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提要
从中间地带到最大发展中国家，今天的中国天然属于“全球南方”。中国正立足战略高度深入探索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的途径，精心谋划并扎实推进“全球南方”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关键支柱地位，助力形成“全球南方”的主体性。欧盟则更多地从“我者—他者”视角看待“全球南方”，对“全球南方”的援助和合作带有价值观输出和制度规范要求，旨在使“全球南方”成为欧盟开展地缘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新工具。在关注欧盟因战略焦虑并配合美国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应对欧盟工具化“全球南方”的意图，在美国单边榨取式霸权导致的欧盟对美离心倾向加大态势下，中欧更应该寻求双方在多极化世界中的战略结合点。2025年是中欧正式建交50周年，中欧关系需承前启后，拓展中欧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合作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关键词
全球南方 全球治理 国际秩序 中国 欧盟
当前“全球南方”的回归已经成为研讨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议题。“全球南方”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超过发达经济体，而且在全球公共事务中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呈现出从过去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气候变化、跨国贸易等“低政治”议题到如今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地区冲突、多边外交等“高政治”议题的势头。中国与欧盟都对“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作出了回应，但中欧双方对“全球南方”认知和政策存在明显差异。“全球南方”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而不是具有确定范围、严密结构和制度约束的组织。中国将自身视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强调共同的发展历史和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致力于通过合作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与振兴；欧盟则更多地从一个外部观察者与协调者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南方”进行援助和合作，但同时也带有价值观输出和制度规范要求。本文就中欧对“全球南方”的理解和政策上的差异进行梳理，比较中国和欧盟对“全球南方”的看法与合作议程，探讨中国和欧盟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的战略目标、方式方法、优先事项的差异性，探讨“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性对中欧关系未来前景的影响。
一、中欧对“全球南方”不同的本体论认知
中欧对“全球南方”概念认知上存在本体论差异。中国一直视自己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这一认知在历史、现实和未来层面都有坚实基础。回顾往昔，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一同背负着反抗西方殖民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使命。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格外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还提出了被广泛接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推动了南南合作以及南北关系的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中，中国同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相仿，在经济发展领域成效突出，却依然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保障经济平稳且持续地增长，促使经济结构更为合理，增强创新的实力与效能，削减贫富之间的落差，这些均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所共同承受的压力与肩负的使命。
从中间地带到最大发展中国家，今天的中国天然属于“全球南方”。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表明中国坚定加强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关系。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南非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时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提出并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国际合作议程，积极为“全球南方”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搭建合作平台、提供经济援助，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与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为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收益。针对全球发展困境，中国依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南方”国家打造了全方位可持续发展平台。全球安全倡议不单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了解决边界冲突、打击跨境犯罪和恐怖主义等的机制平台，也同时就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异常等非传统安全构建了多边合作机制。全球文明倡议对标“全球南方”国家摆脱西方文明霸权，开拓国际话语权，建立文化自信的需求，是一个跨文明的多元交流、互鉴互通平台。
二战后，面对曾经的殖民地迎来民族独立和解放浪潮，欧洲一方面要调整和适应难以预测的多极世界，另一方面要正视日渐崛起的“全球南方”。此时，欧盟将“全球南方”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带有明显的“发达—落后”“富裕—贫穷”的两分法色彩。冷战时期，欧洲的“全球南方”政策并非涵盖所有南方国家的全面性政策，其主要源于针对特定地区，尤其是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简称“非加太”）这些前殖民地的政策。1980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的《勃兰特报告》中，提出一条按照人均GDP为基础将世界划分南、北方的“勃兰特线”（Brandt Line），将北纬30度线视为对“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地理划分。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从两极逐渐转变为多极世界。欧洲开始重视起“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对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基于价值观输出目标对“全球南方”国家展开援助和合作。
历史上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阻碍着欧洲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发展。直至今日，欧盟仍然固守西方中心和欧洲中心的世界观，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中根深蒂固的“我们和他们”区分仍旧如影随形。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2022年10月对欧洲青年外交官的讲话中，将欧洲比作一座花园，堪称人类在政治自由、经济繁荣与社会凝聚力三者结合方面的典范之作。“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是丛林，丛林可能会入侵花园”。除简单的身份两分法外，欧盟对“全球南方”的举措意在塑造地缘政治选边站。欧盟有意排斥中国，试图离间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以削弱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对话往往集中在非法移民、打击腐败、气候变化等问题，而对倾听和回应后者对改革多边机构、加快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南北不平等的诉求并不重视。欧盟持续调整其对外政策，旨在深化与“全球南方”地区的战略关系，以巩固其作为全球性行为体的地位。
总之，中国与欧盟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对外政策路径，所以对“全球南方”也有迥然不同的本体论认识。中国始终认为自身就是“全球南方”中的一员，并为之付诸实践；欧盟则持“我者—他者”视角看待“全球南方”，更多地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被动接受“全球南方”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格局中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现实。
二、中欧对待“全球南方”政策上的差异
中国和欧盟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但其战略目标、方式方法、优先事项存在很大差异，反映了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目标和价值观。总体而言，中国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核心在于：携手发展、共担命运、共享尊严，致力于构建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欧盟出于经济优越地位、地缘政治竞争和历史路径依赖等因素，采取经济上加强联系，政治上分化对抗，规范上条条框框的举措。
（一）经济合作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重点聚焦于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分享项目。中国已经与“全球南方”国家达成了15项自由贸易协定。2023年，中国对东盟和金砖国家出口几乎相当于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总和。在2024年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向与中国建交的低收入国家单方面开放经济，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以及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自主发展，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基金和各计划署密切协作，推出大批人道主义和可持续发展项目。2013年至2018年，中国共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欧洲等区域122个国家和20个国际和区域性多边组织提供援助，其中非洲地区53国，亚洲地区30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22国，大洋洲地区9国，欧洲地区8国。
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合作重点集中在援助和经贸两个方面。自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欧共体凭借《联系协定》搭建起西欧国家同“非加太”前殖民地国家间的独特经贸与政治桥梁，涵盖西欧国家面向“非加太”地区的单方面贸易优惠政策。欧盟还通过发展援助等方式继续强化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以延续殖民时代建立的特殊关系。欧盟对“非加太”国家的政策可以被视为冷战时期南方政策的继承。
经贸方面，欧盟通过自贸谈判来实现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占领价值观和标准方面的优势地位以及强化“全球南方”市场对其依赖，并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竞争与对抗战略目的的举措。自2000年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签订《科托努协定》后，欧盟与这些地区和国家就双方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取得了较为重要的进展。欧盟一方面强调“互惠”原则，对广大“非加太”地区进行单边贸易优惠调整；另一方面加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目前欧盟正在推进与东盟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谈判、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等。2024年3月印度宣布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由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这四个未加入欧盟的国家组成）签署了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与欧盟继续推进自贸协定谈判。
2021年12月，欧盟公布了旨在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明确表示，“全球门户”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影响力的一项计划和战略。欧盟将“全球门户”视为推进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工具。自2021年12月推行以来，“全球门户”计划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重点地区，兼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推动了一系列项目的实施。2024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追求新的经济外交政策。“全球门户”被视为欧盟经济力量“武器化”的联合战略。
（二）政治关系
中国通过坚持在外交中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增进与“全球南方”地区的互信水平。具体来说，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对非外交坚持真实亲诚，对拉美地区则倡导真诚互信。中国还积极创设和推动包括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等多边合作机制，建立与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亚、阿拉伯国家、太平洋岛国等多个“1＋N”对话合作机制，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实践，增进与“全球南方”地区的互信水平。
曾经历列强侵略的中国，始终如一地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捍卫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权益。中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为津巴布韦、叙利亚、玻利维亚等国家和地区局势创造和平条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倡导两国方案，呼吁纠正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和争端，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始终坚持推动建设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维护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
与之相较，在债务减免、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改革等问题上，欧盟与各方的分歧不断加深。同时，欧盟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采取的双重标准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欧盟标榜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因此受到质疑。在欧盟看来，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欧盟对“全球南方”的举措意在塑造地缘政治选边站。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企图剥夺中国的“全球南方”国家身份，有意将中国分化、孤立，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把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对“全球南方”国家身份进行选择性塑造，对“全球南方”议题进行引导，并有意凸显“全球南方”的内部差异性，污名化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实践与经验。因此，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正在推进的“全球南方”政策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竞争与对抗意识，并非真正的全球化。
（三）制度规范
中国外交始终立足于“全球南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干涉他国内政或采用有条件援助。一直以来，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时，中国始终支持地区国家和组织以和平自主方式解决问题，反对打着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号进行干涉。中国在2021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中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反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积极推动解除针对非洲国家不合理的单边制裁。中国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沟通与协调，呼吁加快推进多边治理架构改革，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在多边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中国始终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原则，反对西方国家的单边行动，用实际行动支持非洲长久和平目标的实现。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方面，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标准化、贸易便利化、技术标准化等议题，中国为相关国家的官员组织了4000多期研修项目。参训人员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对接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巴基斯坦“新巴基斯坦”、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蒙古国“发展之路”等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开展交流，谋划合作成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长期以“规范性力量”自居的欧盟日益强调在人权、环境保护和移民等领域约束“全球南方”，通过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的利益输送和捆绑裹挟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攫取和达成地缘政治目的。援助方面，欧盟也倾向于提倡更加多边的发展援助方式，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输出西方民主、人权和善治等原则。欧盟先后通过“绿色协定”“碳边境机制”“反强迫劳动法令”等法规，为欧洲“依法”干预“全球南方”国家内部事务提供了依据。欧盟碳关税将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并计划在2034年之前全面推行。鉴于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工业化，并将高能耗产品的产能转移至其他国家，欧盟设立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本。该机制对所有国家的进口产品实行无差别统一碳价，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降碳责任。欧盟的这一政策背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各自能力原则的主张。
欧盟在难民庇护领域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和边境及海岸警卫对难民的残暴行为引发北非和中东国家的极度反感。欧盟目前的优先考虑是防止非法移民和加强边境管控，而不是强调制度建设、良好治理和人权。如2015年欧盟在地中海中南部开展的“索菲亚”海军行动和在利比亚开展的欧盟边境援助团任务中，理事会决定中提出的任务主要目标是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防止更多移民在海上死亡。但实际上，索菲亚行动更注重限制进入欧盟的移民数量，即便违反了包括《联合国难民公约》在内的几项关键人权国际公约，欧盟不仅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发展中国家。
三、“全球南方”的自主性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追求独立自主过程中面临许多挑战，如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落后、政治动荡和国际环境复杂等，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包括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和技术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转移和南南合作的深化等。“全球南方”视中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机会，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能源和通信等设施。同时，“全球南方”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与中国立场一致，共同对改善全球治理秩序提出诉求。
当前，“全球南方”争取利益和话语权的愿望日渐增强。在全球治理的诸多关键领域，如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南方国家展现出积极作为的态度，不再单纯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的框架与模式，而是主动出击，提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且具有建设性的理念和方案，以此推动相关领域的进步与改善。欧盟虽是南方国家在经贸、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重要的伙伴，但欧盟带有保护主义和严苛条件的贸易政策和援助遭致多数南方国家的不满，历史殖民主义的遗产和文化差异也影响到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并未得到多数南方国家的支持。在2022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上80多个成员国投票反对或弃权将俄罗斯驱逐出人权理事会。时任塞内加尔总统、非洲联盟主席麦基·萨勒（Macky Sall）警告，非洲的历史负担意味着非洲大陆不想成为新冷战和选边站的温床。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敦促欧洲“摆脱‘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的思维定势。”
“全球南方”内部国家之间差异明显的属性决定其对中国和欧盟的影响是多方面、复杂的，各利益相关方有着不同的视角和利益。但南方国家正在从碎片化走向对话与合作。“全球南方”国家正从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传统标签，演化为具有显著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团结力量。其中金砖国家组织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支持，逐渐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引擎。金砖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新兴大国探索互利共赢合作的重要实践。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在西方对俄制裁问题上，没有盲目跟风。在联合国进行的诸多对俄投票中，金砖国家大多保持了中立态度。巴西总统卢拉提出建立包括中、印、巴在内的和平俱乐部，以推动危机和平解决。2023年9月，在印度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非洲联盟获得G20常任理事国席位，大大增强“全球南方”大国的发言权。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不愿意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他们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出现了对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质疑。“全球南方”国家更倾向于构建一个能给自身带来不同战略选项的多级世界，期望在国际社会能争取更多的资源配置和更强的领导力。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将中、欧均视为重要合作伙伴，期待与中、欧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全球南方”国家在出席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对欧盟经济呈现泛安全化、强调地缘政治竞争态势纷纷表示了担忧。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聚焦“多极化”议题报告，更凸显出“全球南方”国家对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推动力。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形势，部分南方国家不仅难以完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面临发展成果倒退，或者是陷入债务危机的困境。因此“全球南方”国家更倾向于基于发展问题的合作。他们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相互协作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推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因此他们一直在探索区域伙伴关系、多边协议和替代贸易路线，以避免陷入大国竞争。
共同利益与共同挑战促进中、欧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各国寻求多边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门户”计划开展多边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前逆全球化的思潮与行动给多边合作带来不确定性，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是机遇。一方面，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制定相对应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欧合作可以避免双方在“全球南方”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还对“全球南方”自主处理大国关系大有益处。“全球南方”国家也希望与中、欧的三方合作能切实推进。在双边层面，与目标国家就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合作；在区域层面，继续与东盟及中亚、拉美、非洲国家的区域发展计划开展对接；在国际层面，围绕互联互通理念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门户”计划项目对接平台。“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中、欧能通过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援助机构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三方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持续提供大规模人员培训、优惠贷款、专业技术援助。
“全球南方”国家将自身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视为实现伙伴关系多元化、减少对传统西方大国依赖程度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主动权。“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中、欧能在上述问题上支持“全球南方”的立场和措施。首先，“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中、欧作为两个重要的全球力量，应该在维护多边主义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中、欧能够共同促进一个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单极霸权或集团对抗。在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时，“全球南方”国家期待中、欧能够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其次，“全球南方”国家看重中、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的潜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重点。这些国家希望中、欧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继而，“全球南方”国家期望中、欧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最后，“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中、欧双方都做南南合作的支持者，“全球南方”认为中国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赞赏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贡献，特别是在提供发展援助、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方面。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也希望欧盟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南南合作，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鉴于“全球南方”内部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和速度不同，也为“全球南方”整体合作与协调带来挑战。这促使中欧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时需要更加细致深入，共同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转变。以中国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为基础，由“全球南方”主导的更为开放、灵活的合作模式正逐渐成为国际发展的新增长点。
总体而言，在应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性问题上，中国与欧盟采取了差异化的战略路径，既反映了各自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也体现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博弈。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通过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平等互助模式，采取“发展伙伴型”路径，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诉求。尽管美西方试图渲染中印在“全球南方”领导权上的争夺，中国更注重凝聚共识，提出消除冲突、重振活力、开放包容、团结一致四点主张，强调通过和平环境与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抵御外部干预。欧盟强调战略自主型路径，试图通过经济安全议程重塑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推行开放性战略自主政策，减少对“全球南方”国家在供应链和关键资源上的依赖程度。
结语
中国始终认为自身就是“全球南方”中的一员，并为之付诸实践；欧盟则持“我者—他者”视角看待“全球南方”，更多地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被动接受“全球南方”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格局中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现实。中国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而欧盟则试图通过经济援助和制度规范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关注欧盟对华战略焦虑并配合美国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应对欧盟倡导的“全球南方”背后的价值观与规范输出意图。特朗普回归后，在美国单边榨取式霸权导致的欧盟对美离心倾向加大态势下，中欧更应该寻求双方在多极化世界中的战略结合点。
当前，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同时复杂性、矛盾性愈加明显。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主。2025年是中欧正式建交50周年，尽管中欧关系在近年面临一些挑战，但双方仍有意愿延续过去五十年的友好合作传统。中欧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推动南南合作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中欧应继续围绕“全球南方”议题拓展合作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 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