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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从华盛顿国会山的喧闹与瘫痪，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规划与部署；从美国街头激烈的社会冲突与身份政治，到中国社会长期的和谐与有序运转，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图景已然清晰呈现。国际社会似乎惊诧地看到，当超级大国美国日益陷入政治恶斗、社会撕裂与政策反复的内耗泥潭时，中国却展现出目标明确、步伐稳健的发展态势。形成这一鲜明对照的背后，本质上是两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根本差异。
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制度优势正日益转化为治理效能优势，而治理能力已成为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变量。政治体制能否提供有效领导、凝聚社会共识、规划长远未来、保障人民福祉，比单纯的经济体量或军事力量更为根本。
穿透纷繁的国际新闻表象，以具体领域的事实对比为镜，检视“美国之乱”与“中国之治”的现实表现，将有助于探究其背后的制度根源与发展逻辑。在应对重大挑战时，中美两国的表现为何如此不同？这种差异是偶然还是必然？其未来的趋势又将如何影响各自国运与世界格局？从下列一系列鲜明对照中，人们或许能够探寻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密码。
一、中美关键领域治理绩效的现实对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变局，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正日益体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治理效能如同一个国家的“操作系统”，其优劣直接决定了资源动员效率、社会整合程度与发展可持续性，最终深刻影响国运与人民福祉。当人们将目光投向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便会发现其国家治理在关键领域呈现出“乱”与“治”的鲜明分野。这种对比并非抽象的概念之争，而是鲜明而直观地体现在政治运作、社会秩序、发展路径、价值导向与民生福祉的每一个现实维度之中，为人们理解两种制度模式的实践效能提供了最直观的镜鉴。
（一）政治生态：撕裂对抗对比集中高效
美国政治正深陷“否决政治”的恶性循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对立已超越政策分歧，甚至演变为一场基于身份认同和党派忠诚的“部落战争”。国会山频繁陷入立法僵局，事关国家长远竞争力的重大基建法案往往在党争中搁浅或严重缩水。政治运作的核心目标已不再是解决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而是如何让对手的政策倡议失败，并以此作为下一轮选举的政治筹码。更为严重的是，政治精英阶层的公信力因层出不穷的丑闻而持续流失，爱泼斯坦案涉案名单所牵扯的权贵网络，只是冰山一角；它连同其他利益输送、道德败坏的行径，不断侵蚀着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信任基础。这种极化和失信，导致国家在关键时刻难以形成统一意志，治理能力在无休止的内耗中虚掷。
反观中国，其政治生态的核心特征和根本优势就在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战略定力与卓越执行力。这一体制优势确保了国家能够超越局部利益和短期波动，进行长远规划和全局统筹。以不久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为例，其过程本身就是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的典范：既通过广泛调研、问计于民汇聚全社会智慧，又通过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确保规划的科学性、连续性与权威性。一旦蓝图绘就，便能够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执行体系，转化为全国上下一致的行动。这种模式避免了因政府更迭或党派轮替导致的政策反复与资源浪费，使得中国能够持续聚焦于现代化建设的长期目标，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等重大战略上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二）社会秩序：冲突失控对比安全稳定
美国社会正面临着多重矛盾交织的秩序危机。移民问题成为撕裂社会的顽疾，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执法行动屡因手段严酷、侵犯人权而引发巨大争议，暴露了其在人道关怀与法律执行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能力缺失。枪支暴力则像一场永不停息的瘟疫，校园、商场、街头频发的枪击案不断制造社会悲剧，而拥枪利益集团与控枪呼声之间的政治僵局，使得任何实质性改革都举步维艰，普通民众的安全感被持续剥夺。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在政治煽动下不断激化，“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与反制浪潮的激烈碰撞，显示出社会认同的严重分裂。这些冲突相互交织，使得美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基础性信任流失、难以达成共识的冲突失控状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的安全稳定常态。这背后的保障是源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专群结合、打防并举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枪击暴力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深夜街头的安全感是民众的切身感受。通过“天网工程”、网格化管理等科技与社会手段的融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日益精密高效。更重要的是，中国注重源头治理，通过基层协商、人民调解等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致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面对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中国社会所展现出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行动能力，正是其社会治理体系韧性与效能的集中体现，为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奠定了坚实根基。
（三）发展模式：短视投机对比长远规划
美国的发展模式日益显现出短视投机的困境。其经济政策与战略决策常常被选举周期和强大的利益集团所绑架。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偏好短期套利，导致产业空心化加剧，制造业外流，“锈带”地区凋敝。基础设施投资因党争和预算扯皮而长期滞后，许多桥梁、道路、电网设备老化严重，更新计划却屡屡拖延。两党为争取选票，往往倾向于推出减税或增加福利的短期刺激性政策，而非着眼于国家竞争力根本提升的长远投资。这种被资本和选票逻辑主导的模式，导致国家难以在关乎未来的关键领域（如绿色能源、尖端制造、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形成持续、稳定、大规模的战略投入，发展后劲受到制约。
与之相反，中国始终坚持践行长远规划与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五年规划为核心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体系，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重要制度密码。从“一五”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中国展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非凡定力。这种规划不是僵化的指令，而是战略导向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指南。它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在高铁网络、特高压输电、5G通信、北斗导航等重大基础设施和战略科技领域实现快速突破。通过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中国能够有效引导资源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实施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避免内部发展的严重失衡。这种以长远规划和整体利益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能够持续积累发展动能，系统性推进产业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和强劲动力。
（四）价值导向：虚无撕裂对比凝心聚力
美国社会正陷入一场深刻的文化战争与价值认同危机。所谓建制派“政治正确”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反政治正确”两股势力的激烈交锋，已从言论领域蔓延到教育、就业、司法等方方面面，演变为一场关于历史叙事、身份政治和国家核心价值的全面冲突。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阵营之间鸿沟日深，在种族、性别、移民、宗教等问题上立场尖锐对立，几乎丧失了对话的共同基础。这种价值层面的撕裂，不仅导致社会共识难以凝聚，也使得任何公共议题都极易被意识形态化，解决问题的务实空间被严重挤压。某种程度上，共同的价值基础正在被相对主义和极端对立所侵蚀，社会团结面临严峻挑战。
在中国，国家治理高度重视价值引领与精神力量的凝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被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这24个字融通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为全社会确立了共同的价值坐标，筑牢了共有的精神纽带。通过国民教育、舆论宣传、文化产品、榜样示范等多种途径，这些价值观念被不断弘扬和践行。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诚信、和合等思想精髓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了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这种主动构建、积极引领的价值体系建设，旨在凝聚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深沉而持久的精神支撑，有效防止了因价值虚无、观念撕裂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人心涣散。
（五）民生福祉：资本优先还是人民至上？
民生福祉是检验国家治理成效的最终试金石。在美国，“资本优先”的逻辑深刻影响着民生领域。譬如，医疗体系尽管拥有顶级技术，却因被商业保险和制药集团深度捆绑而成本高昂，数百万中下层民众缺乏足额医疗保障，一场大病足以导致家庭破产。又如，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优质教育资源向富裕社区和私立教育倾斜，阶层固化现象明显。房价高企、通胀压力、学生贷款债务大山，持续压迫普通民众，尤其导致年轻一代获得感与幸福感缺失。政策制定往往向资本利益倾斜，而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长期停滞，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变窄，“美国梦”的光环日益黯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民生领域，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政府通过持续投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住房领域，构建了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并重的双轨制，大力建设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些政策并非短期福利，而是作为国家长远发展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系统性地推进和落实。其目标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种“人民至上”的民生逻辑，与“资本优先”的模式有着本质区别，也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根源探究：制度优劣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效能高下
中美在国家治理关键领域呈现的鲜明绩效差异，绝非偶然或短期政策所致，其根源在于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核心理念。制度如同土壤，理念如同阳光雨露，共同塑造了国家治理这棵大树的生长形态与果实品质。美国乱象本质上是其制度设计固有缺陷在新时代矛盾激化下的总暴露，而中国的善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持续完善中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结果。剖析这两种模式背后的制度逻辑与理念基石，是理解其当下表现与未来走向的关键。
（一）领导核心：碎片化否决对比坚强主心骨
美国引以为傲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体系，在当代政治极化的环境下，已日益异化为“否决政治”的把戏。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分支，以及国会内部两党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否决网络。其设计初衷是防止权力滥用，但在实践中，却常常导致“谁也不能为整体负责”的治理瘫痪。一项重大决策，从控枪、移民改革到财政预算，往往需要穿越重重政治“雷区”，任何一个环节的反对力量都可能使其搁浅。总统与国会分属不同党派时，这种对抗尤为激烈，导致政府“关门”闹剧周期性上演。其结果是，国家缺乏一个能够超越党派利益、协调各方力量、并对国家长远发展负总责的坚强政治核心。权力碎片化导致责任虚化，无人能真正推动解决那些需要巨大政治勇气和长期投入的深层社会难题。
反观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显著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供了坚强、稳定、可持续的领导核心。这一制度安排确保了国家能够形成统一意志，并进行战略性长远谋划。党的领导并非包办一切，而是体现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上。它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广泛听取意见、充分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决策，一旦形成决议，就能确保全党全国上下令行禁止、高效执行。这一核心作用，使得中国能够有效整合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市场、从社会到个人的各种资源与力量，拧成一股绳，对准国家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持续发力。无论是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实施重大科技工程，还是推动脱贫攻坚、抗击全球疫情，这种“坚强主心骨”带来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统筹能力，是美国碎片化政治体系难以企及的。
（二）根本宗旨：资本至上对比人民至上
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被深深打上“资本至上”的烙印。其政策制定过程深受庞大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和竞选资金的影响。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大型制药公司等，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能够对立法和行政决策施加远超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同时，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和两年一度的国会选举，使得政客的决策视野被严重压缩到选举周期内，政策往往带有强烈的短视性和投机性，旨在讨好特定选民群体或金主，而非谋求国家和民众的长远福祉。这种“资本＋选票”的双重驱动，使得政策天平容易向富人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倾斜，普通工薪阶层的诉求往往被边缘化，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持续受损，民众的获得感与政治参与感脱节。
中国的国家治理则旗帜鲜明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宗旨被具体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国家的重大战略规划都紧紧围绕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脱贫攻坚战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精准到户、疫情防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都是这一宗旨的生动体现。政策制定不以资本回报率为首要衡量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尺度。这种“人民至上”的逻辑，确保了国家发展的成果能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从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执行体系：相互掣肘对比高效协同
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系，在纵向（央地关系，如联邦与各州）和横向（不同党派或权力分支之间）都内置了复杂的制衡与博弈机制。这经常演变为严重的相互掣肘。联邦政府推出的政策，常遭遇持不同政见州的司法挑战或消极抵制，例如在医保改革、环境监管等问题上。在同一层级，由于行政与立法机构可能由不同党派控制，许多任命和预算案会陷入僵局。这种体系在设计上旨在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导致“少数派的暴政”或“无所作为的平庸”。一项共识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可能因为地方利益纠葛、以环保名义进行的诉讼、党派攻讦等而拖延数年甚至数十年，政策空转与执行成本高昂。
中国则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构成了其高效协同执行体系的制度基石。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决策阶段，通过广泛调研、听取各方意见、进行充分协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一旦形成集体决议，则强调集中的统一领导和纪律的刚性约束，确保决策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形成严密组织体系，能够确保国家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和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畅通无阻，同时鼓励地方在统一部署下进行创造性落实。这种全国一盘棋的体系，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跨部门协调能力和应对重大挑战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建设横跨中国的高铁网络、实施“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巨型工程，还是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疫情防控网络，都得益于这种能够打破地域、部门界限，实现高效协同的制度优势。它解决了“决策慢、落实难”的治理顽疾，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现实成果的效率令人瞩目。
三、未来趋势：“美乱”日益加剧与“中治”持续优化
基于前述绩效对比与根源剖析，中美两国国家治理的不同轨迹，并非静态画面，而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当前呈现的“美乱”与“中治”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内在逻辑将进一步推动各自趋势的演化，并对两国国力、国际地位乃至全球治理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展望未来，人们看到的将是一幅美国内部治理困境持续恶化、而中国治理模式不断优化完善的鲜活图景。
（一）美国困境：内部治理失灵将持续损耗其国力与国际信誉。
美国当前的政治社会乱象，根植于其制度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逆转。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已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选举政治为了动员基本盘，倾向于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和言论，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而对立的社会氛围又反过来鼓励更极端的政治人物上台。在这种环境下，任何试图弥合分歧、推动实质性改革的努力都将举步维艰。基础设施老化、产业竞争力隐忧、巨额债务、社会福利体系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因缺乏政治共识和有效解决和纠正而持续积累。
这种持续的内部治理失灵，未来或将从三个方面持续损耗美国：一是削弱其经济长期竞争力，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内耗将影响投资信心与创新环境；二是侵蚀其社会资本与韧性，信任缺失、共识瓦解将使社会在面对危机时更加脆弱；三是折损其国际领导力与信誉。一个连自身民主都显得功能失调、社会冲突不断的国家，其倡导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号召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盟友体系的凝聚力也将因美国内政的不可预测性而面临考验。美国可能被迫投入更多资源处理国内矛盾，其全球战略投射能力将受到内在制约。
（二）中国优势：治理效能的持续释放将夯实复兴根基，提升发展确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长期实践与发展，其治理效能仍在持续释放和优化过程之中。“中国之治”所展现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高效性，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战略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这种确定性在当前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中，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竞争优势。它能够吸引长期资本、稳定市场信心、保障重大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深化，法治建设、数字治理、民生保障、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以“十五五”规划为代表的系统性谋划，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将转化为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社会凝聚力和创新发展动力，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物质支撑和民心根基。中国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种通过自我完善和战略规划来主动塑造未来的鲜明特征。
（三）世界影响：中国的治理实践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全新选项。
“美乱”与“中治”的鲜明对照，正在深刻重塑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认知与制度选择。长期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模式被包装为“历史的终结”和唯一正确的现代路径。然而，其近年来暴露的深刻弊端，促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反思。它们看到，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种模板，民主的形式也并非千篇一律、唯“美”独尊。
中国的治理实践，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证明了基于不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现实国情，能够探索出成功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强调党的领导、政府有为、规划引领、渐进改革、民生优先、稳定有序的发展经验，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更具参考价值的可能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可以直接输出或复制，但其核心经验——如保持政治稳定、坚持独立自主、以发展为导向、有效治理等——具有普遍启发意义。全球治理观念的多元化因此得到增强，这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四）风险挑战：中国需在复杂外部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完善自身治理。
在看到优势与机遇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复杂风险与挑战。从外部看，美国为转移内部矛盾、维护霸权地位，可能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与打压，在科技、经贸、地缘政治等领域制造更多摩擦，外部环境将更趋严峻复杂。同时，全球经济低迷、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也需要中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考验其全球治理能力。
从内部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任重道远；促进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需要久久为功；人口结构变化、生态环境约束等带来长期挑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关键中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不被外部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同时，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地持续完善自身治理，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将制度优势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
结语：道路的选择关乎人民福祉与人类未来
当人们将“美国之乱”与“中国之治”的现实图景置于同一历史横切面上审视，一个朴素的真理愈发清晰：国家治理的好坏优劣，绝非抽象的理论辩题，最终必须由人民的生活品质、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国家的未来前景来检验和裁决。喧嚣的政治斗争、华丽的竞选语言，若不能转化为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便如同无本之木；而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断改善的民生、凝聚向上的社会共识，才是治国理政最坚实的根基。
事实胜于雄辩。美国的制度困境，已经导致其在应对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基础设施老化、民生保障不足等系统性挑战时左支右绌，普通民众的“美国梦”在阶层固化与无尽党争中褪色。反观中国，凭借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并正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两种治理模式所带来的不同民生成效与发展态势，已是无可争议的当代现实。历史的天平，必将倾向那些能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稳定、更有希望生活的治理体系。
中国的道路自信，绝非凭空产生，它源于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和经得起检验的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优势，确保了国家能够保持战略定力，进行长远规划，并高效动员资源落实重大战略。从五年规划的接续实施，到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持久投入；从全国一盘棋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到坚持不懈推动社会公平与民生改善，这套制度安排展现了其应对复杂局面、推动持续发展的强大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与当代中国现实国情，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
这一鲜明对比给予世界深刻的时代启示：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与持久繁荣，离不开几个关键要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核心；其次，必须具备科学务实、着眼长远、行稳致远的战略谋划能力；此外，还必须着力培育和构建一整套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治理文化和良好环境。治理模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上述核心能力的竞争。中国的治理实践表明，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契合人民需求的，才是最好的道路。在全球风云变幻、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时代，中国之治所彰显的稳定性、连续性与确定性，不仅关乎中国自身前途命运，也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历史的选择，最终将指向那条最能保障和增进人民福祉、守护和延续人类文明的正确道路。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卫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