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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华美国学会理事
内容摘要：冷战结束后，中美欧关系逐步演变为影响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三边关系，呈现非对称性、联动性与阶段性特征。其结构经历了以接触与合作为主的整合阶段、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调整阶段，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化背景下的重组阶段。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的“交易主义”趋于制度化，通过经贸、科技与投资等政策工具重塑中美欧三边互动的政策与行为空间，欧洲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政策边界随之收缩，三边关系联动性和复杂性显著上升。从演进逻辑看，制度性竞争、安全逻辑外溢与价值叙事分化等中介机制，推动中美欧关系由事务性合作向结构性博弈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欧关系难以回归以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但尚未形成固化的阵营化对立结构，更可能围绕中美战略博弈主轴展开，在不同议题领域呈现不对称博弈、不均衡互动与有限协调并存的复杂演进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运筹中美关系、深化中欧务实合作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维持三边关系稳定并增强其韧性。
关键词：中美欧关系 非对称三边关系 特朗普政府 国际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欧关系在国际体系演变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中美欧关系并非三组双边关系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高度联动、相互牵制的三边互动结构：其中任意一组双边关系的变化，往往会通过联盟协调、制度安排或战略认知调整，对另外两组关系产生影响。针对中美关系、美欧关系、中欧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更多聚焦几对双边关系中的具体议题，从三边互动视角系统考察中美欧关系演进逻辑的研究仍不足。部分研究虽同时涉及三方，但往往更侧重分析某一组双边关系。
从三边互动视角看，由三个独立但彼此关联的行为体构成的关系结构，通常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与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三方在综合实力、制度影响力和战略影响力上的差异，使三边关系难以形成对称均衡；另一方面，国际体系环境变化和关键冲击性事件，会不断重塑三边互动的主导逻辑，推动关系结构发生阶段性调整。因此，有必要从整体来考察三边互动的主导性因素，从而理解中美欧关系的演进逻辑。本文将中美欧关系视为一个非对称运行、持续调整的三边互动结构，考察其在不同阶段的互动模式及其运行动力。文章首先梳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欧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三边关系呈现的主要特征，并进一步探讨推动其调整的关键因素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中美欧关系的历史演进
冷战结束前，中美欧关系长期受到两极格局制约。美苏对抗主导国际体系运行逻辑，中国在冷战前期相对处于国际体系较为边缘的地位，美欧关系则以跨大西洋同盟为轴心，三者尚未形成具有稳定互动模式的三边关系结构。冷战的终结改变了国际权力格局，也为中美欧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结构性条件。此后，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和关键冲击事件叠加影响，中美欧关系经历了调整和重构，逐步演变为相互关联、非对称运行的三边互动结构。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接触与合作阶段（1990—2008年）
冷战结束后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美欧关系总体处于以接触与合作为主的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积极融入美欧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美欧普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利益攸关方，期待通过接触政策推动中国融入既有国际秩序。中国崛起逐步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议题，美欧围绕涉华议题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增多。中美欧关系不再仅表现为三组双边互动并行展开，而是逐步演化为一种彼此牵引、相互嵌套的三边结构。
这一时期，三边关系的主导逻辑以合作为核心，整体结构相对稳定。在经贸领域，中美与中欧贸易和投资关系快速发展，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成为支撑三边关系的重要基础。在这一阶段末期，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也成为欧盟重要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地之一。在安全与战略层面，美欧关系仍以跨大西洋同盟为主轴，中国尚未被纳入其核心安全议程，三方未形成明显结构性对抗。这一阶段的三边关系呈现非对称结构下的低冲突状态，但也不乏张力。美国和英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引起法德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美欧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突出的战略分歧，削弱了跨大西洋同盟内部的一致性，也在客观上为中欧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二）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结构调整阶段（2009—2016年）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中美欧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结构调整阶段。这一演变并非源于单个国家的政策变化，而是世界经济遭受冲击以及三方力量对比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削弱了美欧的相对经济优势，而中国凭借有效的应对政策，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大幅提升了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更系统地将中国因素纳入其全球战略考量，而欧洲则在应对经济危机与内部整合困境的同时，采取相对务实的对外政策。这使三边关系互动模式由合作为主，转向合作与竞争交织。例如，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强调这并非疏远欧洲而是希望美欧共同参与新的亚太议程，欧洲国家在这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则呈现合作与防范并存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欧盟高度重视中欧经贸合作在推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另一方面，2006年以后，欧盟逐步将中国界定为“经济竞争对手”，并在欧债危机后进一步关注对华产业竞争与市场准入问题。美欧之间还出现了分别基于亚太和欧洲不同视角的地缘战略分化，即美国日益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者”和长期“威胁”，欧洲则因其复杂的经济利益，并未像美国一样将中国视为长期挑战。在经贸层面，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联合欧洲盟友重塑贸易规则来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如发起《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则较为复杂，既欢迎来自中国的纾困资金，又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大保持警惕。中美欧关系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张力，进一步凸显三边关系在非对称条件下的复杂性。
（三）竞争加剧背景下的结构重组阶段（2017—2024年）
2017年以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系统性转向，中美欧关系进入竞争背景下的结构重组阶段。中美博弈成为三边关系的主要矛盾，欧盟成为影响博弈走向的关键变量，美国需拉拢欧盟对华施压，欧盟需通过美欧协调维系跨大西洋同盟。竞争因素在三边互动中的权重明显上升，但并不意味着三方关系走向简单对抗。此后，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剧烈震荡。尽管美欧关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受损，欧洲内部出现关于是否应该调整对美政策的辩论，但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迅速修复关系，联手应对中、俄的意愿增强。欧盟虽然希望谋求战略自主，但基于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导向考虑，无法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离”。同时，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美欧分别主张的对华“脱钩”和“去风险”政策愈发占据主导地位，曾起到稳定三边关系作用的经济相互依赖持续遭到削弱，美欧强化了安全领域的对华共识，全球治理合作也在宏大的战略竞争叙事下变得更加脆弱和有限。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华竞争变得更为突出，但中美欧三边关系结构仍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和多面性。
总体而言，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欧关系的阶段性演进可概括为三个相互衔接但特征各异的发展阶段（见图1）。这一演进并非线性过程，而是在经济全球化、力量对比变化与战略认知调整等多重因素作用下逐步呈现从接触合作到竞争主导的结构性转变。
二、当前中美欧关系的新特征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中美欧关系表现出更加显著的三边互动结构特征。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相比，其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更激进且系统化，“美国优先”理念正从竞选口号全面转化为全政府政策。这一阶段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其影响已溢出中美双边范畴，并通过跨大西洋关系影响中欧互动，三边关系的联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上升。
（一）美国“交易主义”趋于制度化成为影响三边关系的重要变量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美国对华政策在目标层面延续以竞争和利益交换为导向的现实主义取向，但在政策运作方式上则更突出制度化特征。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高度个人化、即兴式的决策方式，当前美国对华竞争越来越依托既有法律授权、监管程序和跨部门协调机制展开，逐步形成制度化的“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模式。从三边关系视角看，美国“交易主义”趋于制度化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制度安排重塑三边关系中各方的政策与行为空间，美国在经贸、产业、技术和出口管制领域的制度化举措，压缩了欧洲在中、美之间灵活平衡的空间。以往欧洲通过议题分离，即在安全上靠拢美国、在经济与技术上深化对华合作，从而维持相对自主的定位。但当美国对华竞争被嵌入跨大西洋规则体系，并通过关税、许可、审查等制度持续展开时，欧洲议题分离的成本大幅上升，在不同议题上选择强化联动。因此，美国“交易主义”制度化并非简单加剧对华施压，而是通过长期化的操控经贸与技术规则，重塑三边关系的运行逻辑，即对华竞争不再只是双边博弈，而成为一种通过制度传导、影响第三方政策的结构性过程。
在经贸层面，这一逻辑体现在关税工具的再制度化运用上。美国政府推动将关税从临时施压手段转化为可反复采用的长期政策框架，不仅强调对特定国家的所谓“对等关税”，还主张以基准关税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工具。这种做法通过改变贸易规则，提高主要经济体进入美国市场的制度门槛。中美经贸摩擦由此被嵌入更广泛的贸易制度，其外溢影响迫使欧洲企业调整其在中、美之间的产能布局、市场选择和供应链配置。在出口管制领域，美国政府延续并强化针对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相关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与审查机制，使其从针对个别企业的临时措施，演变为一套高度程序化、可持续运作的监管体系。这类管制不是完全的排他式封锁，而是通过许可审批、例外条款和阶段性调整，保留“可谈判”空间，从而使出口管制成为经贸与外交博弈中的制度性杠杆。即便欧盟并未全面接受美国的对华竞争叙事，企业的选择空间也受到美国制度体系的结构性制约，使中欧技术合作更难与中美博弈完全切割。
在投资与产业布局层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关键领域外资的审查与限制，将资本流动纳入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的制度框架。2025年2月发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的政策思路，明确主张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加大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安全审查力度，意在欢迎盟友投资的同时，收紧“外国竞争对手”相关投资的准入。这种做法并未完全阻断中美或中欧投资往来，但提高了跨国企业在中美欧之间进行技术合作和产能布局时的合规成本与面临的政治风险，从而改变企业行为。
（二）欧洲在三边关系中的角色变化重塑政策互动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欧洲在三边关系中的角色并未发生方向逆转，但其结构性地位与政策制约发生明显变化。冷战结束后较长时期内，欧洲在中美之间维持了较充裕的政策转圜空间，但当前其对外政策越来越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这种变化既源于中美博弈对欧洲政策空间的挤压，也与欧洲推动战略自主密切相关。从三边关系视角看，欧洲不是中美博弈的“旁观者”，而是连接中美两端的重要中介力量。一方面，欧洲在安全、制度和规范层面与美国长期保持高度嵌合，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屡遭冲击；另一方面，欧洲在经贸、产业和技术领域与中国保持深度互动，却无法摒弃对华“去风险”思维。这种“双重嵌入”结构和政策两难，使欧洲承受了中美博弈带来的压力，被迫在不同领域重估其政策选择。
具体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欧政策使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剧。首先，美欧在安全威胁排序与战略资源投向上分歧加深。美国安全承诺的缺失与美欧价值认知的分歧，使欧洲在维系同盟与追求战略自主之间摇摆不定，内部立场分化削弱其战略一致性。美国对俄罗斯的“越顶外交”凸显美欧在安全威胁排序上的认知差异，即美国优先关注中国，希望尽快从欧洲安全事务中脱身，并愿为此对俄妥协；欧洲则视俄罗斯为地理上最接近、军事上最直接的生存性威胁。这种排序差异削弱了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可执行性：对美国而言，欧洲需要在高科技、供应链和经济安全工具上加快与其“对表”；但对欧洲而言，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更为紧迫，使其在对华问题上强调区分经济、政治和安全议题，并倾向于“去风险”而非“脱钩”政策。
其次，美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错位。长期以来，跨大西洋同盟建立在美欧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但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移民、出生率下降、“言论限制”、国家认同感弱化等因素已造成欧洲“文明存续危机”。这标志着美国由欧洲的“价值共同体伙伴”转向“价值评判者”，加剧了双方的认同危机。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欧价值叙事错位造成三方面影响：一是欧洲不愿完全接受美国的“阵营化”框架，从而降低与美方的同频程度；二是跨大西洋同盟内部互信受损，使欧盟更倾向于保持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政策的弹性；三是欧洲内部政治分化使其决策更易受到各国国内政治牵制，导致对华政策一致性下降、与美国协同成本上升。
美欧关系裂痕也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欧洲改善对华关系不仅源于现实利益驱动，更被视为其实现战略自主的必要条件。在中美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往来重新被赋予战略色彩，如电动汽车关税与稀土出口管制成为双方经贸互动的优先议题，双方还在外交层面释放提升关系的信号。尽管合作窗口正在打开，但欧洲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主基调未发生根本转变。在地缘安全上，乌克兰问题仍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经贸议题上，双方在投资政策、新能源汽车、市场准入、高科技等领域仍有争议。
（三）全球治理成为中美欧三边博弈的关键场域
当美国通过关税、投资审查与技术出口管制等制度化工具强化对华竞争时，欧洲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政策边界随之收缩。中美欧三边互动更多向规则、规范与制度层面转移，全球治理逐渐成为三方仍能持续展开互动的重要场域。在经贸与安全竞争制度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成为三边关系得以维持有限互动与结构韧性的关键支点。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中国不再是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而是通过主动塑造议题和参与相关制度建设在三边关系中保持一定的战略回旋空间。
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高举“美国优先”旗帜，美国在多个全球性议题上呈现明显的“治理撤退”倾向。这一方面削弱了美国在部分多边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规则制定、责任分担与话语权分配上的不确定性。中国与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相对空间有所扩大，但三方围绕制度变革、路径选择与治理理念的博弈也变得更加复杂，三边关系在不同议题上呈现更清晰的竞合格局，其中，气候治理成为最突出的分歧点。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继续削减美国原先对多边气候治理所承诺的投入，在其国内强化了以传统石油能源为主的政策取向。这压缩了美欧在气候与贸易议题上的合作空间，促使欧盟在对外经济战略中进一步强化“绿色外交”属性，以对冲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中国则积极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议程中的话语权。在全球治理场域中，中国通过参与中欧气候合作与南南合作机制，尝试将自身主张转化为可被制度化吸纳的议题与规则安排。
在经贸治理领域，特朗普政府频繁动用关税工具，冲击多边体系。对于关税施压，欧盟不仅指出美方实施的普遍性与部门性关税“对世界经济与多边贸易体系构成重大打击”，并在制度层面将“反胁迫工具”纳入政策选项，以增强应对外部经济施压的能力。中国除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外，还通过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提升自身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在数字治理领域，欧盟即便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与贸易压力，仍坚持推进数字监管立法议程。这一立场既体现出欧盟试图在该领域确立全球规则制定者地位的雄心，也反映出其对美国科技巨头长期主导全球数字空间的警惕。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欧盟更倾向于通过多边对话与规则塑造来填补因美国在部分机制中角色弱化所留下的空间，并愿就人工智能治理、数据隐私等议题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中国同样积极参与该领域的规范构建。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推动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其治理理念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具有一定共性。然而，在具体标准和实施路径上，中欧在国家安全考量、数据隐私保护以及伦理价值取向等方面仍存在分歧。这种理念接近、规则分歧的状态，正是当前全球治理场域中美欧竞合关系的缩影。
三、中美欧关系的演进逻辑
中、美、欧作为全球三大力量中心，长期以来，三边互动对国际体系走向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权力分布的变化，中美欧关系面临的外部压力持续增强，并通过特定机制传导和放大。基于不对称三边关系的研究视角，本文选取制度性竞争、安全化外溢与价值观博弈作为联结国际体系变化与中美欧关系演变的关键中介机制。这些机制以规则塑造、风险认知和合法性叙事为主要载体，在三边互动过程中被反复放大、修正并相互叠加，进而塑造中美欧关系的整体运行模式。
（一）力量对比的再分布重塑三边互动格局
在非对称三边关系中，国际体系中的实力波动往往改变行为体之间的相对地位与相互依赖结构，从而对三边互动整体格局产生系统性影响。当主导力量相对衰减、次级力量相对上升时，三边关系结构中的第三方往往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其战略选择空间与风险感知随之放大。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成为推动三边互动格局发生调整的重要自变量。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一度转向单极格局。在此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确立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规模与投射能力上均远超其他国家，同时，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主导技术标准制定的能力，以及其主导的金融制裁机制，均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提供稳定支撑，使其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拥有明显优势。
欧洲则通过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来提升自身实力。单一市场的建成和欧元区的运行强化了欧盟的内部协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内部整合尚未完全转化为战略自主能力。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随着北约不断东扩，美国巩固了其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力，更深刻地影响欧洲防务规划与战略决策。欧盟虽然通过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寻求更高层次的战略协调，但成员国在危机应对、能力建设和资源分配上始终存在分歧。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这种内部掣肘进一步凸显，危机长期化趋势也让欧洲在防务资源上更加依赖美国的战略支撑。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力量对比。这一变化不仅重塑中美关系，也通过跨大西洋同盟影响欧洲的战略环境，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的制度竞争、安全化外溢与叙事博弈等中介机制的作用开始显现。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此后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得益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中取得突破，从而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中美欧实力的此消彼长使三方都重新思考对外政策。在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美国试图通过盟伴网络巩固主导地位，中国通过开展合作与发起倡议扩大国际影响力，欧洲则在两者之间探寻竞争与合作的平衡。一方面，欧洲依然需要在关键领域与中国保持合作，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特朗普政府强化对欧施压，都要求欧洲既要在安全与技术政策上与美国保持协调，又要在对外战略方向上多元化，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大国。因此，欧洲的战略选择愈加复杂，其战略自主意识虽不断强化，但在行动层面仍受制于中美博弈的外部形势。
（二）制度性竞争加剧规则分化
在经济全球化早期阶段，美国和欧洲的制度建设主要以开放、包容和市场整合为导向。通过多边机制吸纳新兴经济体，西方主导的制度体系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了国际经济秩序稳定运行。然而，2008年全球经济震荡充分暴露了全球生产体系的脆弱性，成为制度演变的重要拐点。美欧在危机后普遍认识到单一市场与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局限，将制度设计重心从效率转至安全，愈发强调产业韧性与战略自主。从三边互动视角看，这一制度转向的影响在高度非对称的中美欧关系中被不断放大。当美欧在对华议题上通过制度协调达成一致规则时，其影响首先通过欧洲的政策调整来传导和扩散。欧洲在对华经贸、投资和技术合作上的每一次收紧，都强化了美国对制度有效性的信心，并进一步推动规则向美欧所定义的更高标准、更强约束的方向演进。随着全球制造能力、创新投入与市场规模的重心持续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美欧在既有制度体系中的相对优势逐步弱化，其原本依赖开放规则与市场规模所形成的制度性权力难以直接转化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强约束力。此外，美欧担忧既有多边框架无法继续保障其核心利益，开始通过限制准入等规则设计来重新巩固其在三边关系中的主导位置。2017年以来，美欧推动的制度性竞争通过提高合规标准、细化敏感领域认定等方式将潜在竞争者边缘化，促使全球经贸与技术规则在目标取向和运作逻辑上出现明显分化。伴随新冠疫情暴发与地缘冲突延宕，美欧制度竞争焦点从市场准入延伸至政策协调，并扩展到技术标准、数据监管和产业补贴等领域。2025年8月，美国和欧盟发布《关于美欧互惠、公平和平衡贸易协定框架的联合声明》，宣称“通过互补行动（complementary actions）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创新能力，共同应对第三方国家非市场政策与不公平竞争”。这一安全导向规则在美欧内部趋于一致，但其适用范围与运作方式却与第三方拉开距离，推动三边关系中的规则进一步走向分化。
美欧从“竞争性合作”走向“制度性自保”，反映了其在全球权力格局变化背景下对秩序的焦虑。美欧推行此类举措的目的看似是维护“公平竞争”，实质却是以制度合作之名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将经贸与科技治理作为国家竞争的重要场域。长期以来，跨大西洋同盟依托所谓自由主义秩序的内在“正当性”维持开放合作，而当这种“正当性”遭遇挑战时，美欧试图通过收紧制度来重新界定规则的优先顺序与适用边界。这种以西方价值认同与安全考量为基础的区域性规则网络，正全面冲击原本以多边主义和普遍共识为支撑的全球治理体系。
对中国而言，美欧新一轮政策调整意味着制度运行方式的改变，同时也为中国在多边框架下提出新议题、塑造包容性规则提供了机遇。2019年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推动将数字贸易议题纳入正式谈判进程；202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的重要讲话。中国的主张引起广泛共鸣。2026年，中国还将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此外，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背景下，中国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数字互联互通、治理能力建设等多层次国际公共产品，在多边体系中逐步提升影响力。与美欧趋向封闭的安全叙事相比，包含中国智慧的治理规则更可预期、更便于落地。这种以“发展优先”为导向的规则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西方主导的制度排他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冲击，也为中美欧关系引入了新的议题。
（三）经贸合作泛安全化压缩政策回旋空间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各行为体尚能够相对容易地将安全与经济问题区分开。因此，尽管中美欧在诸多领域的政策时有分歧，但彼此经贸合作仍以效率最大化和利益互补为出发点。欧洲长期以来在安全上依托美国、在经贸与技术上深化对华合作，从而维持相对灵活的三边平衡。但当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界限正迅速变得模糊，主导美欧对外政策的安全逻辑对中美欧经济互动的制约越来越强。这种泛安全化倾向意味着美欧将经济政策视为政治工具，以“去风险”之名重塑对华合作边界，包括在技术领域采取“小院高墙”策略、在产业层面实行“脱钩断链”。经贸合作的泛安全化作为三边关系中另一个重要中介机制，通过削弱联盟黏性、提高政策调整成本，使中美欧互动进入安全风险高度敏感的状态。
从罗斯福到奥巴马，历任美国总统通常认为通过谈判减少全球贸易壁垒将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富裕、安全。但随着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与全球力量再分配，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开始动摇。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将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等纳入大国竞争框架。美国还在亚太地区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推动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将供应链治理作为地缘竞争的新战场。美国通过拉拢日、韩等亚太盟友，将它们的安全焦虑与产业转型需求绑定，促使其在关键技术和中间产品环节上与美国形成更紧密的协同关系。借助这种联盟化安排，美国推动供应链“友岸外包”，重塑高科技与制造业的区域分工布局。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供应链政策进一步由联盟协作转向国内优先，并将供应链安全确立为经济安全的核心议题，强调“竞赢”中国。
在这一泛安全化进程中，中国并非唯一的承压对象。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安全化政策虽未直接削弱中国的综合实力，但由此带来的产业链不确定性与合规成本上升，对中欧合作产生外部约束。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欧盟也成为美国泛安全化政策外溢的直接承载者，其对华经贸合作不再只是双向选择，而是必须将其置于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中进行权衡。特朗普第一任期已展现出美国利用市场力量和制度工具对盟友施压的强势，这让欧洲深刻认识到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欧洲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进一步加剧，经济安全政策制度化进程不断加速。一方面，欧盟在经济安全关键领域配合美国，逐步强化外资审查、出口许可与敏感技术清单管理。另一方面，欧盟又在话语上保持政策独立，强调“去风险”而不是“去中国化”，主张以多元伙伴关系分散外部压力。欧盟关于欧洲经济安全的相关报告强调技术安全、供应链安全、投资安全与防范经济胁迫四大重点方向，主张通过外部风险评估及推进“反胁迫工具”立法建立缓冲机制。
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中国以强大的战略定力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在国内层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层面，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回归互利共赢的本质。202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指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25》显示，2024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延续下行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 162.4亿美元，仍保持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地位。中国的发展和开放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能。近年来，中国不仅在国内巩固产业基础，还持续在外部塑造包容性的合作环境，包括对多个欧盟成员国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有效推动国际人员往来交流，为中美欧关系注入新的稳定动能。
（四）跨大西洋价值观叙事错位改变三边政策认知环境
长期以来，价值观认同是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纽带。冷战结束后，美欧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理念构建政治共同体，形成“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欧洲”与“作为自由主义霸权的美国”的互补格局。这种共同叙事不仅为美欧同盟提供“价值正当性”，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双方在对外战略中的协调成本。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这一共同叙事为美欧双方的联盟协调模式提供支撑，也使它们能够在涉华议题上更易达成最低限度的政策共识。然而，近年来美欧价值叙事裂痕有所扩大，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保守主义回潮，正在改变其对“自由秩序”理念的政治实践。
美欧对于政策目标与制度正当性的不同理解，使得双方围绕经贸、技术与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分歧不断外溢。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批评欧洲的民主治理与移民政策，称欧洲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并质疑其是否仍坚守共同的核心价值。此外，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指责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构成对“言论自由和市场竞争的规制性歧视”，并对接受该监管的欧盟机构或个人表达潜在的惩戒意向（包括签证限制、贸易报复等）。类似言论被欧洲视为对其政治传统与制度理念的直接挑战。有欧洲战略界人士认为，美国政治精英正以文明危机与文化保守主义取代“自由民主”的传统叙事，使战后支撑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共识逐渐松动。一方面，这种分歧直接削弱了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凝聚跨大西洋共识的能力。欧洲更倾向于以务实合作与风险管理并行的方式处理欧中关系，而非美国主张的系统性竞争。这使美国在三边关系中“拉拢欧洲、共同牵制中国”的行动面临阻力。另一方面，价值观叙事的分化改变了欧洲在三边结构中的战略感知。相较于美国日益泛安全化、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叙事，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与美、欧叙事不同的政策框架与话语资源。对于主张多边主义的欧盟而言，中国的发展叙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的政策实践带来的外部压力，也为其制定对全球南方的政策提供了另一种参照。通过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着力推动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建立多边对话机制，倡导教育、文化与青年交流。这种发展叙事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诉求，也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路径。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美国优势的相对下降以及欧洲战略能力与安全依赖之间长期失衡，使得三边关系中的相对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国际力量格局的调整通过制度竞争、安全外溢与叙事分歧三种中介机制，对中美欧互动施加持续而间接的影响，从而推动三边关系演进。目前三种中介机制的并行互动，使中美欧关系乃至全球治理实践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和复杂图景（见图2）。其中，制度竞争表现为规则环境的分化，重塑竞争方式；经贸合作泛安全化则打破原有的议题区分，将安全逻辑持续注入经济与技术领域，促使三边互动的关键张力由事务性层面上升至制度与结构层面；在价值叙事上，美欧阵营化叙事的削弱，使中美欧关系在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仍保留合作与调适并存的空间。
四、中美欧关系的发展前景
当前全球力量结构持续调整，中美欧关系正步入竞争加剧但尚未定型的关键阶段。美国仍掌握着全球经济、安全与技术治理的核心资源，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短期内仍将牵引中美欧关系。欧洲则在经受内外压力后，既不愿彻底割裂与美国的纽带，又迫切期待在多极世界中找到更适合自身的位置，推进战略自主的努力在现实约束与理想追求之间长期拉锯。中国通过稳定双边关系、拓展多边议题合作以及参与全球治理，为处于调整期的中美欧关系提供缓冲空间与新的互动选项。整体来看，未来中美欧关系难以回到以合作为主的模式，也尚未转向固化的对立格局，而更有可能在竞合并存的状态中持续演进。
（一）美国仍是三边关系走向竞争主导的关键施动者
在中美欧三边互动中，美国仍将是关键施动者。一方面，美国的资源优势明显，其能够将自身偏好的国际规则、政治议程等有效嵌入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中。欧洲在防务领域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中国在全球经贸与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尚处在拓展阶段，这种非对称格局使得美国在中美欧互动中仍能通过安全优先、规则先行的方式，把握三边关系演进的节奏。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正为这种竞争导向提供长期支撑。“对华强硬”和“产业民族主义”不再是某一届政府的短期选择，而是成为跨党派的稳定共识。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多领域对外施压。这些政策举措强化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欧自主寻求合作的空间，使竞争成为三边关系中难以回避的主要背景。
因此，中美战略博弈将继续构成三边关系的主轴。首先，美国在跨大西洋同盟中的地位使其仍掌握涉华话语主导权，对欧洲对华政策有较大影响。相较于各自对华关系，美欧在制度结构、战略文化与安全利益上的一致性更高，合作关系更紧密。未来，在美国不断强调对华战略竞争的情况下，欧洲虽然在经济治理与政策举措上能够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但鉴于美国持续塑造涉华议题的能力，欧洲将在技术安全与产业韧性等领域对中国保持警惕。美欧在安全议题上的政策将逐步趋同，在经贸合作与外交布局上保留差异。
其次，美国还将依靠安全与关键技术规则对欧洲形成“软约束”，以巩固自身在三边互动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有意把传统的安全同盟升级为“科技安全共同体”，通过整合前沿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与制度性规则，压缩欧洲在数字主权上的独立选择空间。借助标准协调、产业补贴与科研合作等工具增加“脱钩”成本，使欧洲在技术与产业决策上形成对美依赖。此外，美国也在有意推动安全议题与技术议题深度捆绑，将原本具有开放性的技术赛道转化为带有阵营色彩的制度空间。例如，美国依托人工智能、卫星等技术和产业优势成立Next G联盟（Next G Alliance），并与欧盟智能网络和服务联合体（SNS JU）等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模式表面上是以技术协同与产业发展为目标，实则是通过制度化科研框架和规则对接，将欧洲关键技术路径嵌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与技术治理体系。
（二）战略自主的走向决定欧洲在三边关系中的作用
在未来的中美欧关系新常态中，欧洲是最不确定的变量，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以竞争为主导的三边互动。随着特朗普再度执政、乌克兰危机延宕以及全球治理碎片化，欧洲的战略焦虑持续加剧。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逻辑削弱了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使欧洲开始质疑美欧同盟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博弈长期化又让欧洲难以简单“选边站队”。欧洲既不愿付出与美国关系大幅疏离的代价，又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将安全与经济前景完全绑定在美国身上是一种风险。在这种矛盾心理驱动下，战略自主的呼声逐渐从精英话语走向政策共识，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仍面临挑战。
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欧洲脱离竞争，而是决定其在三边关系中是只能被动成为美国对华竞争外溢影响的承受者，还是能够对竞争节奏产生一定缓冲作用的参与者。
若战略自主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在防务、产业与规则供给上的独立性将同步上升。能源安全、军工产能建设与欧盟层面的产业协调和财政动员能力增强，将共同推动其整体战略能力提升。这不仅能减少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还将为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保持更大的政策灵活性。欧洲可通过区分不同议题的处理方式，分别加强与中、美的合作从而发挥稳定三边关系的作用。例如，在高科技、供应链安全与安全治理等敏感议题领域，欧洲将保持与美国的紧密协调，但在绿色转型、数字监管与多边贸易等议题上，欧洲可能会主动扩大与中国的沟通与合作。这种路径将使欧洲在多极体系中逐步确立相对独立的坐标，在保持跨大西洋原则共识的前提下，在三边互动中发挥一定的平衡作用。
若战略自主进展受限，欧洲将难以在中美博弈关键节点上发挥缓冲作用，更可能在由竞争主导的格局中被动承担“扩散竞争”的角色。欧盟内部能力建设进展有限是核心原因之一，产业脆弱与财政承压使其难以为战略自主提供稳定的资源基础。此外，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也削弱了欧盟战略自主的可操作性，一旦涉及安全和尖端技术等重大议题，欧盟往往难以快速达成共识，使战略自主在关键问题上不断受阻。当跨大西洋关系因安全焦虑或制度压力再度恶化时，欧洲更容易重回依赖美国主导的路径，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放大器”。以技术出口审查为例，欧洲在名义上强调“基于风险的独立评估”，但在半导体设备、量子技术和敏感数据治理等领域，其对华政策标准已在多个方面与美国趋同。美国要求欧洲在关键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通过补贴、标准协调与关税威慑等方式推动欧洲企业调整布局。
（三）中国的政策选择将对三边关系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
未来，中美欧关系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在双边、多边合作与政策推进上的选择。伴随全球力量格局持续调整，中国已具备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设置议题的能力，并逐步通过多边合作框架不断扩大话语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政策选择和中美互动将对三边关系走向产生愈发深远的影响。
2025年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后双方密集互动，显示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再校准”的新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消失，而是表明双方更倾向于在竞争持续存在的前提下，探索可预期的互动方式。短期内，中美在技术、供应链与地缘政治层面的深层次矛盾难以化解，双方的现实目标并非消除竞争，而在于管理竞争。在此基础上，经贸往来、禁毒执法、技术治理等领域的合作空间，仍将构成双边关系的稳定支点。中美释放的积极信号也将缓解欧洲在三边关系中的战略焦虑，其政策自主空间也有望相应扩大；反之，如果中美互动滑向失序竞争，欧洲将被迫更紧密地向美国靠拢，并在安全议题上加速阵营化。
从长期来看，三边关系能否避免滑向二元对抗，还取决于是否存在能够缓解竞争压力的外部支撑条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事务，正在赋能这一潜在支点，包括未来将持续在数字包容、绿色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议题上深化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国的政策主张若获得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同时吸引欧美国家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就有可能在三边关系中形成新的影响力。从更深层次看，中国的政策选择不仅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在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加剧之际，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套可行的中国方案，为中美欧关系的良性互动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
结语
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欧洲战略自主前景不明的背景下，中美欧关系的未来将更加复杂多变。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推动构建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三边互动关系。首先，稳定中美关系仍是三边关系的“压舱石”。当前中美结构性矛盾未减，中方需通过机制化沟通和“以我为主”的议题切割来弱化美国对华竞争的负面外溢效应，在经贸、禁毒、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扩大双方的合作空间，引导美国形成正确的对华认知，避免陷入恶性竞争。这不仅能够减少双边关系的风险，也将缓解欧洲因大国博弈而产生的战略焦虑和进退两难处境。其次，中欧关系处于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时期。特朗普式“交易主义”增加了欧洲对美国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促使其更重视经济与安全层面的自主性。中国应精准把握欧洲对“去风险”的政策诉求，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产业韧性等领域深化制度性合作。双方应在务实合作的基础上提升互信，使中欧关系成为三边结构中的重要稳定力量。再次，中国需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制度供给作用。在美国“治理撤退”与制度收紧的背景下，中国可在气候治理、数字规则、卫生治理、发展融资等领域深化多边机制改革，扩大与欧盟、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凝聚共识。通过提供不同层次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将能够有效积累制度性权威，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最后，在国际环境持续动荡之际，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可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器”。通过扩大自贸区网络、加强区域互联互通、落实各项全球倡议，中国能够和美欧增进互信，增强自身政策的可预期性，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达到新的稳定和平衡。
（注释略）
《国际展望》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