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日本社会充分认识到滥觞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爆发于“台湾有事,存亡危机”的“干涉台海有理”叙事何其阴险、何其错误,何其代价高昂。
2021年末,安倍晋三卸任首相后发表演讲时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种错误口号及叙事开始广为流传。2022年起,日本议员在质询中、媒体在评论时,时常轻率提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高市早苗此次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显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错误叙事已在日本扎根且获得发展。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论的本质是什么?高市由此发展出的“台湾有事,存亡危机”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的危害是什么?本文意在解答这些问题。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实质
源于提高自身地位的野心。长年来,日本部分政治“精英”深信美国仍将是霸权国,主张日本应协助美国维系霸权。如此,日本的国际地位将获空前提升,不仅能彻底摆脱战败国束缚,还有望成为新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多数日本领导人相信这种判断,曾将其包装成各种美辞丽句——比如安倍晋三的“摆脱战后”、岸田文雄的“历史转折点”。安倍在《正论》杂志以对谈方式阐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时的第一句话就强调“台湾有事”和日美同盟密切相关,称“绝对必须确保日美同盟牢固。”随后,三名对谈人大谈安保法使自卫队能在“台湾有事”等情形下协助美军,稳固了同盟。因此,安倍等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主因是希望通过为美国做更大贡献,提高日本国际地位。
伪装成自卫预做战争动员。协助美国维护霸权,侵害他国从中得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论的真实目的并不光彩。安倍对大众媒体发言时便基本只提“中国强硬施压”、“台湾(省)距离与那国岛只有约100公里”,突出此口号的“自卫性质”。此后,日方又为证实此口号的合理性,创造出“航线会受阻”“冲绳会被夺走”等形形色色的借口。但这些借口要么不满足法律中“存亡危机事态”的严重程度,要么是自行想象的武力干涉失败的结果。还是用安倍的话点出宣传此论的另一主要原因吧——“此刻日本处于前线……事态严峻,日本必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实质是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实际不止于“日本有事”。“日本有事”,而后如何?这一口号曾隐而未发的最后一句其实是“自卫队出动”。高市的答辩是安倍“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论的新补充,证实了该口号的实质是威胁对中国动武,可将其称为“台湾有事,存亡危机”。
高市“台湾有事,存亡危机”的含义
颠覆中日邦交正常化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按照日方向中方提交的文件《日中联合声明日方提案的对华说明》,“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的具体含义是:台湾应当归还中国,日本“未设想将来台湾具有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以外的任何法律地位”,台湾问题应该“作为中国的国内问题予以解决”。在中方接受该文件后,中日就如何撰写声明达成一致。此后,日本首相、外相等曾通过国会答辩阐明上述含义,且说明要按《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处理是否允许美军使用基地问题。因此,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是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日本就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对中国有承诺、有实践。如果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是政客等以“个人名义”煽起危机感,那么此次答辩则是首相首次明确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而且确定了具体依据和场景。这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前提的颠覆。
证实日本军事威胁真实性。日本的军力建设按照《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自2023年起陡然加速,军事相关采购金额较上个军力建设计划期倍增。日本着力发展大规模进攻性武力,拟5年斥资3万亿日元购买多种反舰、对地导弹,且着手建设配套的侦察与指挥控制系统;强化自卫队打长期高强度战争能力,2023—2024年年均装备维保费用、弹药采购费用、军事基建费用较上个军力规划期分别增长112%、287%、约200%。此前,尽管媒体曾报道日本强军的根据是干涉台海的推演结果,但日本领导人称“坚持专守防卫”,一贯以周边安全态势严峻为借口解释这种和平时期罕见的军力增速。此次,首相高市早苗的答辩证实了日本军力建设有着明确的遏华指向性,显示日本不仅谋求干涉的实力,还具备干涉的意图。
破坏国际秩序的危险先例。2021年后,日本曾多次在外交场合称“台海和平稳定重要”。这其实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为干涉预备借口。高市答辩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如台海不稳定“损害日本利益”,日本可按国内法武力干涉。这种表态无视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违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创造了危险先例。
日本将因“台湾有事,存亡危机”受害
恶化自身周边安全环境。首相高市明确证实了日本军力建设的遏华指向性。如果日方一意孤行,再次以中国人民为敌,只会加剧中国对日本对外战略的警惕。中国将很难再与日本发展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而会将其视为重要防范对象。可以说,高市正在逼迫中方将日本视为威胁。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势必因此恶化,民众势必为此承担更多经济成本。
日本有遭遇反击风险。日本已将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的数十个机场、港口变为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在10月的自卫队综合演习中,自卫队使用了多达39个民用机场、港口进行战机起降、军事运输。而自卫队的进攻性武器也将以冲绳、九州为重点,逐渐在全国部署。这些装备大多是陆基可机动的。如果介入台海,日本政府将把全国民众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中日关系面临根本重构。日方此次指责中方反制措施“与战略互惠关系不符”。然而,高市的答辩显示,她不仅做不到互惠,还在战略上和中方背道而驰,甚至到了颠覆邦交正常化基础的地步。坦率地说,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度已低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高市的挑衅很可能成为中方思考如何重塑中日关系规范、与日本相处模式的契机。日本民众将会发现,原来“讨厌的中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自己成为高市顽固坚持错误的买单者。
迄今,日本社会似乎仍没有充分认识到,滥觞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爆发于“台湾有事,存亡危机”的“干涉台海有理”叙事何其阴险、何其错误,何其代价高昂。希望日本社会早日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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