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享视角下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研究

席桂桂，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联合国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格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郭一鸣，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国际减贫合作是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积累了丰富的减贫合作经验，加强发展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合作，成为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为例，认为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过程中动员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层力量，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商共同体–基层实践者”三个层级知识分享主体，通过中柬政府间双边及多边发展合作倡议、地方政商协同推进项目落地，以及援外技术人员与当地基层村组织的日常减贫实践，协调推动减贫合作不断取得进展。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知识分享层面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其经验为中国处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提供了一定借鉴。

关键词

知识分享 柬埔寨 减贫合作 国际发展合作

贫困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痼疾，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一项和第二项都与减贫密切相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减少极端贫困方面的进展已基本陷于停滞，截至2030年陷入极端贫困人口将达到5.7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7％。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在过去四十多年帮助近8亿人口摆脱贫困，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参考。2021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为此，中国政府发起并构建全球发展知识分享网络，借助“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设立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整合组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建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和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等平台和措施，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同各国加强发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合作。发展知识与资本一样，都是重要的发展资源，基于中国实践提炼的发展知识既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_{（陈兆元 等，2023）}。

知识分享是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开展对外减贫合作的重要方式。减贫领域的知识分享和发展知识互鉴对于提升受援国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存在本土化适应不良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经验的平行分享有利于构建新型援助关系，促进有着相近发展境遇的合作双方锻造成一个聚焦发展的共同体_{（徐秀丽 等，2020）}。高程等从产业链耦合角度提出“中水平技术优势”这一概念，认为中国在周边地区通过中水平技术投资和技术出口优势在与美国的技术竞争中取得了一定优势，逐渐提升了在周边经济秩序构造中的战略地位_{（高程 等，2023）}。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国际组织作为研究主体，大多是通过如农业技术专家的知识分享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知识传播框架，对以主权国家作为研究主体开展知识分享的研究较少。另外，学者对于知识分享机制如何作用于被援助国，针对发展经验分享过程中“刺激–反馈”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除此之外，已有知识分享合作多聚焦教育知识分享，较少关注国际减贫和民生发展方面。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重点聚焦中国如何借助“知识分享”框架将中国发展经验与受援国需求结合，共同推进国际减贫目标的实践。柬埔寨是中国传统友好国家，是中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偿援助的第一个国家，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与之构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之一。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和发展合作长达60余年，覆盖了从柬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战后和平重建，到国民政治经济复兴和发展的全过程_{（席桂桂 等，2023）}。柬埔寨的减贫成果显著，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年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报告，在2014—2022年，柬埔寨贫困率从36.7％降至16.6％，贫困人口数量从560万降至280万。柬埔寨是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早开展三方减贫合作的试点国家，早在2011年三方在成功开展“木薯种植技术培训班”项目基础上，启动“扩大木薯出口”合作项目，开展木薯产业的减贫合作。2014年，中国政府倡导“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实施乡村减贫推进计划，柬埔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东亚减贫合作三个示范点之一。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实践取得了积极效果，不仅帮助柬埔寨各层级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减贫政策如何制定和贯彻落实，并通过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及青年干部培训班、技能培训班等多渠道经验分享，影响柬埔寨相关方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脱贫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长期坚持以中央一号文件的方式将“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国家向乡村派遣农业技术人员，通过建立农技站、科技小院等基层制度建设，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培养乡村本土人才，以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2023年，柬埔寨洪玛奈新政府确立了优先实施的6项政策，其中一项是向全国农村派遣农业技术官员，并在乡村地区建立农业协会。笔者认为，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为探讨中国推动发展经验共享和发展知识扩散提供了典型案例。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立足发展中国家发展实际，构建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商共同体–基层实践者”三层知识分享主体，借助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享载体进行发展经验共享，并成功影响了受援国国家减贫政策的制定。其中，宏观层面载体是中国政府与柬埔寨政府双边多层级的发展合作机制，中观层面载体是企业、地方政府推广的减贫发展项目，微观层面载体是技术人员、基层村组织的日常减贫实践。

一、知识分享与受援国发展能力建设

在当前的国际合作中，单纯的经济以及科技援助已经难以彻底地解决受援国根深蒂固的贫困难题，而与相关国家进行知识合作，分享发展经验则成为帮助受援国家摆脱贫困问题的最佳手段。世界银行是知识分享领域的先行者。1996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提出，将世行打造成最先进的知识机构，向“知识银行”（Knowledge Bank）转型。在“知识银行”战略指引下，“知识分享”（Knowledge Sharing）成为世行推进教育援助发展的重要形式。世行利用“金融”和“知识”双重工具，通过贷款服务和知识服务开展教育援助活动_{（马文婷 等，2022）}。世界银行也在推动与中国开展三方发展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平行发展知识分享。2018年，针对越南医疗服务体系难以应对越南老龄化难题，世界银行、中国、越南开展三方发展合作。世行通过和中国合作，借鉴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经验，有针对性地向越南开展“知识分享”活动，健全了越南的医疗卫生体系，完善了技术设备，提高了医疗服务能力，产生了较好的项目效果_{（徐佳利，2020）}。

世界银行有关知识分享框架对本文探讨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重点关注知识分享的多元主体协调，中国有关发展知识的制度设计，以及如何根据柬埔寨发展实际情况，对中国发展知识进行在地化运用，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知识分享，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本文将知识分享界定为发展援助主体（宏观、中观、微观），通过分享技术知识、理论经验，或是将成功经验以及有关举措进行复制，以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手段与方式，包括知识获取（Knowledge Capture）、知识传播（Knowledge Diffusion）和知识应用（Knowledge Application）三个过程（World Bank，2016）。知识获取即知识分享主体将相关理论、政策法规等向知识分享客体传播，知识分享客体借鉴相关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政策及知识理论。知识传播即多元知识分享主体将本领域的相关知识经验进行传播，通过多种方式使知识分享客体获得相关理论经验。知识应用即多元知识分享客体在不同领域将所学知识经验结合实地情况进行应用。

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难题需要不断完善国家能力建设，这种能力建设需要智力资本（知识资源）、社会资本（关系资源）和政治资本（动员潜力）_{（希利，2008）}。知识分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它需要关注不同参与主体能够承担的不同观点，需要有效的组织和领导技能，鼓励人们一起工作并履行他们的承诺。强大的能力建设要求快速动员并能够适应新环境，允许设计和发展灵活的应对措施（Colleen George et al.，2016）。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物质援助与知识分享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重点在于积累智力资本，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技术援助也是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说技术援助只是单一涉及具体专业领域，主体主要是技术专家，旨在解决局部问题，那么知识分享则是从整体出发，涉及的主体包括各层级行政机构、企业在内的市场力量，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共同合作，以共同解决可持续发展难题。

二、中国对柬埔寨援助的历史

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6年2月，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而且决不附带任何条件，更不要任何特权_{（张勉励，2014）}。据柬埔寨重建与发展委员会（CRDB）统计，1994年，中国对柬埔寨援助金额为708.9万美元，仅占柬埔寨当年获得援助总额的1.98％。自2009年以来，中国对柬埔寨援助水平不断提升，年援助金额均保持在1亿美元以上。2011年，中国对柬埔寨援助金额达2.10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柬埔寨当年获得援助总额的17.06％。1994—2012年，柬埔寨累计获得来自中国的援助金额为10.210亿美元，占柬埔寨获得援助总额的8.04％，排名第六位，仅次于欧盟、日本、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_{（裴长洪，2019）}。

中国对柬埔寨的发展合作内容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从2003年起，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重心转到了“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型项目”上，除了一些公共建筑项目之外，中国援助柬埔寨实施了架桥筑路、开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_{（宋梁禾 等，2013）}。在教育领域，中国先后启动了援建桔井农业技术学校项目和柬埔寨桔井大学项目，极大促进了柬东北地区的教育发展。此外，中国社会层面也积极参与对柬埔寨基层民生项目的援助，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自2012年开始帮助柬埔寨修建医院、学校、农业排灌泵站，并开展“丝路之友”幸福泉等民生项目，解决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2008年，中国著名民营企业红豆集团联合中柬两国企业共同开发建设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简称“西港特区”），目前已吸引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175家企业入驻，推动近3万名员工就业，是首个由双边政府签订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协定的园区，也是中柬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2022年1月1日，中柬双边自贸协定生效，这是柬对外签署的首个双边自贸安排。2023年10月17—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中柬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2028）》以及多份合作文件，涵盖“工业发展走廊”、“鱼米走廊”、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检验检疫、林业和野生动植物、发展合作等领域。

多年来，中国保持了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投资国、最大旅客来源国和最大发展援助伙伴，中柬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柬埔寨作为传统农业国高度重视农产品出口，中国已经是柬埔寨大米、香蕉、龙眼等优质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据柬政府统计，2022年柬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合295.97亿美元，同比增长5.4％，人均GDP为1，785美元。其中工业增长9％、服务业增长4.3％、农业增长0.7％。年均通货膨胀率为5％。那么中国对柬埔寨的减贫合作具体是通过哪种机制进行的？知识分享作为重要的发展援助工具，又是如何在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方面发挥作用的？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三、知识分享与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路径

借助世界银行“知识分享”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中国对柬埔寨的减贫合作主要通过发展知识供给、发展知识传播和发展知识在地化运用三个过程予以实施。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中国借助多元减贫主体的减贫行动，丰富发展知识分享的内容和形式，并扩大发展知识的适用范围，提升适用知识的规范性。

（一）发展知识供给与中国减贫经验

中国的减贫经验是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主要的知识来源。中国减贫成功得益于两大“法宝”：第一，坚强的组织保证；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贫困问题，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作为减贫的前提。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的高效组织动员，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创造出“精准扶贫”方略，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五个问题”，增强了脱贫攻坚的目标针对性，提升了脱贫攻坚的整体效能。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得益于中央政府能够准确传达政策，协调不同层级部门开展工作，协调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在有效监管中实现共同目标。

与此同时，针对弱势群体，制定发展规划实施特殊帮扶政策。中国高度重视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群体中特殊困难人员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特殊政策，加大帮扶力度。通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把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放在优先位置，扶贫政策、资金、措施优先向贫困妇女倾斜，帮助贫困妇女解决最困难、最急迫的问题。减贫过程中关注青少年发展，制定并实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等，对儿童教育和健康实施全过程保障和干预。通过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推动贫困老年人医疗保障从救治为主向健康服务为主转变。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充分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生存权利，提高特殊群体的福利待遇，同时为其提供充足的发展机会。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予以解决。中国脱贫减贫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经验是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作为减贫的前提，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带动资本积累，扩大就业保障民生。“要想富、先修路”这种朴实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借助完善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鼓励科学技术革新应用，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重视人才培养和储备，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政府执政能力建设，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和保障体系。中国的减贫发展经验不断通过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借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发展倡议等平台，与世界分享。

（二）知识分享载体与中国减贫经验的传播

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的发展经验主要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载体供给，宏观层面载体是中央政府即中国政府与柬埔寨政府双边多层级的发展合作机制，中观层面载体是中资企业、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推广的减贫发展项目，微观层面载体是技术官员、基层乡村与社会组织的日常减贫实践（见表1）。

中国政府与柬埔寨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主要由不同的减贫模式所体现。柬埔寨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是通过“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进行的。在2014年第17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并提供1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2015年，中国政府确定与柬埔寨、老挝、缅甸三国进行合作，开展中国援助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中国对柬减贫合作主要通过借助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和技术，以农村生产生活为中心因地制宜，制定系统的减贫方案，打造两个减贫示范村——干丹省穆坎普区斯瓦安普乡的谢提尔普洛斯村和斯瓦安普村，通过案例推广促进柬埔寨减贫和乡村治理能力建设_{（席桂桂 等，2023）}。

根据目前中国对柬援助减贫的现状来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东亚减贫合作倡议”、“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以及其他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减贫合作项目，内容涵盖基础减贫、产业减贫以及生态减贫三种模式_{（吴良 等，2017）}。基础减贫主要聚焦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向柬埔寨提供的援助和优惠贷款用于修建超过3000公里公路、9座大桥、上万公里输变电线路和数十万公顷农田水利项目，支持其建设医院、学校、体育场等惠及民生的基础设施，为柬培训各类官员和技术人员。产业减贫主要是发展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就业状况。例如，针对柬埔寨大米、木薯产业进行种植技术革新和增加贸易，提高产量，并有针对性地拓展柬埔寨到中国的出口。2006年11月，在中方企业与柬埔寨企业的共同合作下，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成功申报建立。随着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中柬两国达成共识，将以西港特区为重点，深化两国产能投资合作，助柬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西哈努克省建设成多功能经济特区，打造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生态减贫的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区，为柬埔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生态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2017年7月，柬埔寨–中国热带生态农业合作示范区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首批境外农业对外合作示范区建设试点。

从中观层面来看，中国发展知识分享的主体是实施减贫项目的中国地方政府和中资企业，通过减贫项目实施，帮助受援国了解脱贫减贫政策如何制定和贯彻落实。这一过程涉及减贫资金、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柬埔寨农业是柬埔寨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全国约75％人口为农业人口，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统计，2022年农业在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为22％。农业减贫合作是减贫经验分享的重要领域。以中国援助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为例，项目由国家乡村振兴局牵头组织实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会同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项目设计，并协助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开展项目管理。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柬埔寨）2017年开始实施，项目周期为三年，主要由四川省乡村振兴局项目中心负责实施。四川省扶贫开发局派遣业务骨干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共同组建中柬联合项目管理办公室，通过减贫示范点推广中国脱贫经验。在发展知识的传递过程，中柬联合项目管理办公室通过帮助当地建设村办企业，推动产业发展减贫。实施供水、铺路等推动惠民工程，为本地村民培训蔬菜和菌草栽培技术，建立社区活动综合体，组织村民前往中国考察，或者到在柬埔寨的中资农业企业参观，扶贫扶志，带有很强的中国“精准扶贫”经验移植的色彩（_{席桂桂 等，2023）}。

广西对柬埔寨投资已大幅超越对越南投资，广西商务厅积极推动广西企业在柬埔寨建设“中国（广西）–柬埔寨农业合作示范区”，目前，柬埔寨已成为广西农业“走出去”企业及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引入企业参与减贫合作，借助中国–柬埔寨市场资源整合，有助于推动柬埔寨可持续发展。企业在参与减贫合作项目过程中，通过投资和技术培训提高柬埔寨的农业生产和加工技术，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改善当地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_{（殷格非，2019）}。中国发展经验也通过调动高校、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柬埔寨减贫合作，在技术人员培训和项目规划实施方面，予以帮扶。“中国（海南）–柬埔寨热带农业技术培训班”香蕉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班已举办5期，累计有300多名柬埔寨学员顺利结业。2022年8月，中国农业农村部派出的援柬埔寨农业发展规划项目专家组，与柬埔寨农业部门进行对接研讨。2021年，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开展为期三年的中柬友好扶贫示范村项目，内容也是涉及修路、清洁用水等民生工程等。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项目与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论坛合作推进项目实施，调动了柬埔寨民间力量对项目的关注和理解。

中国发展知识传播的微观载体是柬埔寨基层村组织和中国减贫专家和官员的减贫项目日常实践。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s）作为一种学术语言源自尤尔根·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皮埃尔·布迪厄、文森特·波略特、米歇尔·德塞图等西方社会学实践理论学家的理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了解这个社会，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_{（吴飞，2009）}。在日常生活这个场域中，持续的社会互动实践足以带来认知的变化，影响到人们认识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并产生和维持集体理解_{（Wenger，1998）}。对实践结果的理解，必然通过对参与实践过程的了解，以及对参与者身份变化的观察来获得_{（朱立群，2012）}。

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的微观实践层面就是来自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技术专家与项目官员与柬埔寨当地减贫官员与民众的日常项目实施活动，双方构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practice community），日常减贫项目实施构成了一个减贫实践的“场域”，中柬双方行为体的互动都在影响彼此对于减贫知识的认知、理解与实施效果。对于中国发展知识在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的效果，需要通过观察柬埔寨政府和民众对于中国减贫项目的评价，以及通过柬埔寨政府作为一个学习者，借助这一分享过程是否提高了对减贫项目的认知和实施能力来体现。这是一个双向参与的过程，“刺激–反馈”式的知识分享机制贯穿项目实施进程中。

“中国–东盟基层工作者交流项目”作为首个面向基层的区域减贫交流活动，项目填补了东亚区域减贫交流合作基层领域制度建设经验交流的空白。基层工作者交流项目着眼于农村社区减贫官员能力建设，这一项目由中柬两国基层工作者来进行交流，内容聚焦于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中国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国村级发展和治理经验等具体内容，为柬埔寨的乡村振兴提供详尽深入的参考。此外，中国政府将发展知识分享贯穿《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始终，仅“分享”一词就出现了15次，涉及多个务实领域的合作。在澜湄减贫务实合作领域加强减贫与乡村发展领域的政策对话与经验分享。借助中柬双方以及澜湄合作机制下的村干部交流机制，柬埔寨政府官员和社区工作者与中国村干部深入交流，就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乡村旅游、群众增收等方面的基层实践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充分了解中国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

从多元主体、多重载体推动知识分享，到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法规推动发展知识传播，从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会议到企业层面的产业合作、经济特区建设，再到技术专家和技术官员层面的经验分享，最后细化到村干部之间的交流互动，这一系列活动使得中国的减贫发展经验有了丰富的实践场域，深入推动中柬双方就减贫经验的认知和理解的趋同。

（三）发展知识依据受援国发展战略进行在地化实践

发展知识的分享需要注意在地化实践，立足受援国发展战略，调整援助项目与模式，满足受援国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真实需求。中国援助柬埔寨知识分享立足实现柬埔寨国家发展战略对接。2006年，中柬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为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12月，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访华，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5月，洪森访华期间，双方签署《联合新闻公报》和《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加快发展战略对接。2019年1月，洪森访华期间，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同意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和“四角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规划纲要。2019年4月，《中柬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新高度。2022年1月1日，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实施，对柬实现高水平关税减让。2022年11月，中柬双方一致认可继续加快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签署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18项重要文件，重点推动两国政府、军方和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2023年2月，《关于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将从政治、产能、农业、能源、安全和人文六大领域入手，打造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从政治领域入手，扩展到经济领域，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与关税减免政策的落实，随后拓展到能源、人文等其他领域，这不仅与柬埔寨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还促进了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

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初期的有限的无偿物资援助、打井民生项目，到技术援助、深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柬埔寨“四角战略”对接，建设跨境产业园，到构建中柬两国“钻石六边”合作架构，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中柬两国之间从最初的有限援助演变为全方位的发展合作关系。中柬已有合作的经济特区包括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贡布中柬（泰文隆）工业经济特区、华岳柬埔寨绿色农业产业园及中柬金边经济特区等。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西港特区是中柬两国政府顶层设计、政府部门战略对接、企业扎实推进的产物，既借鉴了中国国内园区的成功发展经验，也创造了适应柬埔寨实际发展需求的开发模式。

中国减贫经验分享过程中注意协调和激发多元化知识分享主体发挥自身特色，推动双方减贫合作。例如，中资企业参与减贫项目过程注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加强利益相关方沟通和采取更加透明的运营方式，了解贫困地区需求与期望，加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实践的参与，中国企业投资带动减贫从利益相关方路径探索上有大量丰富的实践_{（殷格非，2019）}。通过在当地培养技术人才并通过投资等方式在当地建厂，并与当地政府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中资企业帮助当地培训了技术人员，提升了柬埔寨工程建设技术及项目管理水平，帮助当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人才储备。

四、中国减贫经验的知识分享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从“知识分享”这一视角来看，中国援柬减贫将基础减贫、产业减贫以及生态减贫这三种模式综合运用，将直接投资、双边贸易、人道援助三种方式相结合，有效地减少了柬埔寨国内贫困人口的数量，中国援柬减贫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柬埔寨国内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当前进行援助的过程中，中柬之间的减贫合作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与挑战，针对这些困难与挑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措施十分迫切。

（一）知识分享主体协调性有待加强

随着东南亚地区在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对此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多个国家在此开展合作，而这种多元主体制定的不同规则和相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脱贫工作的协调开展。除此之外，中国在开展减贫援助的过程中也涉及不同主体参与的问题，如政府、企业、技术人员等，如何协调不同主体间的一致性，顺利推动项目的开展值得思考。

第一，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纷纷开展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但是这样的经济合作带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其经济合作的目的最终还是为其国内政治及国家利益服务，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澜湄区域内国家单纯的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因素。2006年，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要在亚欧大陆的外沿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而澜湄次区域则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日本在其“湄公河外交”中所体现出的政治进取性一再证明，日本已改变了它一度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外交”取向，在湄公河地区利用援助增加其政治影响力，并进一步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已成为日本在该地区外交战略的新思路_{（王庆忠，2014）}。美国将加强与湄公河区域国家的合作视为“重返亚太”战略的一部分，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力_{（Yoshimatsu，2015）}。美国借助“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合作机制，加强与湄公河地区的接触试图建立美国主导下次区域合作。大国之间关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一方面呈现出制度拥堵和竞争性特性，增加了各方的合作成本。同时也应看到，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存在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可能。如果要实现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减贫目标，需要深入研究不同合作机制的定位和宗旨，以便寻求知识分享主体“最大公约数”。合作减贫作为一个技术驱动强且争议较少的领域，借助协商探讨有望实现知识分享主体的制度互动与协调。

第二，中国援柬减贫工作的开展程度及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柬埔寨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尽管在知识分享的指导下，中柬减贫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不断深入，但是知识能否传播以及如何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中柬双方要加强政府间对话交流，政府出台的关于外商投资、外国企业运营、进出口贸易等相关条款影响着中资企业及政府层面的援助规划，进而影响着中国援柬减贫的规模及进展，最终影响了柬埔寨减贫工作的开展。

第三，中国援柬减贫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政府、企业、技术人员等多元主体。政府主要制定顶层设计与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与效果还需要其他主体的积极参与配合。在项目开展进程中，如何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协调好不同部门的利益分配，加强团结协作，提升办事效率，加强主体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值得研究。除此之外，中国在进行知识分享的过程中还需注意在地化一致问题。中国已有的脱贫经验根植于中华大地，基层政府能力建设和执行能力强。因此，在进行经验分享时，相关主体要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确保理论与实际能够较好地相结合。

（二）知识分享内容匹配度有待提高

这主要是指知识分享的内容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确保知识分享的内容具有本土化特征，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当地所需，而不只是生硬地套用某地经验。

第一，相关产业结构的布局及分配影响着中国与柬埔寨减贫合作的开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多样化和增值影响着中资企业在柬埔寨的产业布局，其面临的挑战包括工资增长压力、劳资关系、运输成本高昂、物流系统效率低、电价高于邻国、乱收费现象和复杂的商业环境等。除此之外，柬埔寨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农业对减贫、改善人民生活和创造就业的贡献尤为突出，在农业减贫领域，亟待加强农业部门多样化并提高农业生产力。

第二，金融领域面临的挑战包括利率高、国内储蓄不足和家庭债务不断上升。尽管信贷增速和利率逐步下降，但仍保持高位。国内储蓄不足使柬埔寨依赖外部资金进行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柬埔寨经济的动荡性_{（王庆忠，2014）}。尽管中国在援柬减贫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发展援助，但是更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柬埔寨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以及更强大的“造血”功能，进而推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三）不同援助主体的协调性有待提升

目前中国对柬埔寨的减贫援助是在已有的中国–东盟合作减贫机制的背景下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内有一系列其他机制参与当地的减贫合作，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澜湄合作等合作机制_{（罗圣荣，2017）}。由于“制度冗余”情况以及不同机制有不同的援助标准与援助规则，多重机制的建立不仅使得减贫工作开展起来更加复杂，在实施具体减贫行动时存在排他性，难以确保知识分享过程的连贯性与统一性，进而影响柬埔寨开展正常的脱贫工作。

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在柬埔寨开展减贫合作时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措施规划，这一现象使得减贫合作的协调性与高效性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资源浪费、合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四）克服减贫领域知识分享障碍的可行性措施

其一，从知识分享的主体来看，在未来中国援柬减贫的过程中，相关各方要加强相关工作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在现有的合作机制下，要加强国家层面高效、持续的沟通交流机制，构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合作框架，避免大国之间激烈的无效竞争，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根据双方实际合作情况调整相关方案，做到顶层设计规划与实际情况相符，避免出现脱节的情况。只有进行因地制宜地知识体系的选取，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好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提高减贫工作的效率，更快更好地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其二，从知识分享的内容来看，在进行知识分享前，中国要充分考虑到相关知识与实际情况的匹配度，发挥多元主体在知识应用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实施开放的人才政策，建立多元化用人机制，充分集聚国际化的人才资源，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形成国际化发展战略_{（程希 等，2018）}。同时，加强技术人员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促进知识共享与经验互通。除此之外，在建设相关机制的过程中，要秉持求同存异的态度，团结多利益攸关方，在地区层面推动相似的减贫合作机制进行更大范围的整合，使更多的成员国能够在统一的机制中合作，避免机制的冗杂化和知识传播的泛化，提高合作减贫的效率。中国要用好现有的中国与柬埔寨、澜湄机制在内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中国–东盟多层发展合作机制，在现有的框架下同柬埔寨进行多层次的交流与多领域的互动，将减贫经验理论化，完善发展项目全流程建设，以更有效地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和知识。

其三，从知识分享的过程来看，要充分调动民间力量，以中国–东盟基层工作者项目为依托，进一步推进民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促进民心相通。除此之外，中国要利用渠道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包括运用网络媒体，让受援国了解中国的减贫理念、减贫方针及减贫策略，澄清西方媒体对中国无端的揣测和抹黑。通过搭建多渠道的沟通交流平台，进一步分享与传播减贫援助知识，增进当地居民，特别是青年人对发展知识的了解，推动减贫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提升工作效率，进而造福当地百姓，推进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

五、结语

近年来，国家间的发展援助主要通过经济援助、科技援助等方式展开，尽管在世界银行建立“知识银行”后，相关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意识到以知识分享促进减贫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减贫援助的过程中仍呈现出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倾向。本文借助“知识分享”这一视角，对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合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通过解析中国对柬埔寨减贫援助的过程，分析知识分享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及应对措施。具体而言，论文从知识分享的体系及发展模式、知识分享的传播媒介及知识分享的应用场景三方面，阐述了减贫知识分享过程中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及领域，为落实和实施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提供具体案例借鉴。

展望未来，知识分享作为新型援助减贫方法将为国家发展合作的模式创新提供新的参考依据。当前国际援助过程中对于知识分享的关注度不够，缺乏针对通过知识分享推动减贫制度合作与完善，并塑造命运共同体认同的深入探索。传统的对外援助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解决经济欠发达国家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影响了国际发展合作的有效性。知识分享作为继经济援助、科技援助以来的第三大国际发展合作支柱，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南南国家减贫合作提供新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基金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安全倡议下中国参与地区危机调停新模式及效能研究”（2024NDYB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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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研究》（2024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