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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恬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国人民以“捐躯洒血，浩气干云”之势顽强奋战14年，以超3500万军民伤亡、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巨大牺牲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然而，在美国学界的主流叙事中，这段用鲜血与不屈书写的历史，却经历了复杂的“漂移”。数十年来，从刻意抹除到局部认可，再到蓄意矮化，中国在二战中的关键作用屡屡遭到美国学界歪曲解读。这些违背历史真相的“研究成果”，将美国“以史谋势”的政治操弄暴露无遗。
从刻意忽视到系统性贬低
冷战“铁幕”降下后，美国学界的二战史研究迅速沦为政治工具，其核心特征是构建“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主义”的二元对立叙事，并在意识形态滤镜下刻意忽视甚至抹杀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
在空间维度上，“西方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二战”一词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于1941年提出，旨在将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后的欧洲战场与全球冲突相关联，为美国塑造“世界领袖”角色铺路。在此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当时二战史叙事的主导思维。美国历史学者约翰·基根公然将中国战场贬低为“边缘战场”；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以800余页的篇幅详细叙述欧洲战事，对亚洲战场却仅用不足20页轻描淡写，还将中国抗战歪曲为“缺乏协调的区域性抵抗”，抹杀了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核心战略作用。
在时间维度上，“二战六年论”成为主流叙事框架。该论调将二战起点设定为1939年，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民率先奋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种片面导向在美国学界形成了某种“共识”，甚至直接体现于历史教科书中——部分教材将二战章节冠以“欧洲战争（1939－1945）”之名，而中国抗战仅作为“亚太地区冲突”的附属内容被一笔带过。
在作战维度上，“原子弹决定论”“美援决定论”等盛行。前者认为美国投放原子弹“直接终结了”太平洋战争，刻意忽视中国战场长期抵抗日军的巨大作用；后者无视中国抗战的自主性与战略韧性，贬损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同时极力夸大美国签署《租借法案》为同盟国提供物质支持等外援的成效。
冷战后期，伴随着东西方对抗格局松动和中美关系回暖，部分解密档案为二战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中心论”等叙事提出质疑并进行微调。然而，相关修正仅仅流于表面，未能真正正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是对中国战场的贡献进行了初步肯定。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档案馆等机构陆续解密系列原始档案，揭示了中国战场的部分真实图景。战争期间美军观察组的报告曾明确指出，“七年来，中国军队成功牵制了侵华日军主力，并在华北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大规模进攻，有力保卫了广大敌后根据地。”档案还显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有效牵制日军，更在情报收集等领域为盟军提供了关键支援。随着一手资料的持续公开，美国历史学者劳埃德·李在其《全球二战史》中驳斥了将中国战场视为“地区冲突”的谬论。英国军事史学者安德鲁·罗伯茨承认中国牵制了日本一半的军事力量，为盟军获胜作出“极具意义的贡献”。
另一方面是此类修正仍存在根本性、结构性局限。在美国学界的叙事中，关于战争起点问题，“1939年起点论”仍是难以撼动的主流；在战略定位上，中国战场总体上仍被视为太平洋战争的“附属品”，其独立性未获认可。例如，美国历史学者格哈特·温伯格虽承认中国的“消耗性牵制”作用，却认为这种作用“未对太平洋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矛盾性反映了美国学界的深层困境：既无法完全罔顾史实，又难以摆脱意识形态惯性，最终形成了“承认部分贡献却矮化整体地位”的折中叙事。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史观的兴起曾推动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形成更为客观的认知。例如，美国佛蒙特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安德鲁·N·布坎南在《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一书中认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标志着二战的爆发，中国战场是二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至关重要。然而，随着近年来对华疑虑加剧，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陷入战略焦虑的美国学界开始了愈演愈烈的“历史重构”，并形成了一套贬低中国贡献的“新话语体系”。
一是否认东方主战场的战略主动性。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和阿伦·米利特的《赢者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末》将叙事重心置于太平洋战场，指责中国抗战不力。美国历史学者理查德·B·弗兰克在2020年出版的《骷髅塔：亚太战争史（1937.7－1942.5）》一书中将中国战场贬低为“低效绊马索”，称“中国军队从未实施战略性反攻”，却对1944年滇西反攻战收复腾冲、松山等战略要地“选择性失明”。事实上，滇西反攻战是反法西斯力量在亚洲大陆的首次全面战略反攻，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是弱化中国抗战的正义性。部分美国学者刻意使用“地缘竞争”来解构二战的性质，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竟然将中日战争描述为“传统权力转移冲突”，仅从权力博弈角度阐释战争动因，刻意弱化了战争的侵略与反侵略性质。
服务于战略需求的历史叙事
纵观美国学界的二战史研究，可以发现其叙事反复“漂移”的背后呈现出几个核心特征：
一是政治诉求凌驾于学术逻辑之上。叙事“漂移”并非源于新史料的发现或学术争鸣，而是遵循“国家利益决定历史认知”的扭曲逻辑，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的阶段性需求。冷战时期，因意识形态对立，美国将中国抗战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中美建交后，为配合“有限合作”需要，美国学界初步承认中国战场的战略意义，但仍聚焦于渲染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决定性”作用。当中国被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后，其叙事又转向弱化中国贡献，鼓吹美国的“主导者角色”，甚至通过选择性引用、曲解史料，构建服务于当下战略需求的历史叙事框架。
二是以多重标准评判战场价值。为服务于其预设结论，美国学界对不同战场采取了不同的评判标准。在欧洲战场研究中，强调“战略主动性”与“决定性战役”；在评价中国战场时，则搬出“结果导向论”，以所谓“未实施大规模反攻”为由否定其价值；在分析太平洋战场时，又祭出“技术决定论”，片面突出航空母舰、雷达和核武器等技术装备的关键作用。
三是从“隐性忽视”发展为“显性对抗”。冷战时期，美国的二战史叙事通过“选择性沉默”边缘化中国战场，造成了历史认知的长期遮蔽。例如，美国学术期刊发表的二战研究论文中，涉及中国的不足5％。在引用日军伤亡数据时，刻意放大太平洋战场的战果，同时淡化中国战场的歼敌数量。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约70％的兵力、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二战结束时，中国战场歼灭日军155万余人，占日军二战伤亡总数的70％。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部分美国学者以“档案解密”为名，行断章取义、炮制片面结论之实，对抗色彩日益浓重。
重构二战史是一场“认知战”
当前美国学界精心重构二战史叙事的本质是发动一场“认知战”，旨在削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是削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根基。通过贬低中国的历史贡献，将中国从二战“同盟国”降格为“受益者”，意在消解《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确立的中国国际法理地位，进而削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合法性。
二是损害中国独立自主、和合共生的国际形象。美国持续强化中国在二战期间“依赖外援”的叙事，妄图给中国贴上缺乏独立自主的标签。与此同时，美西方炮制“债务陷阱论”“新殖民主义”等不实论调，暗指中国过去依赖西方“输血”，现在则试图“剥削南方国家”，旨在给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合作等贴上“不可持续”标签，阻挠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掏空中国英勇抗战的集体记忆。美国单方面主导诺曼底、硫磺岛等战役纪念活动，定向资助片面研究课题，打造“西方主导胜利”的历史叙事，污蔑中国基于史实的研究为“历史修正主义”，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侵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根基，解构中国人民对伟大抗战精神和自身艰苦卓绝抗争史的精神认同。
中国应主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在这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铁证如山，不容置疑，更不容篡改。
面对美国学界二战史叙事的“漂移”和历史叙事的博弈，中国要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要积极构建更具穿透力和说服力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抗战故事，传递正确二战史观。积极推动全球二战史研究的合作与对话，着力提升研究的国际比较视野与跨文化研究能力；系统推进抗战档案的数字化及开放共享进程，公布日军暴行史料、盟军观察员报告等一手文献。深入挖掘中国抗战精神所蕴含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普遍价值，将其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动力。总之，要坚定不移捍卫历史真相，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共同守护历史正义，促进人类和平，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携手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审核：李小华、卫芸辉、陈训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