去风险”的政策导向，市场力量仍显示，中国虽然在被美国“卡脖子”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结构性突破，双方在经济与科技底层逻辑上依然高度依赖。美国经济高度依赖服务业，服务业占GDP80％以上，在金融、科技研发、文化娱乐及高端服务业拥有绝对优势。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连续15年排在世界第一位，占比超过30％，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也是将美国的研发创意、原始创新技术转化为大规模、低成本优势的最大市场。
三、中国仍要做好两手准备，主动塑造新型中美经贸关系
要遵照习近平主席要求，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从对冲、对立乃至对抗，走向相互尊重，强化合作，形成合力，互利共赢。“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
第一，坚持斗而不破，以战略定力管控分歧。“斗”，是中国对美方无理打压的坚决反制，是对核心权益的明确捍卫。2025年关税战中中国采取的“对等报复”“组合拳”“结构性”对冲策略，坚决反制使得美国在农产品和稀土等关键领域倍感压力，最终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前。“不破”，则是对中美关系基本盘的清醒把握和策略性稳定，始终把握两国经贸关系的互利本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夫鲍尔坦率承认，美方意识到“中国比美国更能应对这场贸易战”。基于这样的实力对比，中方既展现了“不怕打”的硬气，防止美方产生中方软弱可欺的错误预期，又展现“愿意谈”的诚意，牢牢把控冲突不失控的底线。
第二，坚持捍卫核心权益，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主权安全与发展空间是中国不可挑战的底线。针对科技霸权与长臂管辖，中国有理有利有节地予以反制。不管是特朗普1.0、拜登时期还是2025年，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在稀土、农产品等关键领域具备对称反制的能力，美国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美方的无理遏制，中方将以自主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为根本出路，同时以反制措施表明捍卫尊严和利益的决心。中国绝不会牺牲原则立场、牺牲核心权益、牺牲国际公平正义去寻求达成任何协议。在谈判中和两国相处中，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推动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渐进解决双边经贸问题，同时不做无原则的让步，不惧谈判破局。
第三，坚持扩大中美经贸合作的交汇点。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主动拓展合作空间，将中美经贸从“零和博弈”导向“非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大经贸蛋糕，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一要深化传统贸易合作，推动双方取消不合理的额外关税，着力扩大能源、农产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贸易往来，巩固经贸基本面。二要抢抓科技创新机遇，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航天科技等赛道，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取得科技服务于人类的重大突破。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领先的数字技术生态，中国则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双方的互补潜力巨大。三要在打击非法移民和电信诈骗、反洗钱、应对传染疾病、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四要积极拓展多边合作与区域联动。利用RCEP、“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美省州（市）友好合作等平台，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地方化和项目化，在分散风险的同时培育合作新增长点。
第四，坚持相向而行推进全球治理。当前全球经济秩序失衡，贸易投资失序、产业链供应链紊乱、经济增长疲软等问题叠加凸显，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发展均造成不利影响。中美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当扛起大国责任，坚持相向而行，共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一是稳固多边贸易体系。当前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蔓延，严重冲击现行贸易规则。双方应坚守多边共识，维护WTO核心权威，规范国际贸易秩序，抵制各类贸易壁垒，扭转全球贸易自由化倒退的态势。二是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缘博弈引发的“脱钩断链”加剧供应链脆弱性，推高物流成本、降低运转效率。两国应摒弃对抗割裂思维，维护产业循环稳定，推动各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三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中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经贸对抗只会造成双向损耗，抑制全球投资与消费活力。双方需凝聚合作合力，弱化博弈分歧，规避全球陷入低增长、高风险的发展困境。四是完善全球治理格局。气候治理、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治理碎片化问题愈发严峻。两国应拓宽合作领域，主动履行大国义务，做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规范化的坚定维护者。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影响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中美元首会晤之所以使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就是全世界期待中美关系转好和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就是希望稳定的中美关系在全球发挥稳定之锚的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变乱交织的形势下，中美两国唯有相向而行，在竞争中寻找合作，在博弈中实现共生，才是对两国人民和世界未来的最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