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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战后国际秩序历经80年发展演变，对东南亚地区产生深刻影响。从受冷战两极格局影响出现的地区分裂与动荡，到东盟成立、走向战略自主并坚持大国平衡，再到冷战后拥抱经济全球化、主动平衡大国，积极塑造良好地区环境，东盟逐步在本地区构建起“中心地位”，走出一条聚焦经济发展、推动区域合作的成功之路。
今天，国际秩序变革再次深刻影响东南亚。该地区正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开放包容的道路，一条是分裂对立的道路。
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代表了对前一条道路的选择。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聚焦大国竞争，持续推动战略重心转向“印太”，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并且要求地区国家配合美国，这种战略是后一条道路的代表。这就把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置于阵营分化的压力之下，也使地区优先议程面临从经济发展强行转轨到军事安全上的危险。
2025年7月30日，中国—柬埔寨—泰国三方非正式会晤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同柬埔寨和泰国代表共同出席。柬、泰双方向中方重申将遵守停火共识，赞赏中国为平息事态发挥的积极作用。
绝大多数东盟国家意识到中美战略博弈已成为当前地区秩序重构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它们普遍产生战略焦虑，担心自己从全球化合作高地坠入大国冲突带，因此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同时，它们明白和谐共生对亚洲的重要意义，坚守经济发展的优先议程，抵制“新冷战”和脱钩断链。
事实上，东盟内部很早就展开了如何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历史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讨论，提出过探索“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其实质是承认和欢迎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趋势，并自认为东盟至少是地区一极，拒绝大国依附，拒绝被域外力量主宰命运，努力通过自身发展和对全球化的投入，依托全球南方的整体活力，实现战略自主。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思路，与中国的地区主张有着价值观念和行为范式上的交集。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不可离间的。双方拥有反殖反帝反霸的相通历史记忆，拥有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在内的共同理念，拥有全球南方的合作纽带，更携手开展着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的共同实践。绝大多数东盟国家已同中国达成建设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亚洲共同家园”的意识在东南亚地区日益深入人心。
今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对中国而言，“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会议刚一结束，习近平主席便出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个东盟国家，凸显了东盟在我国周边外交当中的优先地位。
就在特朗普政府发起关税战前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谈判全面完成，代表了双方对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共同坚守、对亚太区域包容性发展的共同选择。今年5月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召开，标志着区域合作连片、全球南方扩容的重要趋势。
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议和分歧，但双方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宪章》，坚守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底线，避免让有关问题主导彼此关系。当前，“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进入文本审读关键阶段，个别东盟国家挟洋自重的作法不代表东盟整体的态度，不能改变中国与东盟国家努力变南海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大势。
中国很早就开始向东南亚提供经济类的公共产品，最早可以溯源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与东盟多国建立货币互换机制。未来，中国与东盟可以面向广阔的中国国内和全球南方市场，不断加强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各国的硬联通与软联通，深化供应链合作。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锐领域的双向赋能，积极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准。
中国向东南亚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能力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可以提升的空间巨大。这种努力必须建立在双方享有较充分的战略与政治互信基础上，而东盟国家能信多少、接受多少，则取决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应继续尊重和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在充实与东盟国家陆续建立的外交、国防“2+2”对话机制的同时，积极参与以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多边机制为支柱的地区安全架构，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动脑筋丰富合作内容，携手探索可持续的亚洲安全模式。同时，积极支持和协助东盟以协商、对话、不干涉内政的“东盟方式”调解其内部摩擦和纷争。
经过多年深耕细作，中国与东盟关系已经积累起远比其他方向更为深厚的合作基础，东南亚地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场。
《世界知识》（2025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