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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深度、广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门罗主义”横行无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而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有效性、公正性等方面均显现出深刻的系统性困境，改革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空前高涨。
在这一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中国外交展现出鲜明的历史主动与战略自觉。2025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025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未来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突出贡献”，其具体的实践路径集中体现为“积极弥补‘治理赤字’、填补‘治理盲区’、拓展‘治理疆域’”。这三大抓手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行动体系：弥补赤字旨在修复现行体系的失灵与不公，填补盲区着力应对新兴领域的规则真空，拓展疆域则代表着推动治理理念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实现历史性跃升。我们要深入剖析这三大抓手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充分理解中国如何携手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弥补治理赤字：修复体系失灵与重塑公平正义
全球治理赤字，本质上是现有治理体系在应对跨国挑战、平衡各方利益、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甚至失效的综合体现。它根植于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代表性不足导致决策脱离多数国家诉求，规则工具化导致国际法治权威受损，发展导向偏差导致南北鸿沟持续扩大。因此，弥补治理赤字，不能仅限于技术性修补，而必须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中国提出的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正是直指这些制度性根源的系统性方案。落实这一倡议，需要从权力结构、规则体系与发展议程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弥补治理赤字的核心在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实质性地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现行治理体系形成于二战后期，其“西方本位”的特征与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严重脱节。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已占世界40%以上，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键机构中的份额与投票权却严重不足。这种代表性赤字使得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不断流失。中国倡导的主权平等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与强权政治，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平等参与全球决策，共享治理成果。要落实这一原则，就必须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关键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长期以来，中国不仅坚定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中国推动金砖机制成功扩员至20个成员，打造人丁兴旺的“金砖大家庭”，正是为了构建一个更能代表世界大多数人口和新兴经济力量的合作平台。这正是我们以实际行动改变“少数国家说了算”的不平等格局、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多体现和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诉求的例证。
弥补治理赤字的关键在于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重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权威。当前，个别国家奉行“例外主义”和单边行径，滥用制裁和“长臂管辖”，将国际组织工具化、政治化，严重侵蚀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根基。这种规则赤字和信任赤字使得国际合作步履维艰。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将“遵守国际法治”和“践行多边主义”置于核心位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落实这一理念，意味着要坚决抵制任何国家无视国际法或者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行为，反对滥施单边制裁和“脱钩断链”。中国不仅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也是多边主义的积极践行者。中国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并推动其在香港开业运营，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为各国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一个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新平台。这不仅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创新性实践，也是对霸权国家动辄诉诸武力或单边胁迫的有力回应。此外，中国还在联合国框架下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坚持“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正确出路，正是为了捍卫被长期边缘化的国际公平正义，彰显了全球治理应有的道义底色。
弥补治理赤字的根本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发展议题重新置于全球治理议程的中心位置。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全球发展赤字是其他赤字滋生的土壤。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地缘政治博弈挤压了全球发展合作的空间，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加剧了全球经济动荡，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超6亿人仍面临饥饿威胁。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旨在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切实增进各国民生福祉，特别是助力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瓶颈。落实这一导向，要求将资源与精力聚焦于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蒙内铁路、中吉乌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通过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建立项目库与资金池；通过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主动让利于全球南方。上述行动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治理方案不是空谈理念，而是以具体项目和发展成果为导向，致力于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从根本上夯实全球和平与安全的物质基础，这才是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最持久、最深刻的路径。
二、填补治理盲区：应对新兴领域规则真空
全球治理盲区，指的是在新兴科技、新疆域以及传统治理框架长期忽视的领域，缺乏普遍认可的国际规则、规范与合作机制。随着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外空、网络、生物安全等领域的治理挑战日益紧迫，但相应的全球规则却严重滞后或缺失，形成规则真空。同时，一些长期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也因治理机制分散乏力而成为盲区。填补这些盲区，有助于避免世界陷入“丛林法则”、确保新技术和新疆域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展现敏锐的观察力与前瞻性视野，积极搭建对话平台，探索制定兼具创新性与包容性的新规则。
首先，在新兴科技浪潮背景下，最重要、最致命的治理盲区恐怕莫过于数字与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社会与经济，但其伦理失序、算法偏见、就业冲击以及可能加剧的智能鸿沟等问题，已构成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能力、数据资源上的差距，正在导致新的不平等。中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盲区，不仅在国内加强治理，更积极推动全球协作。中国倡导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将其重点明确为加强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弥合智能鸿沟。这标志着中国方案没有局限于技术领先国家的内部规则制定，而是将重心放在了确保技术发展的普惠性与包容性上，旨在防止人工智能成为少数国家的特权，并将其转化为全球共同发展的机遇。这一倡议直面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最核心的公平性问题，为填补这一关键盲区提供了以发展为导向的路径选择。
其次，全球安全治理中存在诸多被传统大国政治所忽视或无力应对的盲区。除了地区热点外，跨国犯罪、网络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广度与深度也日益扩大，其跨界性要求超越地缘博弈的全球合作。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其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为应对这些分散、复杂的非传统安全盲区提供了整合性的理念框架。它强调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尊重各国主权与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斡旋缅北、柬泰边境冲突等地区矛盾，坚持不干涉内政、不拱火浇油的原则，探索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这种聚焦于冲突预防与政治解决的“中国式劝和促谈”，不同于某些大国以军事介入或制裁施压为主导的模式，为处理那些被大国竞争阴影笼罩的安全盲区提供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有助于防止局部冲突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危机。
同时，文明间误解与对抗的风险，也构成了全球治理中一个深层且持久的认知盲区。“文明冲突论”等杂音不时泛起，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不信任。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正是为了填补这一思想与认同层面的盲区。中国推动联合国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主办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并发布《北京宣言》，旨在将文明交流互鉴从理念倡导推向制度化实践。通过搭建尼山论坛、“良渚论坛”、世界中国学大会等平台，中国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直接对话与相互理解。这种努力的核心在于，承认并尊重文明多样性是全人类的财富而非负担，从根源上消除因无知和偏见而产生的冲突土壤，为全球治理筑牢最广泛的民意与民心基础。填补这一盲区，对于构建真正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三、拓展治理疆域：推动理念深化与合作网络升级
拓展治理疆域，并非意指地理上的扩张，而是指全球治理的理念维度、参与主体、合作层次与地理覆盖实现质的飞跃与升级。它代表着从应对具体问题向塑造共同未来的演进，从大国主导向多元共治的转型，从区域性合作向跨大陆联通的延伸。其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联动性和前瞻性的全球治理生态系统。这要求超越旧有思维定式，在理念引领、平台构建与互联互通三个层面进行开创性探索。
理念疆域的拓展，集中体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宏伟愿景稳步转化为系统的行动纲领与广泛的国际共识。这一理念超越了国家、民族与文明的界限，将全人类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如今，它已不是孤立的口号，而是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支柱形成一个涵盖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各维度的完整理论框架与行动体系。特别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思考进入了系统化、操作化的新阶段。这四大倡议相辅相成，将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从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提升到了追求共同繁荣、普遍安全与文明互鉴的更高境界。这种理念疆域的拓展，为处于迷茫中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坐标和充满希望的前进方向。
参与主体与平台疆域的拓展，表现为推动全球治理从“国家中心”向“多元协同”演进，并打造一系列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一方面坚定维护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并构建包容各类行为体的伙伴关系网络。除了巩固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中国还主导或深度参与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国际调解院、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机构。这些机构在治理模式、关注重点和成员构成上更具创新性和代表性。例如，金砖机制的扩员与“大金砖合作”的推进，极大增强了全球南方集体议价和联合行动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从安全合作起步，目前已发展成为涵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其吸引力亦不断增强。这些平台的建立与壮大，打破了传统西方主导的治理平台的垄断，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合作选项与发声渠道，实质性地拓展了全球治理的“工具箱”与“朋友圈”，使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更加多元、均衡的崭新面貌。
地理与互联互通疆域的拓展，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最鲜明的载体，致力于将全球治理的合作网络从“点”与“线”连接成“面”与“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着眼于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硬联通”，更注重规则标准“软联通”以及人民之间的“心联通”。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2万列，成为21世纪亚欧大陆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中吉乌铁路孕育着区域联通的新前景；中国与东盟、非洲、拉美、阿拉伯国家等构建的多个“合作格局”、“工程”与“平台”，将合作网络深度嵌入世界各个区域。这种拓展绝非19世纪欧美列强对全球资源和势力范围的争夺，而是发展权与发展经验的共享。它通过促进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将一大批曾长期被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所边缘化的地区和国家重新纳入全球发展的大循环，有效对冲了“脱钩断链”的逆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球治理实践，它通过创造共同利益、夯实合作基础，在物理空间与利益空间两个维度上，极大拓展了全球治理所能覆盖与惠及的范围，为构建一个真正联通、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共同体奠定了坚实根基。
结论与展望
弥补赤字、填补盲区、拓展疆域，这三者犹如鼎之三足，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突出贡献的行动框架。它们精准对应着现行体系的功能失灵、新兴领域的规则真空以及既有合作模式的局限，不仅是对沉疴旧疾的刮骨疗毒，更是对未来挑战的未雨绸缪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主动塑造与愿景升华。这一框架不是空中楼阁，其根基深植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与文明藩篱的崇高理想，是践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必由之路。它清晰表明，中国对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回答，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一整套脉络清晰、环环相扣、立足实践且引领时代发展方向的系统性方案。
人类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无论哪个国家或者机构，如若固守于任何僵化、排他、不公的旧体系，终将使其失去活力与合法性，无法引领人类穿越百年变局的深重迷雾。与此同时，任何以零和博弈、阵营对抗为哲学底色，以“新冷战”思维驱动的所谓“推论”或方案，则是开历史之倒车，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大的分裂、对立与危险。中国的探索与实践，犹如在荆棘中开辟一条新路，它雄辩地证明：真正的、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改革，必须高擎公平正义的旗帜，必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根本方法论，必须以合作共赢为终极检验标准。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弥补治理赤字，正在为失衡的体系注入缺失的代表性与亟需的有效性，重塑其合法性根基。通过富有远见地填补治理盲区，中国正昂首傲立于技术革命与文明对话的前沿，为全人类擘画一个包容、安全、可持续的未来图景，防范未知风险。通过开放包容地拓展治理疆域，中国致力于让共同发展的网络覆盖更广泛的国度与人群，让新型全球化的红利润泽每个角落，从而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基础。
展望“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的历史周期，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注定是一项考验各国智慧、耐心与诚意的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不会一蹴而就，也难免遭遇逆流与挫折。然而，潮流之所向，非狂风暴雨所能移。中国将始终以恒定之心，继续做现行国际体系负责任的维护者、充满活力的建设者与矢志不渝的改革者。在历史演进的关键隘口，中国选择毫不迟疑地与时代进步的浪潮同行，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国家携手，以“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广阔胸襟和“积土成山”的扎实行动，展现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与创造精神。
全球治理的升华，必将从“治标”走向“治本”，从“管理危机”走向“塑造未来”。而引导这一转型的核心理念，正是对共同命运的理解、对共同价值的坚守以及对共同行动的承诺。曙光已现，前程可期。唯待各国同仁共执画笔，同心描绘全人类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之壮丽画卷。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卫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