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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2026年1月22日，瑞士达沃斯，一场备受瞩目的签约仪式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几个国家“代表”的簇拥下，正式签署文件，宣告其主导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作为一个“官方国际组织”就此成立。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旨在解决加沙冲突、推动地区重建的多边和平倡议，而且似乎还得到联合国安理会一定程度的背书。然而，随着其章程草案、运作规则与成员名单的陆续披露，国际社会愈发清晰地看到，这个被部分西方外交官私下称为“特朗普版联合国”的机构，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多边主义产物。它更是一份精心包装的“冒牌货”，以其近乎赤裸的运作逻辑，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判别真假多边主义的绝佳标本。剥开其“和平”与“合作”的华丽外衣，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以资本为门槛、以强权为核心，旨在渐进、系统地替代现行联合国机构的单边霸权新变种。剖析“和平委员会”，不仅关乎对一项具体“国际倡议”的评价，更关乎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基本范式走向的深刻思考，关乎对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多边主义秩序的坚定捍卫。
一、“和平委员会”的来龙去脉与炮制动机
“和平委员会”并非凭空产生，它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一系列“美国优先”外交行动的集大成者，其脉络清晰可循，动机昭然若揭。
（一）演进路径：从加沙方案到“全球机构”
该委员会最初的公开叙事，紧密捆绑于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之上。2025年底，在加沙经历长达两年的激烈冲突后，一项由美国推动的停火协议艰难地达成了。作为后续安排的一部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803号决议，认可了包含建立“和平委员会”在内的过渡框架，旨在监督加沙非军事化、重建及临时治理。在这一阶段，“和平委员会”的角色尚被限定于加沙事务，在此特定情境下或许还具备一定合法性。
然而，随后就发生了大的变故。2026年1月中旬，白宫高调公布“和平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执行委员会”架构。紧接着，媒体披露的章程草案彻底暴露了其宏大野心。 这份文件通篇未提及“加沙”，反而开宗明义地宣称要建立“一个更灵活有效的国际和平建设机构”，以解决“那些屡屡失败的方法和机构”的弊端。其使命被定义为“在受冲突影响或受威胁的地区促进稳定、恢复可靠和合法治理并确保持久和平”。这表明，其设计初衷就绝非局限于加沙一隅，而是着眼于一个可以处理全球范围内冲突与治理问题的常设性国际机构。短短数月，从一个地区性临时监督机制，跃升为具有全球抱负的“和平建设者”，其转型之快速，暴露了其“加沙”起点仅仅是战略切入的幌子。
（二）核心架构：权力绝对集中与资本决定地位
“和平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彻底颠覆了现代多边机构的基本设计原则。
首先，权力结构的绝对垄断性。章程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且未设任期限制，实为“终身制”。他不仅拥有批准所有决议的最终权力（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还独揽成员邀请、罢免（仅可被三分之二成员推翻）以及创设、解散附属机构的“专属权力”。执行委员会成员清一色为美国高官（如国务卿鲁比奥）、特朗普亲信（如女婿库什纳、密友威特科夫）及意识形态相近的国际人士（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种将国际组织的领导权与特定国家领导人个人深度绑定，且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模式，在国际多边史上极为罕见。
其次，成员资格的“资本准入”制。最受争议的条款规定，成员国默认任期为三年，但若在宪章生效第一年内向该委员会捐款10亿美元，即可获得“永久成员资格”。白宫虽辩称为“自愿”，但“永久”与“临时”的天壤之别，实质上构成了明码标价的入场券。这无异于将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商品化，公然以财力而非主权平等或区域代表性作为衡量国家地位的核心标准。
最后，安全逻辑的优先主导。在加沙架构中，“国际稳定部队”被赋予“全面非军事化”的核心任务，其指挥官由美国将领担任。这凸显了该计划的重心在于强制解除抵抗组织武装、建立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而非首先关注政治谈判、民族和解与主权重建等深层次问题。其安全安排单方面迎合了以色列的需求，却未能同等地回应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与安全关切。
（三）炮制动机：服务“美国优先”的战略工具
特朗普政府不惜挑战国际常规和国际社会基本认知，强力推动如此一个机构，背后是多重深刻动机的交织：
一是谋求绕开甚至替代联合国权威。特朗普对联合国的不满由来已久，屡次抨击其“无能”、“低效”，并持续拖欠会费。组建“和平委员会”，旨在创建一个完全由美国掌控、决策“高效”（实为美国“一言堂”）、无需与“敌对国家”或持不同意见者协商的新平台。这正是对联合国多边协商机制的公开摒弃和系统性替代尝试。
二是兜售其所谓“交易型”外交哲学。10亿美元买永久席位，是将特朗普“生意人”思维植入国际关系的极致体现。它将国际贡献与责任简化为金钱交易，将盟友与伙伴关系异化为“付费会员制”，彻底抽空了多边主义中的共同价值、相互尊重与责任共担精神。
三是巩固国内“赢学”政治叙事。通过主导一个以“和平”命名的全球性机构，特朗普意在塑造自己“和平缔造者”的强大形象，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和所谓“政治遗产”工程，转移对其国内外其他争议政策的关注。
四是重塑全球规则制定权。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它们在联合国等平台话语权的增强，美国深感传统霸权所受的制约逐年增强。而“和平委员会”作为一种“小圈子”、“高阶俱乐部”模式，恰恰可以规避、摒除国际社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转而拉拢少数国家，然后以美国私利为标准重新制定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游戏规则，让不服从者边缘化。这也正是其“制度优势”之所在。
综上所述，“和平委员会”从诞生伊始就从来不是一个真诚的多边和平倡议。它是以加沙危机为跳板，以资本和强权为支柱，旨在服务美国单极霸权利益、挑战现行多边体系的一个政治工具。
二、判别真假多边主义的标准
“和平委员会”的出现将如下问题尖锐地摆在世人面前：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多边主义”一词被各种行为体频繁使用、甚至滥用的情况下，必须确立清晰的判别标准，以区分其真伪。真正的多边主义，绝非几个国家的简单聚合，而是基于一套公认原则和规范的国际合作模式。其核心标准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权平等原则：形式与实质的统一
真正的多边主义，基石在于承认并实践所有参与国主权平等。这不仅仅是一国一票的表象，更体现在规则制定的平等参与权、决策过程的平等发言权以及利益分配的平等考量权上。无论是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其合理关切与核心利益都应在多边框架内得到尊重和倾听。伪多边主义则往往在口头上承认平等，在实践中却推行等级制，赋予个别超级大国特权，或通过经济实力、军事同盟施加不对称影响力，使决策最终服务于少数主导国家的意志。“和平委员会”的10亿美元永久席位制和特朗普的个人否决权，正是对主权平等原则最露骨的践踏，将国际关系退化到“财力决定权力”的赤裸状态。
（二）协商一致精神：寻求共识而非强加意志
多边主义的精髓在于通过耐心、包容的对话与协商，寻求最大公约数，达成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可能缓慢、曲折，但正是这种充分的意见交换和利益磨合，保证了决议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它要求参与者具备妥协的艺术和共嬴的智慧。伪多边主义则厌恶协商的“低效”，偏爱“高效”的强加。它可能表现为：主导国预先设定议程和方案，仅邀请“志同道合”者参与，将协商沦为走过场；或者利用压倒性优势，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不公平的安排。联合国安理会尽管有大国否决权这一不尽完美的设计，但其议事过程仍建立在广泛的辩论与协商基础上。而“和平委员会”的章程赋予主席绝对批准权，实质上取消了严肃协商的必要性，决策成为对主席个人意志的确认程序。
（三）公益导向目标：服务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真正的多边主义，其出发点和归宿应是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普遍福祉，如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全球公共产品。它要求参与者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共同利益内化于本国政策。伪多边主义则完全是工具性和排他性的。它建立多边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主导国或其“小圈子”的私利，甚至是为了针对和遏制其他特定国家。其议程设置充满选择性，服务于战略竞争而非全球公益。“和平委员会”虽然以“和平”为名，但其架构设计确保其完全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布局，如孤立伊朗、压制哈马斯、安抚以色列等，并为美国国内政治、党派斗争服务，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源、实现地区公正持久和平这一真正国际公益相去甚远。
（四）规则与透明度：可预期的制度性运作
真正的多边主义依托于公开、透明、稳定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通常通过宪章、条约等形式确立，对所有成员具有同等约束力，确保组织运作的可预测性和问责制。决策过程、资金来源、项目执行等信息应向成员及国际社会保持适当透明度。伪多边主义则表现出强烈的人治和暗箱操作色彩。规则模糊且可被主导者随意解释或更改；决策过程不透明，关键决定取决于少数领导人的私下交易；资金流向缺乏独立监督。“和平委员会”章程赋予主席的“专属权力”范围宽泛模糊，10亿美元资金的征收与使用机制缺乏透明规定，其执行委员会的任命完全由美国主导，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典型的“黑箱”式、人治高于法治的架构。
简言之，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平等的、协商的、公益的和规则的；而伪多边主义则是不平等的、强加的、私利的、专断的。“和平委员会”在每一项标准上的表现都清晰地指向后者。
三、“和平委员会”假多边主义外衣下的霸权主义实质
“和平委员会”披着“多边”的外衣，但其设计细节都渗透着霸权主义的逻辑。它不是一个寻求合作的平台，而是一个实施控制的工具；不是国际社会的公器，而是美国私利的延伸。
（一）“美国优先”的制度化与全球化
该委员会将“美国优先”政策从外交口号提升为国际组织的制度架构。特朗普的终身主席地位，确保了美国对该机构的绝对、永续控制。其执行委员会以美国特朗普政府高官为绝对核心，确保了议程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国内政治节奏和战略利益无缝对接。这实质上是将美国的国家行政机构“国际化”，用一个看似多边主义的外壳，包装其单边主义的内核。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看似全球性的、但实质听命于华盛顿的“董事会”，用以处理其认定的全球冲突。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将其国内法的优先性和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并将其制度化、长期化。
（二）国际规则与公共产品的私有化
将“和平委员会”永久席位标价10亿美元并全球兜售，是对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权的公然私有化。它将和平建设这一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崇高事业，变成了一个“付费VIP俱乐部”的特权。这不仅剥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和平事务的权利，更危险的是传递出一种信号：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谁能出钱，谁就能定义什么是“和平”，“谁”的和平、如何实现这种“和平”。此举彻底颠覆了二战后建立的主权平等原则，试图用“金元政治”取代国际政治，用资本霸权巩固政治霸权。同时，它可能将本应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救援和民生重建的国际资源，异化为购买“政治地位”的敲门砖，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目标。
（三）安全逻辑压倒发展逻辑，扭曲政治解决方案
在加沙的应用场景中，“和平委员会”框架鲜明地体现出其安全至上的霸权稳定论思维。其首要任务和最大抓手是“国际稳定部队”主导的“全面非军事化”，这本质上是以外部强制力解除一方武装，建立一种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监管式和平”。而对于导致冲突根源的政治问题——如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难民权利、最终地位谈判等——该框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将其无限期推后。这种安排旨在冻结冲突、管理冲突，而非解决冲突。它优先满足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和美国的地缘战略需求，却无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和建国权，是一种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安排，必然埋下未来再度爆发冲突的种子。
（四）对现有联合国体系“挖墙脚”，甚至谋求取而代之
“和平委员会”的长期野心，在于对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功能的系统性替代。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大规模退出联合国下属机构，拖欠会费，削弱其行动能力；另一方面推出这个由美国完全主导、看似“决策高效”的替代品。这种双轨策略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当联合国符合美国利益时，则利用之；当联合国构成制约时，则绕过甚至架空之，并以“和平委员会”作为标杆，嘲讽联合国的“低效”，吸引那些不满于现行体系或意图攀附美国的国家。这并非简单的“退群”，而是更具进攻性的“建群”行动，旨在分裂国际社会，瓦解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用一套美国主导的、排他性的、基于实力的新体系取而代之。
综上可见，“和平委员会”绝非多边主义的新形式，而是单边霸权主义在21世纪的一种精巧伪装和升级形态。它试图借用多边主义的形式获得合法性，为其霸权实质披上国际合作的外衣。其本质是权力政治的回归，是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
结论
“和平委员会”如同一面镜子，清晰照见了当前国际政治中一股危险的逆流：在多边主义话语包装下，推行赤裸裸的单边霸权实践。这一反面教材，以其“终身主席制”、“亿元门票制”和“美国核心制”为国际社会判别真假多边主义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本。它警示世界，多边主义的价值不在于参与方的数量多寡，而在于其内在的平等、协商、公益与规则精神是否得到秉持。
这一标本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美国部分政治力量对自身实力相对衰落、对多极化世界格局不适应的产物，是其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固化霸权、规避多边制约的集中体现。它的遭遇同样具有启示性：尽管有部分国家出于各种考量选择加入，但主要欧洲盟友、加拿大等传统伙伴的普遍谨慎、抵制乃至拒绝，表明了国际社会主流力量对这套扭曲逻辑的深刻警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仍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辨析“和平委员会”这类机构伪多边主义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始终是真正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践行者。我们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都是在主权平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原则下的多边实践。我们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认真履行自身国际责任与义务。面对“和平委员会”所代表的霸权逻辑和零和思维，国际社会更应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小圈子”政治和“伪多边”陷阱，坚定不移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的不是某个国家私相授受的“董事会”，而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家庭”。“和平委员会”这个标本终将因其内在的不公正、不民主、不可持续而经不起历史检验。而真正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多边主义，尽管前路挑战重重，仍是引领人类穿越纷争、迈向共同未来的唯一正确航道。捍卫这条航道，就是捍卫我们共同的未来。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卫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