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荀子·王制篇》
摘要：本文将《荀子》“王、霸、强”的古典政道学说与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相结合，系统考察美国全球领导力自二战以来的演变轨迹，发现它经历了从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近乎于“王道”的强感召力，到冷战及后冷战时代前期依赖实力、制度与双重标准维系的“霸权”护持，再到特朗普二度执政以来显露出以单边强制与利益榨取为核心的“强权”蜕化。这一异化过程深植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战略思维退化及制度效能衰败的复合逻辑中，不仅标志着其传统霸权模式的危机，更在客观上成为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动力。面对“美国缺席”所推高的全球治理赤字，未来国际秩序的稳定将更加依赖主要行为体能否通过恪守战略信誉、提供包容性公共产品并践行共赢理念，从而超越零和博弈，构建更具韧性与感召力、合法性的新型国际关系。
自2025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重返白宫至今（2026年1月20日），其对内对外都极具颠覆性的第二任期已届一年。这一年并非其第一任期（2017-2020）的简单重演，而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纲领下，对美国内政外交进行的一次更为激进、更为彻底的改造与重构。
在国内层面，这场“特朗普2.0革命”已超越常规政策调整，深刻触及了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从执政初期建立“政府效率部”以集权式手段大规模裁撤联邦雇员与机构，再到进一步废止“多元、平等、包容”等社会政策、系统性改造教育与文化体系以确立“爱国导向”的国家话语，特朗普政府正试图从根本上重写美国政治的社会契约与美国社会的底层逻辑。据媒体统计，特朗普在不足一年内已签署数量远超历任总统同期水平的行政命令，其“行政令治国”的模式严重冲击了美国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传统平衡。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行为逻辑正经历一场剧变：从冷战后的“霸权扩张”，转向以国内“维稳”为核心、区域（尤其是西半球）巩固为依托、全球事务选择性介入为补充的“收缩型竞争”。其具体表现不仅包括决绝地“退群毁约”，如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关键国际机制，同时还以惩罚性“对等关税”无差别地冲击包括盟友在内的全球贸易伙伴，更是公开将同盟关系“交易化”，要求盟友承担更多成本以分担其霸权重负。
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这一切无不标志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构成正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异化。领导力不再源于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对共同规则的信守，而是日益异化为一种基于强制力、且随时可撤回的单边承诺。其核心目的也从维护一个开放的体系，转向以“美国优先”为唯一准绳的利益榨取。这一蜕变过程，恰好可与中国古典政治智慧及当代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精妙的映照。
如果借鉴《荀子》中“王”“霸”“强”三种国家形态与领导模式的经典论述，以及阎学通教授所创立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框架，系统审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扮演全球角色的变迁轨迹，那么一幅新的世界秩序转型图景将显现出来：一个曾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展现出近“王道”气象的超级大国，在其内部政治逻辑、社会变迁与实力焦虑的共同作用下，滑向“霸道”的常态，并最终在当下显露出种种鲜明的“强权”特征。这一领导力的异化过程，既是美国自身国力相对衰落与战略焦虑的体现，也在客观上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核心动能。一个旧时代的塑造者，正以打破自身所创秩序的方式，为新时代的来临按下了加速键。
一、从王道、霸权到强权：《荀子》与道义现实主义对国家间秩序与大国领导力的系统论述
剖析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百年嬗变，需要一个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穿透力的分析框架。中国古代先贤的深邃智慧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探索，为分析者提供了绝佳的镜鉴。其中，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在《王制篇》中提出的“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的经典论断，以及阎学通教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美国全球领导力蜕变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
（一）《荀子》的古典政道：对领导力本质的三层辨析
荀子将大国获取和行使领导权的路径划分为三个由高到低的层次，其精髓在于揭示了领导力合法性来源的根本差异。
“王”者之道，在于“夺之人”。此处的“夺”并非武力夺取，而是赢得、争取。“夺之人”即争取人心，其核心是道义感召与利益普惠。王者通过确立并践行一套公正、仁德的秩序规范，使自身利益与体系内其他成员的利益相协调，甚至以“惠施天下”的姿态提供安全、繁荣等关键公共产品。其结果便是“臣诸侯者王”，即诸侯各国心悦诚服，自愿追随，形成一个稳定且持久的命运共同体。王者之权，是令人景从的“权威”。
“霸”者之法，在于“夺之与”。“与”指盟约、协作与利益交换。“夺之与”意味着通过精心构建与操控联盟网络、国际制度与利益分配机制来确立领导地位。霸者亦讲信义，但其信义往往限于盟邦内部，遵循的是“双重标准”；它也提供保护，但这种保护常以盟友的政治军事服从和经济让步为代价。其状态是“友诸侯者霸”，即同盟关系基于精密的利益算计与威慑平衡，而非纯粹的道义认同。霸者之权，是一种制度化、可交易的“霸权”。
“强”者之行，在于“夺之地”。这是最低级也最危险的路径。“夺之地”即迷信并赤裸裸地追求领土扩张、资源掠夺与经济压榨，将国际关系完全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者行事肆无忌惮，罔顾基本的道义与规则，视他国为予取予求的客体。其结局必然是“敌诸侯者危”——四处树敌，激起普遍而强烈的抵抗，最终陷入孤立与衰危的泥潭。强者之权，是令人恐惧与憎恶的强权与暴政；其所建立并维系的秩序也绝非“基于规则的秩序”，而是“基于暴力的秩序”。
从“王”到“霸”再到“强”，体现了领导力内核的异化，即从争取心悦诚服的合法性权威，退化为管理利益交换的契约性霸权，最终堕落为依赖强制恐惧的掠夺性强权。其秩序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及道德高度依次递减。
（二）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创新：赋予古典智慧现代解释力
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成功地将荀子的古典政治哲学学说进行了现代社会科学转化，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解析当下国际权力转移的重要工具。该理论的核心创新在于其“政治决定论”的二元论，即强调国家命运不仅由客观实力决定，更由主观的政治领导力塑造。
道义现实主义指出，国际关系的剧变，尤其是大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向，往往无法仅用体系结构等宏观变量解释。例如，传统理论难以解释为何在国际格局未发生质变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会在特朗普时期与拜登时期出现天壤之别。为此，该理论引入了“领导类型”这一关键自变量。阎学通将政治领导划分为“无为”“守成”“进取”与“争斗”四种理想类型。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排序、对实现利益手段（是注重道义信誉还是武力强制）的偏好截然不同，从而决定了国家的战略取向与道德姿态。
尤为重要的是，道义现实主义精准区分了“权力”与“权威”，并将道义操作化为可产生战略信誉的核心政治资产。它认为，对于生存无虞的大国而言，遵循“公平、正义、文明”等具有普世性的道义规范（如守约、诚信、扶助弱小），虽不能直接增加军事实力，却能极大增强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与国际吸引力。这种战略信誉是建立“权威”（令他人自愿追随的领导力）而非“权力”（令他人被迫服从的强制力）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国际领导地位，最终取决于其“追随者的数量与质量”。
由此，道义现实主义在荀子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国际体系主导者的类型提炼为“王道型”“霸权型”“强权型”和“昏庸型”。这四者形成一个清晰的光谱：“王道型”领导以权威服人，建立稳定秩序；“霸权型”领导以权力和利益交换控局，秩序存在裂隙；“强权型”领导以力压人，制造动荡与对立；而“昏庸型”领导则无力维系任何领导地位。
将荀子的古典政道与道义现实主义的现代理论相结合，研究者可望获得一个能够解剖美国百年角色的分析工具。这套框架告诉人们，一个大国的全球地位，不仅在于其航母数量与经济规模之“强”，更在于其运用这些力量时，是选择以“王”之道争取人心，以“霸”之术经营联盟，还是以“强”之态欺凌天下。一国国际领导力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最高执政与决策团队的道德水准与战略水平。回顾美国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轨迹，这正是一个从“王”的气象滑落，历经“霸”的漫长岁月，并最终在当下显露出“强”权特征、令人深思的蜕变故事。
二、“王道”：美国作为道义灯塔与“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1941-1945）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指挥下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翌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称这一天为“一个将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美国随即对日宣战。这一事件不仅将美国彻底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在历史的特殊关头，催生出一个在其后80年间被不断追忆与阐释的美国形象：一个近乎于行使“王权”的全球领导者。
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这四年中美国之所以展现出独特的“王道”气象，并非源于其刻意遵循某种古典教条，而是其空前强大的国家实力与一种超越狭隘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义理想，在对抗法西斯这一人类公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结合的结果。其领导力的核心，完美诠释了“夺之人”的精髓。它主要不是依靠强制，而是通过提供具有感召力的道义叙事、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以及面向未来的制度愿景，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与自愿追随。
首先，美国构建了清晰而有力的“义立而王”的道义叙事。面对法西斯主义这一对现代文明根基的挑战，美国的参战目标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成为这一叙事的纲领。它承诺反对领土扩张、尊重各民族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推动建立普遍安全体系。这份文件，尽管带着英美自身的烙印与时代局限，但在当时黑暗的世界中，的确宛如一座灯塔，为被侵略民族描绘了一个基于自由、自决与集体安全的未来蓝图。它成功地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一个更具普遍性的“人类共同利益”话语相结合，使美国的领导地位获得了强大的道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吸引和动员全球反法西斯力量的旗帜。
其次，那时的美国基本践行了“惠施天下”的实质性承诺，将无与伦比的工业实力转化为支撑同盟国生存与胜利的公共产品。其最著名的举措便是《租借法案》。该法案破除了“现购自运”的冰冷现金原则，授权总统可以向“任何其防御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物资。这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信任与共同命运的战略投资。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通过此法案向英国、苏联、中国等盟友输出了价值约500亿美元的飞机、坦克、粮食、石油等关键物资。美国本土则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这一行为传递出超越短期交易的精明算计，展现了承担体系性领导责任的意愿与能力。它使盟友及旁观者相信，美国的胜利与自由世界的存续不可分割，从而赢得了深厚的信赖与依赖——这正是“臣诸侯”的心理基础。
最后，美国展现了“制礼作乐”的前瞻性制度构建能力。在战火最炽烈之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便已开始构思战后秩序，旨在避免重蹈一战后凡尔赛体系的覆辙。从1944年确立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到1945年催生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美国都是核心的设计者与推动者。这些制度安排固然确立了美国的优势地位，但其多边主义的形式、集体安全的原则以及对主权平等的表面尊重，为国际互动提供了一套初步的、可预期的规则框架。这种在权力巅峰期主动约束自身绝对自由、愿意将部分权力制度化的姿态，体现了一种着眼于长远秩序稳定的“王者”格局。
因此，1941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在人类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极限压力下，其行为模式罕见地贴近了“王道”的理想类型。它的领导力建立在实力、道义与利益的三重基础上：其实力（工业、军事）无可匹敌；其道义（反法西斯、倡导自由）旗帜鲜明；其利益（国家安全、战后秩序）则通过普惠盟友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使其获得了从克里姆林宫到唐宁街，从欧洲抵抗运动到亚洲抗日战场的广泛尊重与合作。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美国的“王道”实践具有特殊的历史情境性与脆弱性。它是面对极端共同威胁时的应激产物，其道义高度部分由法西斯这个“绝对之恶”所反衬。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维系这一领导模式的成本与内在矛盾便开始浮现。但无论如何，这四年为美国的全球角色树立了一个极高的、后来再也未能完全企及的道德标杆与信誉资产。这段“王道”瞬间，为其后数十年的“霸权”时代积累了丰厚的合法性初始资产，但也为其领导力在后世的每一次收缩与变质埋下了被批判、被追忆的伏笔。
三、霸权：美国的制度霸权与双重标准（1946-2016）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共同敌人的消失迅速消解了同盟国的战时团结。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与次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世界进入美苏对峙的冷战时代，也宣告了美国全球角色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从反法西斯同盟中兼具道义感召力与物质贡献的“王”者，转变为领导一个特定阵营、与另一个阵营进行全方位竞争的“霸”主。此后70年间，尽管经历了冷战胜利与“单极时刻”的辉煌，美国的行为逻辑总体上始终在《荀子》所界定的“霸”的范畴内运行，其核心特征正是“夺之与”——即通过缔造并掌控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性联盟-制度网络来维系领导地位。
这一“霸权”体系的建立，首先体现在美国以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系统性构建了一套服务于其安全、经济与意识形态利益的国际制度。在安全上，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为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石，其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将美国的安全承诺与西欧的防务永久绑定，确立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军事保护者与领导者地位。在经济上，由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基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全球贸易与储备的核心货币，赋予了美国“过度的特权”。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所推动的多轮贸易谈判，则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以降低关税、促进跨境资本流动为特征的“嵌入性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极大便利了美国资本与商品的全球扩张。
然而，这一看似中性、基于规则的秩序，内嵌着深刻的“双重标准”，这正是道义现实主义界定“霸权”而非“王道”的关键。美国是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最大受益者，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例如，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严厉防止他国（如朝鲜、伊朗）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其自身的庞大核武库却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它指责他国进行“军事扩张”，但其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与前沿部署却被定义为“维护和平的保障”。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推崇自由贸易原则，但当其国内产业面临实质性竞争压力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动用“301条款”等单边工具施加制裁，或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干预市场交易。这种“对盟友讲道义规范，对对手行丛林法则”的实用主义，是霸权秩序的内在逻辑，也使其道义权威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裂隙。
从道义现实主义的“政治领导类型”视角看，这一时期美国的领导集团总体上可归为“守成型”与“进取型”的混合。其核心目标是“护持”这一既定的霸权体系，并通过战略竞争（对苏）与战略接触（对新兴市场）来拓展该体系。无论是遏制战略、缓和政策，还是冷战后提出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其本质都是在霸权框架内的策略调整。为了维系同盟向心力，美国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战略信誉”，遵守对核心盟友的安全承诺（尽管有时是迟滞的，如对科威特的解放），并至少在口头上倡导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以赋予其霸权统治一定的道义装饰。这种信誉是其“友诸侯”的基础，但也是其战略负担的来源。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霸权体系的内部张力与外部挑战不断加剧。一方面，美国为了维系霸权所承担的全球安全义务与国内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过度扩张屡屡引发国内政治危机与国力损耗。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格局变迁，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不断侵蚀着美国在霸权体系内的相对优势与绝对控制力。2008年由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对其所主导的经济治理模式信誉的沉重一击。尽管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发动“反恐战争”等方式试图巩固和延展其霸权，但其行动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且因其单边主义倾向（如2003年未经联合国授权入侵伊拉克）而不断损耗其道义资本。
概言之，1946年至2016年这70年，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的完整周期。它通过无与伦比的制度创新能力，建立了一个史上最复杂的全球性支配体系，实现了“友诸侯”而令天下。然而，其秩序内在的等级性、特权性与双重标准，使其始终无法抵达“天下归心”的“王道”境界。这一霸权体系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悄然孕育了导致其合法性衰减、控制力松弛的种种矛盾。当一个新的、对传统霸权逻辑充满质疑甚至敌意的政治领导力量在美国内部崛起时，整个体系便迎来了它剧变的拐点。
四、强权：“美国优先”与丛林法则复归（2017-2026）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四年实践（2017-2020）及其第二任期的开启（2025）标志着美国全球角色的又一次断裂性转变。如果说二战后的美国是“霸”，那么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日益显露出“强”的鲜明特征。其行为逻辑彻底偏离了霸权时代精心维护的制度规范与双重标准，转而拥抱一种赤裸裸的、以强制力与即时交易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模式。这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对“美国领导力”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从维护一个开放、基于（哪怕是不完美的）规则的体系，转向以“美国优先”为绝对准绳，对全球利益进行排他性、榨取性的索求。
首先，在战略理念上，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了维持战后国际秩序本身作为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价值。其2025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被美国媒体和智库普遍解读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战略思想最剧烈的转折”。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传统外交精英所追求的“美国对全球的永久主导”是一个“不可取且无法实现的目标”，并宣布美国独自支撑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意味着，美国外交的最终目的不再是护持一个能够惠及体系内多数成员的公共平台，而是收缩为“增强美国实力与繁荣”这一单一、内向的目标。战略理念从“霸权护持”退化为“本国私利最大化”，为“强权”行为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在行为模式上，特朗普外交呈现出“强”的三大典型特征：
其一，是“夺之地”式的直接胁迫与利益榨取。这表现为对盟友与伙伴毫不掩饰的领土觊觎与主权蔑视，如威胁从北约盟友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暗示可能收回巴拿马运河。同时，在经济领域，其标志性的“对等关税”政策，援引国内紧急状态法，无差别地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惩罚性关税，将国际贸易关系简化为零和博弈的讨价还价。
美国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中有一幕情节：作为反派的霸天虎为了复活沉睡于马里亚纳海沟的前首领威震天，毫不犹豫地当场杀死一名弱小的成员，并把它身上的零件配给威震天。现在，特朗普对自身阵营中如加拿大、丹麦等弱国、小国领土的觊觎、主权的蔑视、经济的霸凌与之如出一辙。而且理由一样冠冕堂皇：为了消灭汽车人、打败擎天柱，为了让霸天虎帮派得以卷土重来、“再次伟大”，就必须作出牺牲——“需要部件（复活威震天），（所以）把最小的那个霸天虎杀掉”。当然，这个牺牲一定不会是霸天虎首领“威震天”，而是丹麦等帮派秩序下的边缘角色。这种高度交易性的方式，旨在最大化美国的短期收益，全然不顾其对长期联盟信任与国际经济网络的破坏。
其二，是摒弃多边制度，回归单边行动的丛林法则。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便系统性“拆除”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支柱。2026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此前，美国已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关键机构。这一系列“退群”行动，并非对具体规则的不满，而是对多边主义合作范式本身的拒斥。它标志着美国从制度霸权国主动蜕变为体系破坏者与责任逃避者。当美国自身漠视国际法，如在未获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其所奉行的“强权即公理”逻辑，彻底侵蚀了二战以来国际规范的根基。
其三，是以“美国优先”之名，行战略收缩与干预主义并存之实。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全面撤退，尤其是在气候变化与发展援助领域；另一方面，却又在西半球等地强化干涉，宣示“干预权”，试图重建排他性的势力范围。这种收缩与扩张的混合，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强权”逻辑：全球性责任因其成本高昂而被抛弃；而对邻近区域的强制控制，则被视为成本更低、收益更直接的利益攫取方式。这种逻辑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2025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将欧洲盟友视为“患病的文明体”和安全负担，动摇了联盟的情感与价值基础。
最后，这一“强权”模式的国内政治根源，在于“行政令治国”所代表的权力高度集中与民粹主义驱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史无前例的频率签署行政命令，在近一年内便超过220项，远超历任总统，被外界称为“行政令治国”。这些行政令常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绕过国会制衡，快速推进其移民、关税等激进政策。这固然展现了行政效率，但更反映出其外交政策的高度个人化、不可预测性与对国内制度约束的蔑视。外交成为服务特定选民群体、展示“强硬果断”形象的表演，而非基于长期战略规划的审慎行为。其国内支持率的波动与政策的反复，正是这种民粹主义短视政治的体现。
综上所述，特朗普时代美国领导力的蜕变，是从“霸”到“强”的明确降格。它不再寻求以制度“友诸侯”，而是以力“敌诸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警告，这种过度依赖胁迫、肆意破坏相互依存关系的行为，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美国权力的根基——不仅是硬实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应邀帝国”（指二战后由西欧国家主动邀请美国建立的、以对抗苏联扩张为目的的国际秩序）的软实力与吸引力。美国从全球体系的建筑师和主要维护者，变成了其最大的不确定性与破坏性来源。这一转变为世界带来的并非新的秩序，而是旧秩序的加速崩解与全球治理赤字的急剧扩大，同时客观上也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提供了新动能。
五、从“王道”到强权的蜕变路径与异化逻辑
美国全球角色从二战时的“王道”气象，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的“霸道”护持，最终滑向今日“强权”逻辑的显性化，并非一蹴而就，更非仅系特朗普一人之力。这一蜕变是一个深植于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基因与战略思想异化的漫长过程。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其关于“政治领导类型”与“战略信誉”的核心观点，有助于分析者拨开美国总统个人风格迷雾，进一步揭示这一历史转折背后的结构动力与理念根源。
第一，国内政治基础的重构：民粹主义、身份政治与“强人政治”的耦合。
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的激进性，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已发生根本转变。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共识在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多重冲击下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国内困境归咎于外部“剥夺”（包括盟友的“搭便车”与竞争者的“不公平贸易掠夺”）的民粹主义叙事。特朗普作为“争斗型”政治领导的代表，其成功正在于精准捕捉并利用了这种普遍的愤懑与不安全感。他的外交政策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对内表演性”：通过对外示强（如对盟友加征关税、退出国际组织）来兑现“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巩固其基本盘的支持。这种政策逻辑将外交彻底工具化，服务于短期的国内政治生存，必然以牺牲长远的战略信誉与国际盟友的信任为代价。行政权力借助“国家紧急状态”等名义的过度扩张，与国会制衡机制的衰微相呼应，使得外交决策更加个人化、不可预测，加速了美国从“基于规则的霸权”向“基于个人意志的强权”的堕落。
第二，战略文化内核的嬗变：从“复合相互依赖”到“零和博弈”的认知退化。
战后美国霸权的一大理论支柱，是以约瑟夫·奈等人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其核心是认识到“复合相互依赖”的客观存在，即军事力量并非权力的唯一来源，紧密交织的经济、社会联系同样构成权力的基础，并可通过国际制度进行管理。这一思想曾指导美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同盟与制度网络。然而，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思潮，在认知上出现了惊人的退化。他们片面且极端地理解了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将美国因其庞大市场而产生的贸易逆差机械地等同于“美国吃亏”“被占便宜”，并将这种不对称性纯粹视为可以胁迫他国的杠杆。他们抛弃了相互依赖可能带来的共同利益与稳定性，转而拥抱一种赤裸裸的、静态的零和世界观。正如基欧汉与奈所指出的，这种对相互依赖的攻击，实质上是“在削弱美国权力的根基”。当战略思想从如何“管理相互依赖”退化为如何“利用不对称性进行榨取”时，其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自然从“霸道”的规则性约束，堕落为“强权”的掠夺性索取。
第三，制度性痼疾的爆发：否决政治、资本无限扩张与“榜样作用”的丧失。
美国政治体制的设计本意在于制衡与妥协，但在极化政治下已异化为“否决政治”，导致国家难以就任何长期的、需要牺牲短期利益的大战略（如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转型、教育资源重配）形成共识并有效执行。国内治理的失灵与衰败，直接侵蚀了其国际领导力的道德基础。道义现实主义强调，主导国的国内治理本身就是其“战略信誉”和“榜样作用”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个在国内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无法保障政治清明、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其在国际上宣扬的价值观必然缺乏说服力。同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无限扩张与逐利本性，不断加剧国内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这种压力最终外溢为对外政策上愈发急迫的、以邻为壑的转嫁需求。美国不再被视为一个可供效仿的、成功的治理模式，其“榜样作用”的崩塌，使其丧失了“王道”最根本的吸引力，也耗尽了“霸道”所需的合法性外衣，最终只剩下“强权”的硬壳。
综上所述，特朗普现象及其代表的“强权”转向，是美国深层次矛盾在特定历史节点的一次总爆发。它是国内民粹政治对传统精英外交的反叛，是零和思维对相互依赖共识的替代，也是制度衰败对“山巅之城”叙事的终结。这一蜕变路径表明，美国领导力的异化，根源在于其自身机体已难以维系一种超越纯粹力量投射、需要承担代价并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导模式。这不仅是权力的衰落，更是领导智慧的枯竭。当“强权”逻辑成为主导，它所带来的将不仅是美国全球地位的进一步损耗，更是一个愈加动荡失序的世界。客观上，这反过来又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器，在无意之中为新秩序的生成开启了通道。
六、展望未来：一个“美国缺席”的全球及其治理
美国全球领导力从“王”到“霸”再到“强”的异化蜕变，并非一个孤立的政治周期现象，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具标志性的历史进程之一。它标志着一个以美国为单一中心、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意识形态外衣、以等级化制度网络为支撑的全球治理旧范式，正加速走向终结。展望未来，世界将不得不面对并适应一个“美国缺席”或至少是“美国角色剧变”的全球图景。这里的“缺席”，并非指美国作为一个物理实体或军事强权的消失，而是指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首要提供者、普遍规则坚定维护者及国际合作可信领导者的角色已实质性退场。这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失序风险与治理赤字，也为国际关系的重塑与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
未来一个时期的全球体系，很可能呈现为一种“多极但非多元、竞争高于合作”的“粗砺多极化”状态。一方面，美国作为“强权”的收缩与自利，将留下巨大的权力与责任真空。气候危机、公共卫生、数字治理、金融稳定等跨国议题的“公地悲剧”将愈发严峻，而传统的主要协调者却已转身离去。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或集团具备全面接手美国昔日全部职责的意愿与能力。欧盟深陷内部整合与战略自主的挣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但利益诉求与治理理念并非完全一致。其结果可能不是一个有序的“多极平衡”，而是一个由区域性安全架构、有限的功能性合作联盟以及大量双边或小集团交易拼凑而成的“碎片化网格”。在这个网格中，大国间基于规则的竞争与零和博弈思维将更加凸显，中小国家则不得不在不确定性中艰难进行“多向对冲”。
在此背景下，世界对领导力的期待与定义正在发生深刻转变。道义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战略信誉”与“王道型领导”，重要性将不降反升。未来的全球治理，将更加依赖行动示范与利益协调的能力，而非单纯的强制或施舍。这意味着，任何有志于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都必须通过自身实践来回答几个核心问题：能否在国内治理中实现发展与公平的统一，从而树立可信的“榜样”？能否在对外交往中坚持“言必信，行必果”，尤其在安全与发展承诺上积累坚实的信誉？能否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更具包容性、非排他性的合作平台？国际社会将不再迷信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教条，而是会更务实地根据“谁在真正解决问题、促进共同利益”来给予信任并追随。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变局既意味着重大责任，也带来战略考验。中国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塑造未来秩序的关键力量。道义现实主义为中国提出的“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取向，以及从“融入”到“塑造”的战略转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的未来角色，不在于寻求替代美国的“霸权”，而在于能否超越“霸权”逻辑，探索一条新路。这要求中国在复杂博弈中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则需以更大的智慧与耐心，在周边与全球层面践行“亲诚惠容”与“正确义利观”，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提供优质的互联互通公共产品，在气候变化、维和等领域承担与国力相符的责任。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实力持续、有效地转化为被广泛认可的国际权威，即能否以行动证明，一个不依赖强权压迫、不搞双重标准、致力于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更可持续的。
最终，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单一领导或强迫之上，无论它是“王”、“霸”还是“强”。美国领导力的异化史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任何领导地位，若不能植根于道义与利益的交汇点，不能通过促进共同利益来赢得自愿的追随，终将因合法性枯竭与成本失控而难以为继。未来的全球治理，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多方共治过程。它呼唤所有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展现出超越短视民族主义的战略克制与建设性姿态。
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旧范式的瓦解伴随着混乱的阵痛，但也催生着新规范的萌芽。世界各国能否在“美国缺席”的过渡期里，避免最坏的冲突，凝聚最大的共识，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将考验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这，或许正是百年变局留给国际社会最根本的叩问。
早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倡导各国超越各种分歧、差异，共同建设好命运与共的地球村。这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大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进展，推动人类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不断前进。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卫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