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党与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提要
伴随战后世界格局变迁,联合国业已走过80年不平凡历程,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存在诸多不足,联合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机制。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同样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尤其是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联合国。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既面临新挑战,也迎来新机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不断展现新作为,在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相互配合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良好国际环境,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关键词
世界格局 联合国 中国联合国外交 和平与发展
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多边主义的核心平台,也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近年来,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危机、发展鸿沟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备受考验。同时,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也迫切要求联合国进行有效改革,以增强其代表性、效率和应对挑战的能力。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致力于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联合国改革。在变乱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重要理念,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进一步指明方向,将使中国通过联合国外交更广泛、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战后世界格局变迁与联合国作用演变
联合国迄今已走过80年风雨历程。80年来,伴随人类社会迅速发展、世界格局深刻调整,联合国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
一、战后世界格局经历从两极对抗到多极化进程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被打破,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此背景下,作为二战胜利的产物,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联合国成立,这是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里程碑事件。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
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呈现两极对抗特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作为美苏博弈的重要场所之一,联合国作用受到限制,安理会由于美苏经常互相使用否决权而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联合国大会则成为两大阵营互相指责的讲坛。尽管如此,联合国仍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联合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冷战结束为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一系列新挑战,需要联合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适应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联合国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2025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启动“联合国80周年倡议”,旨在改革联合国的工作方式,推动联合国转型,更好履行其全球使命。
二、联合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成立联合国是人类首次建立全球性多边治理机制的尝试。走过80年历程的联合国,见证了各成员国为守护和平、建设家园、谋求合作、共创未来的探索和实践,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深化团结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和平。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目标。80年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联合国有效避免了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帮助许多国家结束国内冲突、达成政治和解。其中,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自1948年以来,联合国开展了70多次维和行动,目前有数万名维和人员参与11项维和行动。从非洲的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到亚洲的东帝汶、柬埔寨、阿富汗,都曾活跃着维和人员的身影。“维和行动给冲突地区带去信心,让当地民众看到希望。”尽管战争的硝烟未能彻底散去,全球仍有1/4的人口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但大国之间无大规模战争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持续促进全球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之一。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各下设机构、区域委员会、各类基金和计划,联合国成功推行了不断进步和日益包容的发展政策。通过同会员国的合作,联合国制定并协助实施了开创性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目前,联合国正努力推动形成全球共识,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构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以“千年发展目标”进程取得的成就为基础,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推动更为关键、更为有效的全球发展。
三是在分裂的世界中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为此,联合国在80年的时间里做了多方面努力,主要包括:搭建以联合国大会为核心的多边协商平台,供会员国平等表达意见、讨论全球事务;设立一系列专门机构,在教育、卫生、劳工、农业等特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推进联合国的整体议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推动制定《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和条约,形成较为完善的国际法体系;制定全球发展议程,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推动会员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数字合作与人工智能治理等重大全球性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2024年9月,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签署《未来契约》(Compact of Future),再次承诺加强全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历经一次又一次考验,联合国大体兑现了成立时的承诺。今天的联合国虽然面临巨大挑战、存在诸多不足,但依然具有生机与活力。联合国宪章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秩序锚点和信心来源。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历史演进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伴随世界格局变迁以及联合国作用演变,中国对联合国的认知和身份界定不断变化,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也在持续调整。作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作为会员国与联合国各机构的互动,依照联合国宪章依法履行义务、享有权利;二是中国以联合国为平台推进多边外交与国际合作,深化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协作。中国与联合国体系的互动深度和协作广度,是衡量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参与世界发展进程程度的核心指标。
一、中国在联合国的身份变化:从被“非法排斥”到“核心参与”
二战结束初期,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成员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并借此身份参与国际规则构建,但受国内战争影响,中国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受到制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美西方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操弄,合法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非法占据而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未能实质性参与联合国事务。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由此,占世界人口总量近1/4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有了合法代表,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得到切实增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重获合法席位之初,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发展中国家,中国将联合国视为第三世界争取权利的舞台。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将联合国视为与外部沟通的重要渠道,对联合国各大机构的活动从被动参与、有限参与逐步转向广泛参与、主动作为,在维和行动、发展援助、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关键力量。冷战结束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日益成为联合国体系中的积极建设者,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财政和人力贡献不断上升,议程设置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国通过联合国平台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崭新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联合国体系已成为中国塑造和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场域。
二、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从理念到实践
国家的身份界定直接影响其对外政策行为。建立在认知变化基础上的身份变迁,决定了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既不同于世界其他大国,也不同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理念层面,中国坚定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中国始终高举多边主义旗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坚决反对搞集团政治、小圈子等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全球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这一系列倡议有利于重构国际合作逻辑,有力回应了部分国家鼓噪的“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
在实践层面,中国全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各领域工作。中国支持联合国不断与时俱进,通过改革增强协调各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诉求,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不断拓展同联合国的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联合国相关机构先后在华设立代表处,同中国在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卫生保健、粮食安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全面开展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稳步提升。从1972年至今,已有11位中国人先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目前,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中国人担任。中国建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覆盖超过80个国家。
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重要出兵国,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数量最多。中国坚持倡导通过协商对话化解分歧,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坚决反对在国际事务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积极参与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断探索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中国努力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团结,积极支持联合国依据授权开展斡旋,支持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协调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作出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迄今已加入20多个国际军控条约和机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的工作,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全球合作,在国际反恐、生物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积极作为。
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定不移走共同发展道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国主张联合国应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中的突出位置,重视促进和保护发展权。中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在全球范围推进减贫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推动联合国大会连续3年通过农村减贫决议;不断加大国际减贫合作投入,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宣布的“100个减贫项目”等一系列支持发展中国家重大务实举措。中国高度重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率先发布落实议程的国别方案和三期进展报告,在多个领域实现早期收获。前不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次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标,将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纳入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尽快补齐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治理短板,支持联合国为此发挥主渠道作用。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宣布将与联合国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支持机制,并向其提供1000万美元预算支持,还将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上海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不移走合作发展道路。战后的世界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向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联合国宪章是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推动人类进步的指南。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中国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积极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是联合国可以信赖的伙伴。中国主张以对话化解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主张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80年来,中国的联合国外交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日臻成熟,既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阶段性调整,并已对联合国体系的运作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挑战与机遇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的动荡变革期问题有增无减。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既面临新挑战,也迎来新机遇。
一、复杂严峻的挑战
一是如何在维护联合国宪章与规避大国对抗之间实现平衡。“大国一致”是联合国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防止大国对抗危及世界和平。然而,霸权国家对联合国机制的操控由来已久,联合国曾一度成为个别大国对外实施干涉和侵略行为的工具。近年来,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最大出资国的美国持续发出“退缩”信号:大幅削减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推迟缴纳分摊会费、采取削弱多边伙伴关系的行动等。仅从2025年1月起,美国就已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的做法显然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相悖,特别是美国将中国、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将与中国、俄罗斯的较量引入联合国舞台,逼迫其他会员国选边站队,这势必影响联合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效率和能力。这种态势迫使秉持负责任大国理念的中国在维护联合国宪章与规避大国对抗之间寻求平衡。
二是如何化解体系维护者与规则革新者之间的张力。联合国是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来源、全球共同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公共领域的协调中枢、国际公平正义的平衡器。维护联合国权威,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铭记,也是对人类共同未来负责。削弱联合国权威,本质上是削弱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集体能力,最终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回归。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认为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同时又认为,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如何既有效捍卫联合国权威,又积极改革其西方中心主义遗产,并通过功能性合作、制度性赋权等革新方式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权,在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愿景,是中国联合国外交新的重要任务。
三是如何平衡维护自身利益与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坚定维护自身利益,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使命,也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核心目标和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认真履行国际责任。而中国对国际责任的理解,既伴随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而演进,也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而调整。如何更好实现自身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平衡,是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消除其他成员国误解的关键点之一。
四是如何弥合中国方案的国际认知差异。自我和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角色既有共识也有差异。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提出多项蕴含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但各国对这些中国方案的认知存在差异。比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已写入多份联合国文件,但仍有少数国家蓄意称其为中国的“制度输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造福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但仍有少数国家将其污名化为“新马歇尔计划”,也有个别国家有针对性地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等。如何弥合国际认知差异、塑造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也是未来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塑造未来的机遇
势在必行的联合国改革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一系列变化,但联合国的机构设置大体仍停留在80年前初创时的状态,已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满足持续增长的全球治理需求。因此,联合国改革既是国际关系发展的迫切需求,也已成为多数会员国的基本共识。中国支持联合国通过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成为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由此,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内容、方式、目标都将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角色和利益也将有新的调整。
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为中国联合国外交提供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抓手。过去80年,联合国成功协助众多殖民地成长为独立国家,使他们以完整的主权国家身份走上国际舞台,联合国成员国数量也因此几乎增加了3倍,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持续提升。这使联合国更加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同时,也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提供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有利条件。中国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摒弃主从之分和阵营之别,反对任何大国主宰国际和地区事务,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一再呼吁向全球南方国家作出适当倾斜,增加他们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以让代表全球南方利益的成员国参与到重大国际事务的决策之中,从政策源头确保全球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第四次科技革命为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议题创新和身份更替提供新机遇。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多个维度重塑国际权力结构,推动世界格局向着“技术—权力”复合型结构演变。随着人工智能广泛普及,新的全球性威胁也相伴出现,但相关监管制度尚未形成。这为创造全球性、制度性的公共产品提供了机会。中国已经站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前沿,可以通过联合国这一最具广泛性、代表性的平台进行议题创新,为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科技治理提供“非西方中心”的解决方案,推动形成普惠性、包容性的全球规则体系,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结语
战后世界格局始终处于变革之中,当今世界已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联合国既是世界格局重大更替的产物,又与世界格局共同演化。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联合国仍是会员国集体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最重要组织,是实践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重要制度性工具。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既是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必然产物,也是影响乃至重塑这一格局的重要变量,其基本目标就是在联合国这一多边框架下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联合国外交需要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创新发展,抓住难得机遇,有效应对挑战,并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相互配合,切实发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当代世界》(2025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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