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李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
导语：欧洲领导人声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终结，他们为此感到悲痛。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他们所说。欧洲领导人真正悲痛的是，给欧洲人带来安逸的地缘政治架构已经终结。在以前的地缘政治架构下，欧洲人无需作出艰难战略抉择，便能坐享繁荣。
当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其特点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强权政治日益猖獗。有人曾认为，这股逆潮只是短暂偏离了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主流。然而，上述变化正日益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的重要力量。
在2026年1月举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全球领导人已经公开承认这一变局，并罕见地达成如下共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实质性终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发言中宣告，旧体系已不会回归，世界此刻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这一发言精准道出了当前局面的严峻性。令欧洲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全球图景更趋严峻、更具对抗性，所谓的“唐罗主义”及军事干预大行其道，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多种理念也竞相出台。
然而，欧洲领导人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终结所表达的“深切忧虑”，实则充满了讽刺意味。他们近期的声明虽以担忧局势动荡、国际规范崩塌为名，并将欧洲描绘成旧秩序崩溃的被动受害者，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旧秩序的规范本身既不公正，也未得到始终如一的执行。旧秩序在本质上服务于欧洲利益，强化了欧洲的道德优越感，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美国的霸权。事实上，欧洲是旧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也是维系旧秩序的积极共谋者。
在后冷战时期的漫长岁月里，欧洲不仅与美国结盟，而且深度嵌入了美国的强权结构。依托北约，欧洲参与或支持了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及诸多“颜色革命”的干预行动，而且在实施这些行动时打着“国际规范”与“自由价值”的旗号。究其本质，这些行为所折射的并非公正的、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而是基于等级分明的秩序。在这种等级秩序下，规则被选择性地加以诠释与执行。该秩序为欧洲提供了保护，使欧洲不必作出艰难的地缘政治抉择，却能够享受旧秩序带来的安全、繁荣与道义合法性。
而今，美国公开地重新评估其对维系旧秩序的承诺，并在很多方面放弃了承诺。在此背景下，欧洲领导人的“深切忧虑”则更显讽刺意味。随着美国宣告重回大国竞争并据此调整战略，欧洲领导人骤然陷入焦虑与迷茫。他们曾经捍卫的国际秩序，如今只能沦为追忆。这种遭遗弃之感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欧洲依附于由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旧秩序，根本上是因为欧洲对美国存在结构性依赖。
因此，我们提出两大问题：为何美国的欧洲盟国如此高调地哀叹旧秩序的终结？是什么令它们对旧秩序崩塌这般惶恐？这两大问题的答案在于，数十年来欧洲依赖外部的三个结构性支柱维持了自身的和平与繁荣：第一，欧洲将安全事务外包给美国，在北约庇护下坐享战略保护，却一直对自身防务能力投入不足；第二，欧洲长期受益于廉价而充沛的俄罗斯能源。这虽维系了欧洲的经济竞争力与社会稳定，但欧洲却未曾直面相关的地缘政治影响；第三，欧洲深度融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坐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然而，旧秩序的瓦解暴露了这种结构的脆弱性。欧洲突然发现，自己竟与所依赖的三个大国同时关系紧张。由于华盛顿优先考量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欧美关系日趋充满交易色彩与不确定性；对俄关系的破裂使能源从其经济优势沦为战略软肋；而对华日益强硬的对抗姿态，正威胁其供应链安全与产业韧性。三重危机的叠加对欧洲形成了战略冲击，欧洲不仅在政治层面未做好准备，在机制设计方面也无法应对以强权政治为特征的世界。
随着美国推进自我定义的“大国竞争”，欧洲深陷进退两难的处境。当华盛顿重操强权政治把戏时，欧洲各国在心理认知与结构定位上，仍固守着自己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定位。欧洲抱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终结，与其说是表达原则性批判，不如说是表达战略性焦虑。
这种焦虑并非源于规则本身的消逝，而是源于一套能让欧洲保持影响力却不必承担战略自主责任的体系已然崩塌。因此，欧洲的失落感并非源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瓦解，而是因为那个令人安逸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欧洲曾帮助维系旧秩序，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但是最终未能为超越旧秩序做好准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洲领导人如今抨击的动荡局面，部分原因在于欧洲自身作出的抉择。数十年来，欧洲所支持的旧秩序将欧洲主权与美国主导权紧密捆绑。然而，全球地缘政治已经发生巨变，不论是盟友还是对手之间的行为，都受到战略利益而非国际规范的驱动。当下的委内瑞拉与格陵兰岛局势，充分说明了这一变化。
不断加深的跨大西洋裂痕，已无法仅用双方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的分歧加以解释。它折射出美欧在“共同价值体系”上的深层实质性分歧。数十年来，美欧分歧始终在价值趋同、自由主义规范与战略协调的预设框架内得到管控，而如今这一预设正在瓦解。美国正逐渐将欧洲描绘为偏离美国核心原则的国家，而非平等伙伴。这一变化至关重要，它意味着跨大西洋矛盾正从政策偏好之争，转化为涉及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性分歧。
美国副总统万斯曾表示，欧洲“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这一表态清晰昭示了美欧之间的分歧，并表明美国已重新定义欧洲的角色，不再将其视为从属伙伴，而是将其视作潜在的文明异见者。特朗普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摒弃了长期以来的“欧美优先事项趋同”假设，将上述认知转化为国家战略。
该报告明确提及要“帮助欧洲矫正其当前发展路径”，并“在欧洲国家内部培植对其当前路径的抵制力量”。这绝非伙伴之间应有的措辞，而是赤裸裸的干预性措辞。华盛顿公开表明了从外部重塑欧洲政治社会发展的意图，这进一步动摇了美欧联盟的根基。
当前，美国日益寻求把自私的“力量平衡政治”强加于其他国家。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必须为此未雨绸缪。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接受美国提出的零和叙事。但是，我们必须对这种零和叙事保持清醒认识，并真诚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卫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