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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艳
记者 张若梦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技术进步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使网络空间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既有现行密码体系被量子计算算力飞跃冲击的隐忧，也有人工智能带来的认知操控风险，更有大国战略误判可能性增加带来的挑战。
总的看，发达国家在网络空间占据优势地位，但也不得不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失控等风险。全球南方国家虽然可以借科技进步加快发展，但同时面临智能鸿沟不断扩大的现实挑战。如何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找到平衡安全与发展的治理路径，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艳在接受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远见》节目专访时，详细阐述了对全球网络安全形势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观察与思考，并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中国的应对之策、未来发展等作出了分析和预测。
网络空间安全生态正在发生系统性变革
李艳表示，当前全球网络空间的影响因素日趋多元，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太空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从根本上重塑网络空间的技术架构与安全生态。她指出，网络空间作为一个“以技术为基础架构的人造空间”，其安全形态随技术迭代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当前和未来数年，全球网络空间的安全形势变幻莫测，完全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
太空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依赖海底光缆的物理基础，以“星链”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把网络的物理边界向外延伸，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量子计算对现行密码体系构成直接挑战——网络安全基于密码体系，密码的破解依靠算力，而量子计算则以几何级速度提高了算力，极可能使传统加密机制在短时间内失效，促使主要大国加速布局后量子时代的安全防护体系。人工智能则像是一把“双刃剑”，既赋能自动化、智能化防御，也可能改变攻击范式和防御范式，影响网络空间的攻防均衡。
地缘政治成为驱动网络安全生态变革的另一重要因素。李艳指出，当前国际环境中，地缘政治正显著加剧网络空间的安全困境，突出表现为网络空间军事化。“鉴于现在网络空间的战略重要性如此凸显，每个国家都在加强自身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的建设。但这个结果很有可能导致网络空间的军备竞赛等问题，进而侵蚀网络合作根基。”2013年6月披露的美国“棱镜门”事件成为关键分水岭，不仅揭示某些网络大国借技术优势追求自身安全的行为，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网络安全的认知，削弱了合作互信。十二年来，受损的信任未能弥合，反而持续遭受破坏。例如，美国经常打着所谓“主动防御”的旗号，干主动出击的事情。美国提出的“前出狩猎”“持续交手”等战略理念，充分表明其仍在网络空间积极开展某些行动，进一步冲击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意愿和合力。
认知域对抗升温，新技术被用于争夺“制脑权”
认知域正成为新的重要战场。李艳表示，认知战并非新概念，古代便有“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理念，但在信息技术、社交媒体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认知域对抗的规模、速度与隐蔽性大幅提升。
以俄乌冲突和以伊冲突为例，前者使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在认知域对抗情况下，国际舆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局势走向。而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中，不仅舆论场被塑造，甚至战争的结局也被消解：但凡说到传统的冲突或战争，最终都会有一个结果——或胜或负。而在以伊冲突中，无论是美国、伊朗还是以色列，它们都宣称自己赢了，到底真相如何，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了。
李艳提到，美国早在2015-2016年就把“多域作战”与认知域纳入未来战争思考，把认知域作为继陆、海、空、天、网之后的第六大场域作战形态。人工智能在“制脑权”争夺中作用凸显。例如美国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过程中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通过定向数据“投喂”，影响和修正模型的价值观输出。近期Grok模型出现“翻车”，生成大量反犹太言论，辱骂他国领导人，充分说明大模型并非纯技术、纯中立。
李艳指出，美国的大语言模型仍在全球话语场中占据主导。结合美国对认知域作战和技术赋能的高度重视，未来必将利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叠加全球社交媒体渠道优势，使认知对抗更具长效性、广泛性和隐蔽性。
技术失控、大国战略误判或为未来两大风险
展望未来十年，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将为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李艳认为，在全球网络空间的众多风险中，以下两个风险尤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失控风险。人工智能具备自我学习、自我演进和自我进化的特性，人类对它的掌控并非百分之百。当前，人工智能已暴露出诸如“幻觉”及“黑箱”决策等问题，即便是顶尖的研发人员和学者，也无法完全解释其机理。国际社会频频发出警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指出，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应当与全球性流行病等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被给予同等对待。这表明，人工智能安全已超出技术范畴，成为关乎人类整体安全的重大命题。
另一个风险是大国战略误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的背景下，技术和政治因素交织，显著放大了网络与现实空间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危机管理难度持续攀升。如何避免战略误判、防止危机升级，成为影响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关键。若缺乏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网络空间激烈的大国战略博弈可能演变为失控的对抗，进而威胁全球网络空间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刻意塑造“科技战”叙事，竭力打压竞争对手
李艳指出，近年来，美国刻意塑造所谓中美“科技战”叙事。坦率说，这场“竞争”是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只是因应挑战。
从历史看，美国打压科技竞争对手的行为深植于其历史基因和“肌肉记忆”。美国战略界至今仍津津乐道二战后的两个重要时刻：一是“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美国立即发动了对苏联的科技竞赛。他们认为自己成功地转危为机，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解体，而美国借此进一步完善了科技体系。二是对日本半导体的“围猎”时刻。当年美国发动国家和联盟的力量，有效遏制了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对其形成的竞争。美国针对苏联和日本的这套打法，如今被复制到对中国的科技遏制上。
从底层逻辑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国兴起对全球化的反思，将其制造业空心化、社会对立、民族问题等归咎于全球化，并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领导力和话语权的削弱。因此，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遏制中国、特别是阻碍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已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共识。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美科技竞争是一场长期性、高压式的战略博弈，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或者侥幸思维。但也要看到，中国既不是当年的苏联，也不是当年的日本。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实力也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国家体量、制度优势、市场潜力，还是对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准备，中国都远胜当年的苏联和日本，有实力坚持到底并赢得最终胜利。
中国战略预判准确，应对之策成熟清晰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不断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尤为典型。2025年7月，美国发布《人工智能（AI）行动计划》，便是一个“管中窥豹”的案例。该文件清楚展现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的三条主线。第一，通过国内“去监管”来激发创新，不断提升自身实力，确保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前沿技术领域保持绝对优势。第二，着力构建全球人工智能生态，巩固自身主导权。美国认为这场科技革命最终将是“生态战”，胜负取决于谁能主导人工智能生态。在《行动计划》中，美国特别强调推广本国技术、开拓海外市场，并以“星际之门”为牵引积极布局，力图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去中国化”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第三，推行所谓“科技外交”，拉拢盟友和可影响的国家来构建“小圈子”“小联盟”，最大程度地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和话语权空间。
面对挑战，中国早有预判，并已形成成熟、清晰的应对战略。
首先，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增强科技实力。美国把竞争归结为“实力之争”，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既有的战略预判是正确的，必须不断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和核心技术水平，打牢发展根基。
其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针对美国的“生态战”思路，中国选择不陷入其叙事框架和战略节奏，而是从更宏观的全球合作视角进行技术与产业布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会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塑造共赢格局。
再次，开展科技外交，强化底线思维与风险监管。与美国相似，中国同样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但中国更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同时，中国需要备足政策“工具箱”，灵活应对外部冲击。中美“关税战”就是一个鲜明案例，它表明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恰当时机打出应有之牌。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例如完善反“长臂管辖”司法措施，并持续充实反制和防御的“工具箱”，为应对美国对华发动“关税战”作了相应准备。未来，在科技和网络空间领域，中国还需结合技术和形势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应对手段和政策“工具箱”。
全球南方应更积极参与网络治理和规则制定
李艳指出，全球南方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这一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先天不足”。互联网技术诞生于美国，其全球化进程也长期由西方主导。全球南方在互联网普及阶段就已经相对滞后，这种落差导致其在理念、机制建设以及资源配置上的短板，进而限制了其在国际治理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在“数字鸿沟”尚未完全弥合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智能鸿沟”已然到来。
人工智能具有“赢者通吃”的属性，而当前无论是模型研发还是应用推广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占据着明显的主导优势。全球南方面临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李艳强调，全球南方应形成战略共识，旗帜鲜明地反对网络与人工智能的武器化，推动其成为国际治理的核心议题。同时应加强战略合作与能力建设，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合作等方式提升整体应对能力，实现从被动接受规则向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的转变。
规则背后往往是国家利益博弈。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格外强调保障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自由；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关照更多国家的共同利益，从而推动形成各国普遍接受的规则。这种不同思路和利益冲突，使得规则制定过程常常久议不决。
李艳指出，尽管当前困难重重，但是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从未放弃过推进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努力。因为中国对此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和理解，更看重在这一过程中所促进的国际共识的凝聚与行为规范的形成。中国已经在理念、方案和平台三方面为网络空间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理念上，中国提出网络安全观、网络主权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概念，强调整体安全和共商共享共建共治；方案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出《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及《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平台上，中国支持联合国主导治理进程，并主动搭建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平台，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对话交流提供助力和便利。
李艳表示，规则与标准决定未来竞争格局。“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对国家而言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唯有团结一致、务实合作，才能在智能时代避免被边缘化，共同推动网络空间迈向公平、安全、开放与可持续的未来。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陈训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