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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内容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实践路径丰富多元，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用贯通、开放发展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学体系 全球治理 全人类共同价值
伴随全球化的深刻调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概括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从努力目标、实现路径、普遍遵循、基本支撑、战略引领、实践平台等多重维度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既有助于系统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特质和实践要求，也对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
一切划时代的思想都必须回应时代发展需要、指明世界进步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构想具象化，不断凝聚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识，传递共创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
第一，以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一切发展进步的前提。回溯人类历史，从帝国主义的全球掠夺到两次世界大战，从长期难解的地区争端到愈演愈烈的族群冲突，执迷争霸扩张导致战争频仍、生灵涂炭的教训惨痛而深刻。环顾当下世界，大国博弈不断加剧，局部冲突动荡频发，世界面临再次陷入对抗甚至战争的风险。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持久和平视为美好世界的基石，以塑造“我们感”的主体间性思维超越崇尚冲突对立的主客二分思维，以相互尊重纠偏资本建构的世界等级秩序，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一致性为出发点，强调以主权平等建立共生共存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引领国与国和平交往新实践，以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存，坚决摒弃阵营对抗的国际关系旧思维。持久和平的世界倡导以相互尊重推动和平共处，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视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原则，反对肆意推高紧张局势、随意制造动荡战乱，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消除冲突和矛盾根源。
第二，以共建共享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安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诉求和最普遍的愿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与多样性日益突出，人类社会成为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安全共同体。面对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肆虐猖獗，面对地区冲突与全球热点的交织叠加，谋求绝对安全、独享安全的迷思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但是，一些国家秉持本国利益至上的安全哲学，无视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危与共的安全利益，盲目追求脱离现实的绝对安全与隔绝孤立的独享安全，热衷于构建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加剧了全球安全赤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普遍安全视为美好世界的保障，强调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安全与发展的不可分割，致力于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就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替代冷战零和思维与绝对安全观念，推动国际社会以共同安全塑造共有认知、以安全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集体行动加强安全治理，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全球安全新格局。
第三，以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发展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着经济富足、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等理想追求。但是，全球发展的成果和收益并不总是由各国人民公平享有。在资本逐利全球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现代化以资本无限增殖和服务特定少数人为核心，对外以殖民扩张攫取世界财富，对内以非中性制度安排剥削劳动者，对内对外双重掠夺造就了发达西方与贫困非西方、富裕资产阶级与贫穷无产者。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大背景下，全球发展的总量增长不足、增量发展困难重重、共享发展任重道远，南北差距、收入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特别是近年来，狭隘的国家利益至上理念强势回潮，“退群废约”“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单边主义行为频发，全球共享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同繁荣视为美好世界的核心，以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通过做大和分好世界经济发展的“蛋糕”，让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倡导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以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新发展观激发数字化、智能化革命的发展动能，通过发展进程的协同增效与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构建平等均衡的发展伙伴关系，为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困局开出中国药方。中国提出“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将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有机结合，以国际合作发展的公利消解个体主义阴霾，以合作共赢的普惠性与共享性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让各国人民在开放合作中分享发展机会与成果，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
第四，以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多元文明共存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常态，文明交流互鉴也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新航路开辟以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裹挟下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逐步形成，多元文明被西方定义的进步标准划分为不同层级，“文明开化使命”成为殖民掠夺的天然装饰，世界文明的西方化成为文明等级秩序的内在规定，“三角贸易”“枪炮外交”等充满血腥暴力的交往实践将资本主义文明交往的破坏性暴露无遗。“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这一建立在现代化先发优势基础上的等级文明观，在资本主导世界的过程中被抽象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必然法则，任何拒绝全盘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主动探索都被视为是对“人类进步”与“文明世界”的反叛。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明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特征，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重要动力。在国际权力转移加速的动荡变革期，在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与路径日趋多元化的大变局时代，固守文明等级秩序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认识文明发展与人类交往规律，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将建立在每个人自由发展基础上的全球普遍交往视为构建文明共同体的前提基础。尽管文明形态多元多样，但文明平等是文明共存的客观基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应该也必须成为文明相处的基本规则。“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对待不同文明，要以开放的心态理解不同文明生长的环境，以包容的胸怀与其他文明平等交流，共同推动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
第五，以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人类文明的兴衰消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马克思将物质变换构建的人与自然共同体称之为“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并指出:“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但是，在资本引领全球发展的过程中，资本超脱理性束缚成为统摄一切生命体的超然存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被资本主导一切的极端理念所取代，生态环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中显现出极大破坏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问题不断加剧，全球性挑战的严峻性进一步凸显共同责任的紧迫性，绿色发展成为每一个地球生命体的共同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清洁美丽视为美好世界的底色，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超越传统工业化道路对资本的盲目崇拜。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就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共同体意识，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拓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
完善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理性路径，有效的全球治理以解决普遍问题的现实需求凝聚多元行为体的治理合力，立足共同命运认知的参与实践必然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化，进而奠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实践根基。但是，多元主体的认知、利益、诉求的差异化发展不断提升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全球治理必须具备较强的体系韧性与治理能力。全球治理体系能否以充足的韧性应对现实复杂性，既决定了全球治理实践效力的高低，也是影响共同命运认知与集体行动实践的重要因素。伴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显露无遗，它不仅未能有效应对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削弱了人类共同命运的共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实现全球治理实践效能的最大化，强调以行为主体的平等性、合作过程的开放性、合作目标的互惠性塑造高水平的体系适应性，以共同命运、公平正义、互利共赢超越阵营划分、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的传统治理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第一，全球治理是塑造并强化共同命运认知的现实路径。共同命运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基础，参与全球治理则是塑造并强化共同认知的关键一步。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将世界真正连为一体，跨越地理边界的全球依存造就了超越族群的共同命运，跨越国界的风险扩散也要求全球共同应对。面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多发，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负面效应不断涌现，应对全球风险必须正视命运一体的客观现实，塑造并强化建立在共同命运基础上的认知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共同命运的积极回应，全球治理也强调以超越主权国家的多元行为体通力协作解决普遍性问题，两者要旨相近、目标相似。在人类共同命运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大确定性的背景下，以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为核心原则的全球治理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路径基础。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参与、协商和身份重塑的过程，多元行为体通过全过程参与不同领域和议题的治理进程，以对话协商、分担责任、分享权力培育和塑造以共同命运为核心的集体身份，在参与、制定、实施全球治理议程中实现共同进化，能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强大的认同感、参与度与行动力。
第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非中性局限明显。治理的本质是对多元行为体的承认与尊重，全球治理的实质也在于包容多样性。随着国际权力转移加快，西方主导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非中性局限愈发明显，民主赤字、效能赤字、合法性赤字不断加重，难以有效凝聚起应对全球问题的治理合力，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信任危机。特别是一些国家秉持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单边霸权心态，将是否遵循西方治理理念、依照西方治理模式、维护西方私利视为推进全球治理的标尺和参考。这种固守冷战零和思维与个体主义至上的行为模式，使全球治理深陷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侵蚀了人类共同命运的认知基础与国际共识。具体言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多由西方国家主导建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行为规则也基于西方的知识经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势掌控着最为关键的治理话语权、议程设置权和机制表决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增强，提升多边机制的民主性与代表性成为国际权力转移的逻辑延伸。但是，部分西方国家仍然固守阵营对立的冷战思维，盲目将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强权逻辑移植到全球治理领域，以治理体系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抵制权力流散，拒绝给予发展中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相应的权力地位，使得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问题、合法性问题更加显著，进一步降低了全球治理的凝聚力与有效性，侵蚀了人类共同命运的认知与实践根基。
第三，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路径。在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整体升高的平均气温和海洋温度，还是遭到破坏的生物多样性和大气环境，抑或跨越国界的金融危机与传染病，命运与共早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普遍性问题需要共同应对，复杂性现实也要求多元治理。“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平等、开放、共赢的合作新理念超越阵营对抗、零和博弈的治理旧思维，将基于共有风险的共同参与、共同获益、共同进化的全球治理本质复归治理议程，从根本上提升了全球治理的参与积极性与行动有效性。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就要以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伙伴关系重塑全球交往模式，以超越制度形式、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共同体意识和整体化思维凝聚多边共识，推动治理体系及时作出适应国际关系新发展新变化的公平合理变革，促使多元行为体在真正的共同治理中强化共同命运认知、共创美好未来。其中，共商强调起点平等，以相互尊重增强主体平等性与议程民主性；共建突出过程合作，以开放包容打破封闭排他的俱乐部合作模式；共享重在结果同当，以损益共摊增强多边合作的持续性，三者前后贯通、彼此关联严密，统一于推动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互促共进的实践中。
三、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
价值遵循是共同体建构的实践标尺。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普世价值”将少数人的自我价值抽象为普遍适用的法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排他性实践中造就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虚假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处于特定交往方式、进行具体实践的现实多数人，将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共同价值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遵循，以最广泛的价值认同凝聚构建美好社会的行动共识。
第一，共建美好世界需要共同价值指引。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但这一进程的演进方式与表现形式是由实践主体的能动选择决定的。马克思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明确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和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共同价值是个体的人在融入与适应社会关系过程中所产生的共识性遵循，表现为人类社会对发展进步的共同追求与普遍期待。这些源自并稳定存在于共同体成员意识中的共同价值，是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认知前提，也是维持群体秩序的价值根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代世界，行为体数量增加与利益诉求多样化加剧了认知失序的风险。特别是近年来，面对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脱钩断链”回潮，发挥共同价值在群体合作中的共识凝聚与实践引领作用，显得更加迫切，也更加重要。
第二，西方“普世价值”无法为全球合作提供价值指引。大航海时代以来，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先发优势的带动下，部分西方国家基于偏狭的“西方中心论”与“文明开化使命”，将西方文明标榜为超越时空界限的“进步文明”，将自身价值视为凌驾所有国家、民族及一切时代之上的“终极价值”，以强权霸道的暴力手段向世界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建立在自我中心基础上的西方价值观，将部分西方国家的个体价值抽象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共同价值，其实质是通过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为资本攫取全球收益创造条件，以资本创造财富的迷惑性将人的发展异化为对物的盲目崇拜，进而形成资本统治一切的虚假共同体。在“普世价值”导向的虚假共同体中，资本创造财富的梦想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专属特权，而聚焦少数人的“和平、民主、自由”只是为资本血腥扩张披上了道德的外衣，所谓三权分立、私有制、自由化等西方模式也难以适用于非西方世界。回看“颜色革命”“华盛顿共识”影响下的拉美国家、中东地区，接受“普世价值”就意味着必须遵守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资本逻辑，套用西方模式的结果也只能是束缚在由西方制定、解释的规则体系中。在西方仍然占据主要地位的世界中，强行推广以资本服务少数人为实质的“普世价值”，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丛林。
第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全球合作共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也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普遍信念和价值导向。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普世价值”被西方社会包装为资本逐利全球的价值先锋，塑造了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争乱样态。在西方价值观主导全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失衡、政治极化、社会混乱、生态破坏等现代化弊病不断发酵，深刻揭露了“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和私利性。面对国际权力转移加速的百年大变局，面对全球化时代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面对“普世价值”造就的二元对立世界，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自觉愈加觉醒。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立足于人类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普遍共识，以人类价值体系中的“异中之同”贯通个人、群体、国家、区域、世界等不同层面，既反映了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也凝聚着处理国家间关系应遵循的价值准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具共识性的价值遵循。这一价值体系针对全球化深刻调整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共识撕裂问题，以超越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人类共同认知重构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其中，和平、发展是民主、自由的安全与物质基础，公平、正义为民主、自由提供制度与秩序保障，民主、自由既是和平、发展的目的，也是公平、正义的价值所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彼此紧扣，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
四、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
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也是促进国际合作、共建美好世界的关键施动者。长期以来，传统国际关系思维与模式以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立强化你输我赢的丛林困境，以“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制造全球等级秩序，严重削弱了国家间的合作共识。习近平立足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一体性特征，提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重构国家间交往规范与行为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一，动荡变革期的国际交往模式亟待革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国际权力流转与扩散加快，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与交往实践的网络化特征显著增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了集体行动失效的风险，动荡与变革交织、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国际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是近年来，霸权主义、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回潮，现行国际体系的非中性缺陷被以强权霸道为核心的互动模式放大，国际关系的竞争色彩浓重。围绕意识形态、经贸、金融、网络安全等不同领域的竞争激烈化，传统大国间、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间以及新兴大国间竞争博弈的烈度持续上升。俄罗斯与北约围绕乌克兰危机紧张对峙，部分欧美政客鼓吹对华“脱钩”“去风险化”，以色列与伊朗等中东国家间的冲突烈度增强，国际关系走向混乱失序边缘，构建国家间互动新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增强。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塑造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全球自西向东的权力转移加速形成“扁平化”的权力格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简言之，无论是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还是加速变革的国际权力结构，建立跨越零和博弈困境的新型国际关系都是共建人类美好社会的必然选择。
第二，新型国际关系为国家间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型国际关系立足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依存性特征，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超越强权霸道、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旧模式，为国际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具体来说，相互尊重是国家间交往的基础和前提，强调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反对以强执弱、以富侮贫、以大欺小的强权逻辑，以主权平等变革国强必霸、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旧思维。公平正义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强调所有国家公平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反对将只有少数国家认可的规则规范视为“有道理”“有道义”的判别标准，以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合理化、法治化超越盲目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取向。合作共赢是国家间交往的核心目标，强调集体行动中个体获益与群体进步的辩证统一，反对“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单边主义行径，以共赢、多赢的合作红利超越单打独斗、赢家通吃、巧取豪夺的独赢取向。其中，相互尊重和公平正义构成合作共赢的前提和保障，合作共赢又是前两者得以展开的必然要求和客观结果，三者有机统一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进程中。
第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重支撑。新型国际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主体、话语与实践支撑。一是强化主体支撑。近年来，个别国家固守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国家间矛盾冲突的频次与烈度增强，如何凝聚共建美好世界的主体共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考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将国家间关系重新定位为共生共存的伙伴关系，最大程度地激发多元行为体的共识并形成合力，提升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通过强化合作关系主导的互动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主体支撑。二是提供话语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革故鼎新的伟大事业与系统工程，需要以合作型话语重塑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超越国强必霸的西方话语体系和冷战思维模式，促进国际关系话语的合作性创新。新型国际关系把“和合共生”理念融入国家间交往实践，以义利兼顾统筹道德与利益，以和平共处强化共生与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关系模式的根本特征。三是夯实实践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着力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山水相依、利益交融的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在多边舞台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大国责任，以越织越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稳定基础和战略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
五、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从物质基础、前提保证、精神支撑三个维度为破解当今时代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全球发展倡议着眼破解发展赤字，为全球发展合作指明前进方向；全球安全倡议针对战争与和平、冲突与稳定等全局性问题，为解决当前国际社会矛盾、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提供可行路径；全球文明倡议针对隔阂与误解、包容与互信等问题，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三大全球倡议紧扣人类发展进步的三大主题，相互依托支撑、彼此关联促进，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一，以全球发展倡议促进共同繁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要“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但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发展以全部收益服务特定国家、特定阶级、特定群体为核心，造成全球、国家及地区层面的发展失衡愈加严重。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通过对接国家间发展战略、规划、机制增强双多边合作的实效性，以平等均衡的发展伙伴关系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追求，通过全球发展收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富足，为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提供坚实的物质根基。针对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全球发展倡议以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发展观凝聚全球发展共识，通过经验共享、机制共建、规则共商、成果共享推动构建更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并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果。截至2024年9月，已有超过80个国家加入中国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创新建立吸引超1000个项目的全球发展项目库，在60多个国家实施140多个三方合作项目。
第二，以全球安全倡议推进普遍安全。当前，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带来的安全风险更加复杂严峻。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罔顾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安全的客观事实，试图以所谓“价值观同盟”的权力威势谋求绝对安全，通过集团对峙的霸权方式消除他者合理安全诉求，打压、忽视他者的安全诉求正是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性问题长期延宕的重要原因。面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复杂严峻态势，消除冲突和动荡的根源、探索世界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全球安全倡议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为世界各国指明了共享安全的新型安全之路。中国既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这一倡议的行动派。2023年3月，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长期断交的沙特和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和解潮”，并于2024年7月推动巴勒斯坦14个派别签署实现大和解、大团结的《北京宣言》，一系列亮点成果、原则规范、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升了中东“和解潮”的实践价值与示范意义。
第三，以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加剧，文明优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几近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多元文明如何相处成为事关国际和平稳定与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问题。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阐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总体目标、价值遵循、基本原则、深层动力与实践路径等基础性问题，回应和破解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虚伪论调，为促进单一文明的存续发展、多元文明的平等交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单一文明的存续发展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稳定具有基础性意义，全球文明倡议将传承与创新作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实践路径，强调不忘本来以坚持文明底色，突出吸收外来以实现兼收并蓄，明确面向未来以促进文明永续发展，为实现单一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多元文明的关系定位是世界文明交往面对的首要问题，全球文明倡议尊重并倡导文明多样共存的长期性与客观性，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不同文明主体的发展共识，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视为引领文明交往的基本规范与重要目标，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树立了最基础的价值遵循。同时，全球文明倡议将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视为文明对话的桥梁纽带，通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治国理政等领域经验的互学互鉴，带动国家间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矛盾缓和，为不同文明主体消解紧张关系提供可行方式。
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从愿景理念转化为现实行动，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深入发展，合作共赢效应不断显现，搭建起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伴随“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工笔画”阶段，中国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和更高发展韧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之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繁荣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和力量。
第一，以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促进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立足共同发展，聚焦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机制软联通，通过互联互通将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的互补性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全球发展增添新动力和新能量。面对全球发展赤字加剧，“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把促增长求发展作为重要考量，致力于增强共建国家的经济造血功能，发挥带动经贸合作和增加国际投资的重要作用。十余年来，共建各方持续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起全方位、复合型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发展赤字治理作出重要贡献。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以战略对接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19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达6.4%，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拉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二，以合作共赢实现平衡发展。合作共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显著特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选择。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共谋合作、共商建设、共享成果，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中国是世界发展中大国与第二大经济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国内国际市场联通流转，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带一路”大市场为共建国家创造发展机遇。在投融资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样化项目融资渠道，增强低收入国家获得投资和金融支持的可及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利用自身基建优势助力共建国家的交通、电力、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加速推进相关国家工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支持。特别是在脱贫减贫领域，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惠及“一带一路”走廊沿线经济体430万人口和非“一带一路”国家330万人口，有望帮助3200万人口脱离中度贫困，其中2670万在走廊沿线经济体，530万在非“一带一路”国家，这一减贫实效已超出共建国家而具有全球效益。据估算，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全球极端贫困率从2015年的9.5%降至2030年的3.9%。
第三，以开放包容引领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是践行合作共赢、推进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充分彰显了以开放包容促进共商共议、共同发展的治理效能。这一倡议以共商共建凝聚国际合作共识，以共赢共享构建均衡普惠的发展机制，以共同进步展现全球有效治理的价值意义，赢得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众多国际组织的认可。在合作理念上，“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平等协商基础上的互利合作，将开放包容理念贯穿准入门槛、议程设置、项目推进的全过程，不以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为限，不附加任何条件，展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在合作模式上，共建“一带一路”以战略、机制、规则对接为主要抓手，谋求与现有合作机制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通过共建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跨区域乃至全球性合作局面。共建“一带一路”尊重各国发展差异性，与共建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共担机遇风险、共享发展成果，努力打造开放、包容、均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既展示了中国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逻辑，也向世界贡献了推动全球有效治理的中国方略。
七、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时代特征，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完善、体用贯通、逻辑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从努力目标、实现路径、普遍遵循、基本支撑到战略引领、实践平台，从夯基垒台、立梁架柱到积厚成势、全面发展，为建设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指明了发展方向和路径方式，明确了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和主要依靠，也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展现出解答时代之问、破解时代难题、引领时代发展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阔步前行的新征程上，必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中实现共建美好世界的人类愿景。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