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胡继平，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研究员
田渝申，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持续增强，金砖扩员、南南合作的深化正不断扩展其制度空间与集体国际话语权。“全球南方”国家集体行动的心理逻辑来自身份认同、集体记忆以及历史叙事的交织建构，体现了其从地缘集合体到认知共同体的转变。金砖扩员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领域对公平发展、制度自决的集体需求，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则强化了其在反干涉与安全互信方面的共识，二者从不同维度体现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信念，揭示了“全球南方”在构建制度与话语竞争中的心理逻辑。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及全球治理倡议呼应“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在相互理解与务实合作中构建更平衡、更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关键词】“全球南方”；心理逻辑；身份政治；集体记忆；叙事建构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南方”作为学术与政治概念，正从传统的地理范畴向具有政治、文化、心理内涵的认知共同体转变。2024年1月金砖机制接纳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和伊朗五国成为正式成员；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机制第11个成员国，同时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古巴、乌干达、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8国成为金砖伙伴国，标志着“大金砖合作”格局正式形成。扩员后的金砖成员国约占全球GDP的39%、贸易额的24%，集体影响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七十七国集团持续推动“气候正义”议程。2025年6月，中国与非洲国家在长沙共同主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级会议，强化气候与发展议题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技术与融资支持。这些实践表明，“全球南方”正在以制度化联盟和议程塑造的形式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其政治与心理意义日益凸显。2025年9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上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金砖国家应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推进“大金砖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多边主义与国际公平正义。该讲话标志着金砖合作机制进入制度深化与心理共鸣并重的阶段，彰显了“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中的积极作用。
当前，国内研究将“全球南方”视为兼具历史经验和政治诉求的复合概念，侧重分析“全球南方”对不平等国际结构系统的反思作用，以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变革的能动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内部的发展不平等和外部的制度压力同时存在，西方占主导的叙事建构仍然对“全球南方”构成结构性挑战，因而南方国家普遍采取了战略自主、发展优先和不结盟等举措应对外部博弈。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不断通过金砖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等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治理方案。相关研究从权力格局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全球南方”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并强调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中的角色，但较少涉及行为体或组织层面的心理或认知动因分析，这为后续研究从结构向行动逻辑拓展提供了空间。政治心理学提供了相关理论工具，如强调身份认同、情感和战略叙事对塑造国家集体行动的重要意义。社会身份理论对群体边界划分和群体内部、外部区隔如何形成群体认同机制予以了理论解释，而战略叙事理论指明了行为体如何利用话语建立意义，从而建立情感共识和合法性。因此，需要从心理维度理解“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将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与战略叙事视为影响合作与对抗的重要因素。金砖机制在经济议题上的制度创新与扩展，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协调与话语塑造，分别对应经济合作与安全协作背后的心理基础。中国在多边倡议与公共产品方面的持续投入，契合“全球南方”对平等、尊严与参与的心理诉求，这种互动机制正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均衡、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二、“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心理逻辑
“全球南方”集体行动逻辑，不仅是结构性依附带来的现实利益问题，更是基于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历史遗留问题。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以及战略叙事是理解“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形成、情感资源形成及话语权塑造的重要路径。
（一）“全球南方”集体身份的心理建构
身份认同是“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心理起点。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社会认同”“社会比较”三重机制确定自我在特定群体中的地位，并由此形成对“内群体”的归属与对“外群体”的区分。在国际关系语境下，国家同样会以类似方式形成“集体自我”意识，从而以群体身份为基础进行政治行动。
“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在长期的殖民压迫、经济依附和制度性不平等的影响下形成的。从而这些国家往往表现出在经济结构上的从属性以及在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后殖民主义学者认为这种“心理殖民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认同上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因而“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通过增强自身集体认同以对抗结构性从属状态。非洲联盟在《2063年议程》中提出“非洲自主现代化”政治口号，主张“以非洲方式来解决非洲问题”，可以说是拒绝西方话语体系定义的现代性政治宣言，隐含着一种集体“去殖民化”的心理。身份重构也发生在拉美地区，巴西、墨西哥在多边场合强调“拉美声音”的自我独立，推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以平衡“制度性不平等”在心理维度造成的失衡。这些诉求一方面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发展利益，另一方面体现出通过集体身份认同来争取权利平等的心理诉求。
再者，“全球南方”国家也借助文化符号和历史回溯来获得身份认同。刚果（金）2019年以来不断向比利时索讨殖民时代被劫掠的艺术品，既是对文化主权的一种伸张，也是精神意义上对殖民史创伤的一种弥合。2025年10月7日在纽约联大的发言中，加纳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表示，非洲的复兴不只是经济和政策调整，还包括对非洲人民“集体尊严的重塑，只有充分认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才能走一条光明的出路”。
因此，“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缘或者政治集合体，而是深层心理建构的认知集合体，这种集体身份由共同被殖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建构出“我们”感，从而作为“内群体”行动情感的基础。在“全球南方”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南方国家以集体身份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表达立场，寻求共识，获得在认同共同体层面行动的合理性。
（二）反殖民历史中的情感因素及其影响
如果说身份认同赋予了集体行动的结构体系，那么历史记忆则赋予集体行动以情感动力。集体记忆理论认为，社会群体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构与再叙述，形成集体持续不断的情感纽带和政治动员机制。“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情感正是基于其长期遭遇殖民压迫和不公待遇过程中积淀的历史记忆，这种“压抑的记忆”在新的国际议题中被不断激发起来。阿尔及利亚不断就殖民主义时代法国在其领土上进行的核试验及其环境破坏提出关切，近年来在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方会议等多边论坛中多次强调其在核试验中遭受的影响，主张受害国有权获得环境修复、技术援助与公正赔偿。阿尔及利亚政府将此议题视为环境与健康正义的一部分，体现了其对历史创伤的持续追索与主权尊严的捍卫。在这种情感叙事中，历史耻辱被转化为政治正义的要求，激发了非洲国家之间的共情，潜移默化中形成情感共同体。南非也在国际舞台上频繁提起本国反种族隔离历史。南非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在联合国大会议场上表示，“我们不会看着种族隔离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是将历史记忆转化成道义资源，为南非在巴以冲突、人权问题上的态度提供了心理合法性。这种情感动员机制使得历史记忆逐渐演变为“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进一步说，历史记忆的重提不仅巩固了“全球南方”的内部团结，而且塑造了其对外行为框架。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基于依附理论普遍将内部经济问题归因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2024年，巴西经济部长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宣称，“我们负债危机的原因是结构性不平等，并不是因为我们管理不善”。这种阐释增强了情感化的历史记忆，将经济问题变成了公平正义问题，反抗逐渐演变为一种持续的心理认同。
“全球南方”的情感动员并非偶然，而是历史记忆与屈辱感相互作用的结果。屈辱记忆的持久性在于其跨代传播性。历史记忆通过学校教育、国家仪式、纪念节庆等社会机制，不仅被保存和传承下来，而且还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和情感，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在法律上处理种族隔离遗产，其存在更在心理层面完成了社会疗愈的象征仪式。由此，“全球南方”的反抗心理并非仅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也是出于一种源自历史、通过反抗不公以重塑尊严的情感自觉。
（三）认知合法性博弈中的叙事策略运用
认同与情感动员是行动者的主观心理基础，叙事模式是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获得认知合法性的重要行为模式。战略叙事理论认为，国际行为体通过整合叙事构建对自我的诠释和对国际秩序的理解，来获得他者对“自我”的理解与认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叙事是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集体心理的对外表达，是通过讲述历史、正义与未来构想来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策略选择。
“全球南方”国家中常见的叙事有隐喻化、历史化和反叙事化三种策略。隐喻化叙事将政治化诉求隐喻为易被接受的叙事形象，巴西在气候外交中的“亚马孙是地球之肺”，就是将保护森林的诉求比喻为人类自身的生存责任；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da Silva）在联大演讲中强调“保护亚马孙是保护我们自己”。巴西通过此类叙事用道德象征重建国际共识，也加强了巴西作为全球生态议题引领者的形象。
历史化叙事通过类比与再阐释，使当代问题获得历史合法性。2025年，尼日利亚总统蒂努布（Bola Tinubu）在金砖峰会上呼吁全球金融和医疗体系改革，强调非洲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少、但承担气候变化的代价最大，呼吁金砖国家促进公平的气候融资和技术支持。这里将非洲在殖民时期争取权利的历史与气候正义类比，提升当代气候问题的正当性，建立一种“全球南方”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呼吁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平等的趋势迈进。
反叙事化是“全球南方”反击西方话语霸权的关键举措。在“债务陷阱外交”等标签化控诉面前，非洲的学者和政治家逐渐采取反叙事的姿态，认为西方殖民历史上的不平等债务是“真正的陷阱”。2023年巴西和印度联合倡议“南南合作2.0”，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要遵循平等互利与政治独立的基本原则，这种反叙事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西方关于中国以及南南合作的“新殖民主义”叙事逻辑。
叙事的竞争实质上是一场认知合法性的心理博弈。通过掌控话语框架，“全球南方”不仅在政治上塑造议题走向，也在心理上实现了从“被定义者”到“定义者”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依附到自主、从被解释到解释他人、从边缘到中心的心理复位。
三、组织层面的集体心理机制：金砖与上合组织的比较分析
“全球南方”寻求制度性自主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金砖机制与安全领域的上合模式是两条各有侧重且互为补充的发展路径，前者以经济自主为基础强化了“全球南方”的能动性，后者以安全自主为核心重构“非西方安全秩序”
（一）金砖机制的经济心理逻辑
基于“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心理逻辑，金砖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国家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及情感动员的制度化产物。它体现了“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求“被看见”的心理诉求，并通过制度安排转化为现实合作路径。
1.南方经济共同体的自我身份确认
金砖机制扩容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制度结构中对自我认同的重新确立。2024年以来金砖国家的扩容以及伙伴国的加入，标志着该机制的开放性升级，以及对亚非国家代表性的强化，也使发展中国家逐渐在心理上获得“参与者”的身份认同，从而以此为基础产生合作意愿。
这种身份认同的形成并非单纯的制度参与，而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存在感”生成。金砖机制内部实行轮值主席国制度、平等表决机制以及成员共同议题设置等制度安排，有助于削弱传统国际机构中“中心—边缘”的结构性等级。这种制度平衡在心理层面促成了成员间的平等感与信任感，使金砖机制逐步演化为一个以身份认同为黏合剂的“制度共同体”。
此外，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机制的金融合作执行机构，在项目选择、贷款利率等方面都奉行“成员平等”的原则。该银行截至2025年已批准约120个项目，金额超过400亿美元。这种制度设计确保成员国在共享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在心理上确认了本国在合作模式中的平等身份。这让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获得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共同身份和心理认同。
2.去殖民化与争取发展的历史记忆
金砖机制的发展思想承续着发展中国家的过往历史记忆，特别是对殖民主义及经济依附结构的不断觉醒。202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里约热内卢宣言》承续了金砖国家促进国际秩序改革的共识，强调“建立更具有代表性和公平的国际秩序”和“恢复和改革多边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的增长”。这一表述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利意识，也是金砖机制对国际经济秩序长期结构性不平等的回应。
金砖机制内部的“发展权”是一种历史修复的权利。新开发银行的资金分配重点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绿色发展、数字联通领域，覆盖“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短板。2025年巴西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在金砖经济合作的具体目标中明确提出要通过促进本币结算、联合融资、区域项目等方式降低发展中国家对美元主导的资本市场的依赖，以此在全球治理层面缩小由过去殖民体系造成的南北发展差距。
这类政策与论述所激发的“去殖民化记忆”不仅具有情感象征意义，它同时形成一种行动逻辑。“全球南方”国家在合作共建过程中收获的不仅是物质利益，还有一种历史正义的心理实现。南方国家从被动接受地位转化为主动设置议题的地位，在心理上完成“由受制到自决”的身份转换，这一过程构成了金砖机制在“全球南方”政治心理中的重要象征。
3.不平等金融体系的集体情绪反应
金砖机制的凝聚力还来源于对国际金融体系不公平的集体情绪感知。长期以来，由美元垄断的清算机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制度是发展中国家身处国际经济治理不利地位的重要来源。2025年金砖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建立独立于美元体系的国际支付体系以规避货币政治化风险。这一呼吁尽管没有转化成即时的制度安排，但反映出金砖国家对“金融单极化”的不满情绪。2025年7月，金砖国家财政部部长批准的联合声明，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以及南方金融稳定机制提交了联合建议，呼吁调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制度结构，并提出由新开发银行支持的多边担保机制方案，一定程度上可规避成员国在国际金融借贷中的系统风险。这一方案兼具较强的心理意义，即通过制度表达集体情感的宣泄，并使其转化为改革需求，来维系机制内部的情感共鸣。
在成员国的政策选择方面，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反思已经逐步转变为改革实践，例如印度和巴西先后宣布建立双边本币互换机制，中国与阿联酋、沙特等国的石油能源交易也在增加人民币结算比重。这些尽管属于对外金融政策层面的调整，但体现了相关国家“去美元化”的心理认同与制度自信。金砖机制集体行动并非单纯的利益协调，其动力也来自带有道义性质的心理逻辑。
4.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多元发展叙事
在叙事建构方面，金砖机制更多通过“伙伴多元”和“自主发展路径”来建构其认知合法性，强调其制度基础植根于“包容性多边主义”和“多极化格局”两类理念。
从官方话语看，2025年里约热内卢峰会上提出的“推动更强劲、更可持续的全球治理”，表明金砖并非一个闭合型国际组织，而是一个非集团性、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合作平台。为了打消外界对“金砖集团化”或“金砖对抗论”的成见，金砖机制在制度安排和话语构建上强调其“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为新成员提供获得身份认同的理解路径，让其获得心理上的平等与尊重。在各种媒体和官方话语中，“多极化”“自主发展路径”等表述更为常见，主张成员间地位平等、发展道路多元。特别是金砖机制主张各成员国在发展道路上拥有自主选择权，不应该被西方单一评估标准所拘束。2024年新开发银行在年报中声明，金砖合作坚持尊重成员间的差异、促进成员间的互补优势，强调平等合作、尊重差异是推进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原则之一。这种话语逻辑将发展从技术理性转向价值共识，强化了金砖机制内部关于“平等多元”理念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金砖机制的叙事效能不仅限于内部成员。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平台，金砖国家以“发展权优先”“多边包容”为核心议题，已经逐步塑造出区别于传统大国集团的组织形象。通过叙事传播，金砖机制将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与情感动员内化为话语资源，使其经济合作模式具备了超越物质层面的心理凝聚力。
（二）上合组织的安全心理逻辑
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和发展，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非西方安全合作领域中形成的一种安全心理逻辑。这种逻辑与“区域安全共同体”身份的确认、对外部干涉历史的集体记忆、对当下国际安全秩序的情绪反应以及“上海精神”的话语构建有关。
1.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心理认同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六项原则（“上海精神”）作为行为准则，其核心意图在于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区别于传统同盟体系的安全共同体。根据社会身份理论，认知分类与比较驱动群体成员在安全领域寻求与他者的区别与内部凝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参与机制之时，首先在心理上接受自己属于一个“非西方安全共同体”的角色预设。
在2025年天津峰会上，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重申将与所有成员国一道推进区域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强调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干预、单边制裁的做法，为各国在安全领域合作方面的身份确认奠定了共同基调。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通过深化安全机制、加强执法合作、建设更多联合中心，逐渐从单纯的区域安全合作平台转化为更加综合、更具建设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通过定期防务部长会议、联合演习、区域反恐机制等制度安排，为成员国提供了“安全共同体”的制度载体。2025年6月，第22届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在青岛举行，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主持会议，所有成员国防长出席。通过制度参与角色协同安排，成员国在心理层面得以确立“既是安全合作对象又是安全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2.反干涉主权原则的历史记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普遍有被外部干预、主权受损的历史记忆，这些集体经验在安全话语中形成共识性底色。机制文件中反复强调“主权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正是制度化地对历史上侵犯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径进行抵御。制度层面方面，上合组织通过其地区反恐机构、情报共享平台、边境协作机制以及联合演习等安排，将这种安全观具体化为成员国之间的制度性安全合作。
2025年10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钴-2025”特别演习。演习围绕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应对紧急情况等内容展开，展示了区域安全机制间的协同能力。上合组织方面表示将借鉴相关经验，服务于即将举行的成员国联合反恐演练“萨罕-反恐怖主义-2025”的筹备工作。上合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区域安全演习，维持其组织独立性与成员主权边界，演习内容也始终围绕“反恐”与“主权维护”，而非战略干预，这种行动逻辑延续了其“互不干涉、共同安全”的原则。
西方常从冷战后的大国干预、地区动荡和边疆危机等历史经验和固有认知来解读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认为它是区域国家应对大国干涉的心理防线。事实上，上合组织通过安全合作机制来回应成员国对主权安全的需求，通过强调“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诉求，排斥军事联盟式的集体安全机制设计，突出了成员国对主权和独立的高度关切。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一方面回应了历史上应对大国外部干预的经验，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安全观”，通过非对抗、对话、合作来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3.安全焦虑情绪的制度化表达
在国际舞台上，强权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国际规则与制度来排除潜在竞争者或对手，从制度结构上建立一种“排除机制”。有不少国家会普遍产生被孤立或排除、被限制及被边缘化的焦虑。上合组织机制就是在这种心理空间中发挥作用，安全不确定性借助制度渠道转化为安全合作的可能，并在此过程中为成员国提供心理和制度性保证。“反恐协作-2024”全军联合反恐演习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所有成员国参加的实战型反恐演练。该次演习增强了成员国反恐部队的互信水平、提升了军事协作能力，既具有安全功能，在成员国之间也建立了信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缓解了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安全焦虑。
在制度层面上，上海合作组织由区域反恐机构（RATS）进行日常协调、安全情报分析研判与联演联训机制的建设，并通过机构开展的信息互通、行动协作，来弱化心理上由于安全真空对外界的安全焦虑。此类制度安排将安全焦虑内收于上合组织内部，避免了焦虑外扩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定期的军事演习与交流会议，成员国之间能够不断地合作与交流，能够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安全战略，而不是依赖外部国家干预区域问题，增强了成员国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4.基于“上海精神”的叙事建构
“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能够持续发展壮大的核心动力，也是组织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这些原则不仅总结了成员国在深化友好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合作思想，也揭示了这一新型国际组织不断壮大的原因。这些原则不仅为上合组织的集体安全话语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和心理认同。
上海合作组织的话语建构中，“安全不可分割”“协商优先”“共同安全”等核心理念被频繁提及。“安全不可分割”强调各国安全诉求不可分割，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反对单边主义和对抗性安全观念。利用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的话语形式，可以固化和强化成员国的区域安全共同体想象和制度联结，从而建立区域共同体内部的凝聚逻辑。在历次上合组织峰会和宣言中，“安全不可分割”的理念被反复强调，倡导成员国在安全领域建立共商共建共享机制，避免采取对抗性的军事路径。这一理念体现了上合组织在集体安全治理中的独特路径，区别于传统的军事同盟模式。“协商优先”原则是上合组织认为在区域安全问题上应采取协商而非急功近利的军事联盟或“硬约束”的协议来解决。因此，在该安全话语下，上合组织安全合作中更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为成员国民间代表提供了在集体安全架构下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机会，在成员国自身安全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预估有了缓和，共识基础上的安全合作得以深化。此外，上合组织通过对外宣示将自身的发展定位积极扩展至国际及全球层面。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天津峰会上提出上合组织应承担更大维护和平与发展的责任，成员国在峰会宣言中重申尊重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并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对抗性方式。以上政策声明将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牢牢锁定为一个非西方安全治理体系的认知定位，为成员国的上合组织心理合法性提供了基础。
（三）比较分析
金砖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南方”的战略选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尽管在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方面有所不同，但也展现出互补性，这在“全球南方”国家寻求自主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明显。这种差异与互补性体现在身份建构、情感驱动以及叙事策略上，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不同合作机制推动政治经济多维度发展中起了作用。
一是身份建构的差异。金砖机制的身份认同基于经济合作，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和话语权。金砖国家通过推动全球经济秩序的改革，尤其是在金融、贸易领域争取更多资源与机会，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动性。相比之下，上合组织的身份认同则侧重于安全合作，在强调成员国主权与独立的同时，其核心理念是“安全不可分割”，强调各国安全诉求不可分割、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因此它关注如何通过协商机制防止外部干预，确保区域稳定与国家主权安全。
二是情感驱动的差异。金砖机制的情感驱动力来源于对西方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不公的反感。金砖国家共同推动替代性金融体系，旨在减少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并倡导更为公平和多极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上合组织则更多聚焦安全领域，成员国普遍面临恐怖主义和外部干涉的安全威胁，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军事和政治干预。上合组织的情感驱动力体现在“反介入”情绪，强调通过合作与协商避免外部势力的干预，维护地区稳定。
三是叙事策略的差异。在叙事策略上，金砖机制主张“包容性多边主义”，通过强调多极化经济格局和互利合作，塑造“全球南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形象，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改变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而上合组织则通过“上海精神”的安全合作理念，强调通过协商与合作构建非对抗性的安全秩序。它注重成员国间的互信与共同责任，避免军事对抗与对外敌意。两者在叙事策略上虽有所不同，但金砖机制推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相辅相成，共同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
可见，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发展方向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在心理结构方面互为支撑。前者通过经济合作实现信任积累与制度信心，后者通过安全合作保障这种信任的稳定与持续。二者所体现的心理逻辑共同构成“全球南方”国家对外行动的心理均衡，从而在全球秩序的竞争与互动中保持了战略弹性以及集体意志的一致性。
四、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合作回应
“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心理逻辑，不仅体现为对历史不平等的反思与修正，也反映出身份确认、情感共鸣与叙事重塑方面的多维诉求。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一员，在应对这一趋势时，既需要在宏观战略上理解其心理基础，也应在外交实践与公共产品供给中对这种深层逻辑给予回应。
（一）认知共情：理解身份历史，避免政策误判
认知共情是中国对南方国家政策回应的基础，即在战略认知层面上理解南方国家的历史经历和情感诉求。“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经历了殖民和冷战的洗礼，对“被支配”有深刻的集体记忆，对平等自主有迫切需要。中国在国际援助及多边合作中的平等互利、互不干涉、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原则，是中国外交所遵循的基本规范，同时也彰显了对南方国家的关切和情感诉求的回应。在具体合作上，中国通过“参与式设计”与“协商式实施”来体现这种认知共情。在肯尼亚的蒙内标准轨铁路项目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肯尼亚政府充分合作，将肯尼亚方面的需求和建议充分反映到项目的方案和实施中，同时该项目还雇佣了大量肯尼亚劳工，并对项目从业者进行大量技术培训。此类减少误判、防止猜疑的做法，规避了伙伴国把援助和合作理解成“新殖民主义”的风险。中国援助方式被广泛接受的关键就是尊重伙伴国意愿、支持其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回应了南方国家的心理需求。
认知共情不仅体现在外交姿态上，更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思维方式。中国在对外援助和多边合作中，着重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等合作原则，让合作伙伴在心理层面切实感受到平等参与所获得的尊重。中国的合作机制并非仅仅聚焦于具体项目的落地实施，更着重于在长期合作进程中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合作框架。这些框架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为持久合作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这种机制化合作，中国进一步回应了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对于平等与自主的情感诉求。
（二）文化共鸣：以软文化持续促进民心相通
文化共鸣也是超越政治对立、化解认知差异的重要途径。“全球南方”国家在历史上通常处于文化受压迫或身份从属的状态，因而特别关注文化平等和文明尊重问题，中国的“文明互鉴”理念恰好回应了这些感性要求。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包容差异性为基础，推动全球各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一理念通过多种文化外交形式得以落实。孔子学院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展开合作，在推广汉语教育的同时，体现出中国对世界文明平等尊重的态度。很多非洲国家的年轻人积极学习中文，并主动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来华学习，构成了民意层面的心理认同。
除了以语言为纽带的交流合作外，中国在影视、图书出版、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同样彰显了文化共情的理念，如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文化旅游展，展示了500种中国主题图书和100种文创产品，加深了中巴双方文化的沟通与认知。展览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潮”元素，还通过非遗展演等活动，加深了巴西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此类文化交流项目体现了中国在推动文化平等互鉴、尊重多样性和包容差异性方面的努力，这些合作超越了经济层面的互动，使合作的心理维度加深，进而加强民众间的互信与共感。
（三）话语合作：塑造“共同现代化”的叙事
在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的语境之下，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强调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走向现代化。长期以来，南方国家在以西方路径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中被边缘化乃至污名化。中国推动“共同现代化”话语，就是为了赋予南方国家平等的叙事空间。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在于以平等取代等级、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这不仅是一种制度主张，更是话语层面的情感安抚。在多边平台上，这种话语合作也得到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全球发展倡议高层论坛等场合，中国与南方国家共同发出“发展优先”的声音，反对单一评判标准。以2025年天津上合组织峰会为例，《天津宣言》强调多边主义、发展优先，呼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以唯一性的评价标准衡量各国发展，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叙事中的平等话语地位。
中国在深化南南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也同样利用智库、媒体与学术网络，强化南方话语的叙事。以“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平台为例，其建构的国际合作机制包含智库合作机制、媒体合作机制、文化合作机制等多边合作机制，在官方文件中被定位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具体而言，2025年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和全球南方媒体智库合作传播伙伴网络的设立，是媒体与智库联合共同建构南方话语的标志。南方国家在此过程中上升为“叙述主体”，他们通过参与报告编写、媒体传播等方式建构自己集体认同及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位置。
（四）制度布局：嵌入多边机制公共产品供给
制度布局是中国回应“全球南方”的制度表达，也是把共情、共鸣、共语转化成实践的核心环节。在多个国际制度中，中国致力于推动代表性与发言权平衡，以制度的方式回应被边缘化的心理。比如，中国是最早表态支持非洲联盟加入G20的国家，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议题上阐述“提高‘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以纠正历史的不公”等主张。这些表述不仅体现在外交话语层面的制度意图，也在多个国际组织平台以多种形式强化了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存在。在援助发展上，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强公共产品供给，在政策上注重最少附加条件和可持续原则。中国在疫苗援助、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气候合作等领域主张帮助伙伴国家提升自身能力，而非使其对外部力量产生长期依赖。中国的援助模式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促进发展之间找到了平衡，这也是它在“全球南方”赢得较高信任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国际制度布局的安排上，中国强调以安全信任替代安全竞争的合作基础。通过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在内的地区危机调和与安全对话安排，中国为南方国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军事集团的安全合作方案。这些机制体现了中国在安全治理方面的非对抗性理念，它的目标是以协商、发展应对部分南方国家长期存在的安全忧虑和不公平心态。中国的多边倡议正在形成一种推动南方国家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主体意识和政策自信。
总的来看，中国的合作回应体现了由“物质支持”向“心理共建”的转变。通过认知共情、文化共鸣、话语合作与制度布局的多层次互动，中国在制度上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平等、尊严与参与的期待，也在心理上重塑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体性。这不仅是外交策略的延展，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实践。
五、结语
当下，“全球南方”开始实现全方位崛起，这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同时也是一种深层心理与认同的觉醒。国家的集体行动逻辑，本质上取决于身份认同、历史记忆、情感驱动、战略叙事。无论是金砖机制的扩容，还是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都展现出南方国家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心理共鸣与制度表达，其核心在于对平等、尊严与话语自主的共同追求。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通过认知共情、文化共鸣、话语合作与制度布局的多层回应，逐步形成兼具道义与实践价值的“南南合作”合作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单纯的利益交换，转向以心理共识和制度互信为核心的伙伴关系，既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发展范式，也为世界秩序的重构注入来自“非西方”的稳定力量。从全球发展的长期视角看，“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正在趋同。中国与南方国家在拒绝支配性结构、追求包容性发展与倡导公平秩序上的心理契合，使得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成为连接南方国家的重要纽带。随着多边合作机制的深化，这种心理共振有望转化为制度共建与秩序共塑的现实动力，推动国际体系朝向更加平衡、理性与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