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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
八十多年前，中美机组人员共同飞越“驼峰航线”。这条危机四伏的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空中补给线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有力支撑。有些人飞越此线，再未归乡；还有些人虽平安归来，却在余生默默背负着沉重记忆。
“铝谷”
今年是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他们的赫赫战功已经广为人知。持续数年的“驼峰航线”空运行动虽然不像飞虎队那样广为人知，但却同样具有重大影响。“驼峰航线”是现代史上首次大规模作战空运行动，也是在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中国获取外部援助的最后一条主要通道。
飞虎队本身是一支作战部队，并非后来开展物资空运的主力。但飞虎队在1941年至1942年间对中国领空和机场的守护，为在地面通道被切断后开辟和持续运营“驼峰航线”创造了条件。若没有飞虎队的空中防御作战，随后执行任务的非武装运输机将面临更为致命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飞虎队来华与“驼峰航线”空运，构成了战时中美合作密不可分的篇章。
飞越“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行员来自各行各业。一部分是在美国正式参战前就加入援华特遣队的志愿人员。另一些则是美国陆军航空队派驻中缅印战区的现役军人。他们与中国机组人员及地勤人员并肩作战。沿途的地方民众，包括四川的彝族村民以及山区其他民众，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坠机飞行员、回收飞机残骸。这种患难与共的互助精神已被载入史册，成为“驼峰航线”所铸就的友谊纽带的一部分。
此次空运行动的规模至今令人震撼。空运始于1942年4月，最初仅有不到30架飞机。早期主力机型为道格拉斯C-47运输机，该机型原本并非为应对“驼峰航线”上的高海拔、重载与恶劣天气所设计。之后，机身更大、故障率更高的柯蒂斯C-46“突击队员”运输机也投入航线。到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参与行动的飞机达数百架，累计向中国军队及在华盟军部队运送了约65万至68.5万吨燃油、弹药、药品及其他物资。1945年的月峰值运量超过了7万吨。
“驼峰航线”的每一次飞越行动都伴随着死亡风险。飞行员驾驶着超载的飞机，在世界上最恶劣的天气中飞行，跨越高于多数飞机安全升限的险峰，还要时刻提防日军的截击。同时，机务保障条件往往十分简陋，机组人员也疲惫不堪。美方的最终统计显示，约有509至594架飞机坠毁，超过1300名空勤人员确认死亡，另有数百人失踪。这条航线因山间闪闪发光的飞机残骸而获得了“铝谷”这个令人痛心的别称。当时的一位战地记者曾写道，“驼峰航线”飞行员甚至能凭借下方绵延不断的冒烟残骸来标定航向。
在中国独自抗击日本侵略多年、处于最为艰难的时刻，“驼峰航线”在战争中支撑了中国的抗战。它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了中美两国能够携手抗击法西斯。执行大量“驼峰航线”飞行任务的美国空运总队印中联队，后来荣获“总统集体嘉奖”。这是该嘉奖首次授予非作战部队。
许多在这条航线上失事的飞机，至今仍静静躺在偏远的山坡上。当年执飞“驼峰航线”的机组人员以及地面救援者的事迹，依然是中美两国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驼峰航线”领航员
我们每个人都与历史相连，有时中间仅隔着寥寥几层关系。在此，我愿分享自己与这段历史的关联，权作小小的纪念。
在高中毕业那年，我第一次听说“驼峰航线”，并且并非是从教科书上读到。在我的祖母因车祸去世后，我们陪在她的第二任丈夫身边，他深爱着我的祖母。当时，他在翻看旧照片，当翻到其中一张照片时，他停了下来。那张照片上是一架受损的陆军运输机，机身上有个比人躯干还大的洞，而他站在飞机旁。父亲轻声问了他两个问题：“您飞过‘驼峰航线’吗？”他说：“飞过，非常艰难。”“那您见过飞虎队吗？”他点了点头，然后便把照片收了起来。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左）童年时与他的兄弟和继祖父L.O.达德利合影。
和那一辈的很多人一样，他极少谈起战争。祖母曾私下告诉我，他当过飞机领航员。他领航的飞机运送过作战人员和货物，包括运送伞兵的任务。在一次飞行中，飞机遭遇密集的高射炮火。炮弹击中飞机时，他正和一众伞兵站在一起。所有伞兵都遇难了，飞行员也牺牲了。他和副驾驶负了伤，他协助副驾驶勉强维持飞行，直到飞机得以着陆。副驾驶着陆不久便离世了。
我的继祖父名叫兰登·奥德韦·达德利，1917年7月4日出生于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签名时通常写作L.O.达德利，家人叫他“达德”。年少时，他便拥有极强的方向感。青年时期，他赶上了罗斯福总统推出民用飞行员培训计划，就借此接受了培训。由于视力不太好，陆军航空队让他担任报务员兼领航员，而非飞行员。他最初被派往中缅印战区并在飞越“驼峰航线”的C-47飞机上工作。当时，机翼会结冰，山峰高度超过飞机能够稳定飞行的升限，天气暴烈无常。他的听力便是在那时受损的。引擎长时间轰鸣作响，而他需将电台音量调得很高，仔细辨识无线电信标。也正是在这条航线上，他的许多战友牺牲了。后来，他又被派往北非和欧洲战区担任领航员，在那里遭遇的高射炮火造成的损伤，让他达到法定失聪标准。
“驼峰航线”的危险在官方战史中均有记载：极端高海拔、机翼严重结冰、雷暴天气频繁、导航设施简陋、飞机严重超载，几乎找不到可供飞机安全迫降的地点。超过500架飞机失事坠毁，逾1300名机组人员未能生还。他是归来者之一。
战后，他接手了自己父亲的汽车生意。在他女儿十六岁生日那天，他送给女儿一辆新车。同日，女儿遭遇车祸身亡。这场丧女之痛，令他本就伤痕累累的心再受重创。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年轻时与他的继祖父L.O.达德利合影。
后来，他与我的祖母相遇相守。夫妻俩一度定居于佐治亚州北部的约纳山，住在一栋由他亲手搭建的小屋里，祖母常在屋旁山溪边写诗。祖母去世后，我帮着继祖父把她的骨灰混合着花瓣撒入那条溪流。我原以为骨灰会随花瓣漂走，但它却如沙一样沉入了水底，而我的心也随之沉了下去。那一刻无声的沉重感，我至今难忘。失去至亲，让我心碎。此刻，当回想起他的失去和我的失去，我又潸然泪下。
晚年，继祖父住在养老院，依然留着利落的板寸，接待访客时，他举止沉稳，自有一份庄重。我从亚特兰大驱车去看他，通常会带些他喜欢的奥利奥饼干。他去世后，我们翻遍遗物，想找那张破损飞机的照片，却始终未能寻见。
精神永存
八十多年过去，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和飞虎队员们已相继离世。然而，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其意义远不止于“驼峰航线”空运的大量物资。美国人和中国人曾同在这条航线上奋斗与牺牲。中国村民曾冒死营救落难飞行员，“驼峰航线”留下的飞机残骸仍散落在群山之间，“铝谷”就是用金属铸就的纪念碑。
我们铭记那1300多名未能归来的英魂，也铭记那些带着隐形创伤归来的生还者，他们听力受损，会突发惊悸，内心中一生都背着未曾卸下的重负。像继祖父达德利这样的人，飞越了“驼峰航线”，幸存了下来，而后度过了平凡的一生。但是，他们在生命中却经历了极不寻常的伤痛，他们从不言说荣耀，只是默默承受战争带给他们的一切。
他们作出牺牲不是为了征服，而是源于一种信念——我们必须打败法西斯，盟国必须并肩作战。这种信念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和人世间的所有合作一样，当年美中建立起的协作关系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这一合作真实存在过，而且是用生命换来的。美中战时合作理应被铭记，但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应将它作为一种证明，即当两国人民选择团结而非猜疑时，一切皆有可能。
此时此刻，“驼峰航线”留下的飞机残骸仍在遥远的山坡上闪着微光。把我与这段历史串联起来的祖母，她的骨灰仍存留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一处小溪中。如果我们珍视美中战时合作的这段记忆，它便能化作一把无声的标尺，时刻提醒世人：美中过去曾携手抵御共同威胁，今天在构建更好大国关系的同时，也始终肩负着避免爆发新战争的责任。
对于飞越“驼峰航线”的机组人员，对于守卫这条航线的飞虎队员，对于开展地面救援和担任地勤的人们，我们所能尽到的最起码的责任，便是铭记八十多年前的这段历史。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审核：李小华 张丽颖 戚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