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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平 李永来，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深刻考验着各国的智慧与担当。在此背景下，中国立足自身发展实际与人类共同利益，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与推进，标志着中国正由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向系统构建者深刻转变。这些倡议不仅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社会注入了稳定性与确定性，更为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理论创新：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范式
二战后，全球治理话语权长期被西方自由主义范式所垄断。“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等曾经被奉为圭臬的理论，在当今世界高度互联、风险深度交织的现实面前，逐渐暴露出理论解释力衰减、现实适应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不是对西方既有理论的修修补补，而是立足全球治理现实困境，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契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全球治理理论体系。
与西方传统发展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被动依附地位不同，全球发展倡议提出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通过将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发展的追随者转变为共建者，打破了核心国家主导、边缘国家依附的旧格局，为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解答。全球安全倡议则彻底摆脱了零和博弈、绝对安全、集团对抗等西方传统安全思维桎梏，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核心在于承认各国安全利益的差异性与关联性，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安全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打破了一国安全以他国不安全为代价的安全困境，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引。全球文明倡议直面“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叙事，摒弃了单一文明标准论的认知霸权，明确反对将文明差异视为冲突根源，树立起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文明观，主张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这一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文明发展理论的内涵，更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论遵循。不同于西方传统治理理论强调大国主导、规则由少数国家制定，全球治理倡议针对“霸权治理”“规则垄断”等旧模式，明确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在全球治理中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的权利。这一理论突破直指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不足、规则滞后的结构性矛盾，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引领：探索全球秩序变革的可行路径
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治理赤字，西方主导的传统治理方式，往往只能做出被动、应急式的反应，难以形成系统、持久的治理合力。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通过机制化建设与项目化推进双轮驱动，为全球秩序的渐进变革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方面，机制化建设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合作框架，推动形成可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国际规范。例如，在发展维度，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原则已多次被纳入联合国相关决议，成为指导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规范。在安全维度，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和中国在调解国际冲突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正被逐步系统化，并被用于多边安全治理。在文明交流互鉴维度，各类论坛、交流年与合作网络构建起了多层次的对话体系，推动政府、民间与智库形成合力。联合国设立的“文明对话国际日”，正是全球文明倡议理念获得国际认同并被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在治理维度，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进行份额改革，切实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些机制建设均非追求另起炉灶，而是对现存全球治理机制的补充与完善，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实践智慧。
另一方面，项目化推进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务实成果，不断深化各国的利益融合。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命力最终要体现在惠及民生的实际项目中。例如，在改善民生与推动发展方面，中国在老挝、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的减贫示范项目，采用“产业扶持+技能培训”模式，帮助大批民众摆脱贫困。“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强劲动能。有数据显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出口的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这些项目聚焦发展需求，注重实际效果，不搞空头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
价值贡献：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典范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四大全球倡议通过具象化、可落地的实践设计，让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纸面走向现实，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引领。
在和平价值的落地层面，全球安全倡议核心突破在于摒弃了大国主导调停的旧思路，转而构建了当事方协商、第三方赋能的多元斡旋机制。例如，在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进程中，中国没有预设解决方案，而是基于两国核心关切搭建对话平台，促成双方自主达成和解共识。这一实践不仅让中东地区新增了一组和平力量，更证明了通过平等对话化解宿怨的可行性，为解决争端和冲突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
在发展价值的实现上，全球发展倡议构建起能力共建式发展的新框架。过去数年，相关合作并非简单注入资金，而是聚焦发展中国家的能力短板精准发力。2017年7月起，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的六个贫困村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中国为示范村新建了饮水、桥梁、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了村民活动中心、卫生室、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了示范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该项目的模式及成效受到东盟国家部长、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代表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减贫合作的标杆”。
在公平价值的推进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直面国际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分配不公等问题，着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例如，作为目前全球唯一以发展中国家为大股东、发达国家是小股东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10年来，“成员数量从57个增加至110个，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GDP，审核批准超300个项目，融资总额超600亿美元，带动超2000亿美元基建投入，惠及38个亚洲域内外成员”。这些实践不仅大幅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参与度，更让公平价值从理念、主张逐步落实为可感知的制度成果。
在正义价值的落实中，全球治理倡议注重对弱势国家和群体的制度性保障。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困境，中国携手金砖国家在《里约热内卢宣言》中“重申支持以规则为基础、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开放、透明、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协商一致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体现了“对目标国普通民众的发展权、健康权、粮食安全等人权”的制度性维护。
在民主价值的推进上，中国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着力打破由少数西方国家制定规则、大多数国家遵守规则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始终坚持尊重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减排路径，确保其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这些努力让国际决策不再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各国平等参与的“协奏曲”，使民主价值跨越国界成为共商全球事务的实践准则。
在自由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中国通过推动互联互通与制度型开放，助力各国在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更广泛的自由协作。截至2025年11月，中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定，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部“清零”，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量突破11万列，构建起了跨越亚欧的“钢铁驼队”，有效打破了地理与制度的壁垒，促进了货物与人员更加自由便利地流动。“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正在成为更广泛的国际共识。
《北京日报》（2026年4月2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