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进多边主义的理念、主张与实践

孙吉胜，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韩雪亮，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多边主义是各国弥合分歧、应对全球性问题、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多边主义从创立起就是基于特定的初衷与理念。二战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基于多边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秩序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变化，个别大国的政策理念调整，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态势明显，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回潮、新疆域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多边主义面临系列新挑战新任务。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一直是多边主义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中国通过完善多边主义理念、强化制度建设、丰富多边主义实践等努力，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不断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

关键词

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全球南方；国际合作；国际秩序

多边主义是各国弥合分歧、应对全球性问题、促进合作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构作为推进和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不断推动国际规则构建，深化多边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进步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国际秩序经历深刻复杂调整，地缘竞争加剧，各国间互信日益受到侵蚀，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时冲击国际规则、国际规范，个别大国不断毁约退群，借多边主义之名拉“小圈子”，削弱了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破坏了各国公认的准则原则，影响了国际规则及规范的有效性，多边主义遭遇逆流，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作为二战后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一直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的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强调国际事务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呼吁各国要“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实践中，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不断丰富多边主义理念。同时，中国加强国际制度建设，为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搭建平台。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努力探索和创新多边主义运行的合作模式，为多边主义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当前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一、多边主义的初衷与基本理念

（一）多边主义的初衷

多边主义是在基于合作共识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是各国为克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设计的集体方案。各国通过正式的国际组织、条约或协定等国际制度，进行协商、决策和合作，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实现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和稳定，其要义在于“国际上的事大家共同商量着办”。当前，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构承担着多边主义的合作理念与实践，凝练出一系列国际交往原则。不同的区域也发展了各类多边机构。在历史实践中，多边主义形成了以主权国家为核心，以协商性为原则，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交往模式，通过协商化解国际冲突，制止战争；通过规则促进合作，应对跨国挑战；通过标准规范行为，弥合差距，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与繁荣。这些初衷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以协商化解国际冲突，制止战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战争，是多边主义最为核心的初衷。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与会各国开始以条约的形式来践行主权平等原则，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外交自此有了雏形，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之后，19世纪初，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和会后形成了“欧洲协调”（European Concerto），大国定期召开会议，通过外交协商与会议协调，以谈判而非武力解决争端，均衡彼此利益、维持欧洲均势，实现国际权力平衡与地区稳定，核心是通过大国合作避免大规模战争，各国共同主导欧洲事务。经过几百年的历史积累，通过多方协商的模式得到了各主要国家的认可，维持了欧洲约百年的相对和平，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稳定的秩序基础。多边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面临挑战甚至失败，各大国不断吸取教训，不断调整。例如，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国联）虽然试图践行集体安全理念，但是，美国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作为国联最重要的提出者，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最终未能成功推动美国加入国联，这也是世界陷入“二十年危机”的一个原因，最终二战爆发。这次失败也凸显了一个事实，即多边主义必须以各国共识为基础，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努力维护。随后，联合国吸取了国联的教训，在制度设计方面更加完善。集体安全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其宗旨第一条便是“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安全理事会建立了“一票否决”原则，以更有效地协调国际安全事务，确保多边合作在体现大国集体意志的同时，也通过规则约束强权政治，维护和平。整体而言，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多边框架始终以平衡大国力量、防止战争为重要目标。有学者指出，国家处于基于有效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就能够围绕和平、安全、繁荣开展有效合作，预防并限制冲突。

第二，以规则凝聚共识，促进合作，应对跨国和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的另一重要初衷是解决各国在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类跨国性问题。为实现该目标，各国必须共同制定规则，构建国际合作框架。除了安全、军事等政治领域，非政治领域多边主义的制度化是国际关系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816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莱茵河及其支流的航运自由与平等，促进莱茵河航运的繁荣与安全。再如，19世纪，随着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多，国与国之间有大量信函往来，但各国信函交换系统混乱不一，世界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简单方便的国际邮件交换系统，以保证邮件不受国界等因素的限制而自由流通，1874年德国、法国、英国等22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伯尔尼举行全权代表大会，签署《关于创设邮政总联盟条约》，成立了邮政总联盟，1878年，加盟国家迅速增加，“邮政总联盟”正式更名为“万国邮政联盟”。与此类似，国际电信联盟1932年正式成立，《国际电信公约》和《无线电规则》签署，之后该组织专门负责全球电信和信息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多边主义的功能逐步转向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挑战，如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相应的组织陆续成立，各类公约和条约增多。据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UIA）统计，一战前，世界上共有200余个国际组织，当前世界已经有超过7.8万个政府间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迄今为止，超过560项多边条约已交存联合国秘书长，许多其他条约则交存其他实体，条约涵盖可持续发展、裁军与安全等众多议题。

第三，制定目标和标准，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弥合各国差距，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与繁荣。多边主义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增进全球福祉，在经济、教育、人权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为了推进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更好地解决贸易领域的各类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成立，并围绕非歧视原则、互惠原则、透明度原则、关税保护原则、公平贸易原则等制定了各类贸易规则，为多边经济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框架，不仅维持了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推动了全球贸易发展，也促进了国际贸易体系构建和全球经济发展。2024年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9％，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增长超50％。在事关人类进步的教育、科技等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在教育领域，该组织在推进全民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关注职业技术教育、应对教育新挑战等方面成效明显；在科学领域，通过推进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推动科学知识普及、制定科学伦理标准等来提升人类的整体科研发展水平。在文明文化交流领域，教科文组织通过认定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保护和弘扬了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遗产，也增进了人类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尊重，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在发展方面，联合国2000年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在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等方面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明确目标和方向，推动了全球发展事业。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17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各国继续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多边主义的基本理念

多边主义是以协商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交往模式，基于主权国家的共同参与，以多边机构为实践平台，以国际法、国际规则和规范为基本遵循，在尊重个体诉求的基础上，平衡国家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管控冲突，化解危机，推动务实合作。这些基本理念打破了纯粹现实主义的实力决定论，为国际秩序的有序演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多边主义主要基于以下理念。

第一，基于各主权国家的独立、平等和共同参与。该理念既源于西方主权学说的理论思想，也扎根于东方文明的实践智慧。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提出，主权是不受（国内）法律约束的至高权力，具有绝对性、永恒性和不可分割性，主权的确立体现了国家“对内最高、对外平等”的属性与法理地位，主权不受外部干涉且不可分割，各国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这些认识为多边协商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样，中国古代也存在相似的原则，通过协商实现共存共荣。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倡“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也体现出中国古代多边主义的本体认知与朴素逻辑。在当代国际实践中，主权平等原则体现为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一国一票”机制，以制度保障“大小国家共同商量着办”的权利，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了共识基础。

第二，以国际法和各类国际机制为实践平台。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依赖于国际法的规范约束与多边机制的规则制度保障。早在17世纪，思想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就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了“以法止战”的主张，强调国际争端应受法律约束，应通过协商而非武力解决冲突，这些认识为多边主义提供了规范基础。同样，社会契约理论家们深化了这种协商逻辑，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无论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还是“人受到普遍的理性约束”，或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都强调政治秩序需要靠契约来维系。这种思想投射到国际层面，意味着国家间冲突可以通过共同认可的规则与制度来化解，国家间合作应通过共同制定的规则与制度平台来实现。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形成，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涵盖众多国际问题的全球性国际法体系，建立了用以保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的核心条约体系。在联合国体系内，不同的专门机构制定了涵盖经贸与减贫合作、气候变化治理、技术发展与科技合作等诸多领域的规则，为协调各国应对不同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制度遵循。

第三，通过协商和规则来平衡和协调各国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多边主义主要在尊重各国国情与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减少冲突，促进合作，促进各国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对利益的平衡体现为三个特征：其一，协商性，以协商共识取代权力垄断。如最能体现协商共识原则的国际机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机制，其“大国一致”原则规定安理会决议需获得至少9票赞成且五大常任理事国无反对票，要求大国在关键议题上协商妥协，既赋予了常任理事国大国的重要地位，同时又限制大国权力，大国同样需要参与多边协商。其二，规则性，以共同规则约束利益分歧，促进共同利益。这些规则既包括《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原则，如主权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等，又包括各国在实际合作中体现的外交智慧，如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保各国能够在偏好差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其三，灵活性，尊重各国国家能力大小和利益诉求的发展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综合国力的差异，在国际事务中的贡献程度有大有小。如针对气候治理，南方国家普遍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各国国情与能力差异纳入治理框架，以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治理需求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更好凝聚合作共识。

二、当前多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多边主义在各国应对和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多边主义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影响了多边主义运行的顺畅度和有效性。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国际秩序产生诸多不稳定性，动摇了多边主义运行的秩序基础。当前的国际秩序主要是基于二战结束后各国的力量对比，且长期以来以“北强南弱”“西强东弱”为主，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安全还是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一直居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以中国、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在过去40年里从24％增至40％以上。“全球南方”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独立性和自主性增强，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力量，频频进入世界议程。南方国家希望改变原有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希望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缩小，焦虑感和防范意识增多，努力守成，希望继续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原有优势和地位，这些变化不断影响各国对自身、对彼此以及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认知，误解和误读不时发生，各国间信任赤字加剧。近年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国际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无法及时有效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无论是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还是乌克兰危机、加沙危机等地区冲突。安理会在面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问题时几乎束手无策，其权威和信誉受到严重损害。国际政治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多，国际秩序在很多方面都日益体现旧与新、破与立的不断角力，不时出现混乱、动荡，一些领域丛林法则、权力政治、霸权主义等态势加剧。

第二，个别大国的政策理念与单边主义行为不时弱化国际机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削弱了多边主义运行的制度基础。多边主义运行主要依赖各类多边机构及其制定的国际规则、规范。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成为多边主义运行的重要平台，它们所制定的规则和倡导的规范为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世界和平发展及人类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国际机构的权威性、影响力不断受到挑战，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的约束性越来越难以保证，多边主义受挫不断。个别国家从功利角度出发，面对国际机构、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反复毁约退群，背离了多边主义的理念与初衷，严重影响了这些机构和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强调美国优先，不断大幅调整国内及对外政策，接连退出多个多边机构和国际协定，影响了相关领域的治理。从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美国政策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更加突出，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更强，对多边主义在各领域的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如此，美国的一些理念和政策也不断侵蚀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一些共识。例如，在贸易领域，二战以来，各国共同推进开放的自由贸易，但美国近年来转向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随意调整贸易政策，随意提高关税，削弱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明确指出，任何与美国法律不一致的世贸组织协定条款及其适用结果在美国国内均不具效力。此类做法严重背离了多边主义的初衷，也损害了基于贸易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世贸组织2025年发布报告称，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外溢效应可能导致全球商品贸易进一步下降1.5％。同时，美国近年来还不断拉群组“小圈子”，虽然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及“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但这种规则经常绕开现有多边机制，实际是弱化了原有的多边机制。再如，在安全议题上，澳英美联盟（AUKUS）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不仅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不得获取核武器”原则，也影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权威性。此外，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锐减，对国际多边机构的支持程度下降，使一些国际机构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美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22％，但截至2024年，美国累计欠款超过10亿美元。2025年初，美国未缴纳联合国常规预算摊款为15亿美元，加上维和预算摊款与法庭预算摊款，合计28亿美元。截至2024年底，美国拖欠世贸组织的金额达2570万美元。

第三，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回潮，直接影响大国协调与合作，多边主义运行困难。多边主义的核心是各国在制度框架下协调合作，由于大国在资源和影响力方面都优势明显，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尤为重要。无论是19世纪初欧洲各国形成的“欧洲协调”，还是二战后创建的联合国，基本都是基于大国协调和大国一致，大国在多边机制创建，以及多边协调合作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大国关系及大国行为不断变化，大国协调协作日益困难，甚至协调失衡，大国否决的负面影响凸显，多边主义在诸多领域运行不畅，甚至失灵失效。中美关系近年来经历深刻、复杂变化。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24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布林肯发文强调，“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国际体系的国家。”中美关系从2017年开始至今经历了两国贸易摩擦、美国打压华为、人文交流受阻等广泛、深刻变化，对华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的战略指导思想。除中美关系外，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俄罗斯与欧洲关系降至冰点，双方在各领域对抗加剧。同时，美欧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严厉制裁措施，俄美关系日益紧张，陷入全面对抗。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各国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意愿下降，合作更加不畅，多边共识达成日益困难。在贸易领域，美国长期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导致该上诉机构从2019年停摆至今，不仅削弱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也影响了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近年来在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苏丹问题等方面的决议多次被否决，无法通过。联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主席丹尼斯·弗朗西斯（Dennis Francis）指出，“暴力和战争继续在世界各地蔓延，而联合国却似乎陷入了瘫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安理会内部的分歧造成的。”在其他机构类似现象也普遍存在。2023年3月，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难以调解的分歧，会议最终没能发布联合声明，只发布了主席总结和成果文件。

第四，全球治理的新疆域为多边合作增加了新任务新挑战。近年来，网络、深海、极地、外空、人工智能等新疆域不断发展，为人类带来进步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新疆域治理经常与传统治理问题相互关联，在治理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也不时暴露出新问题。一是新疆域治理规则制定权经常被垄断，冲击多边协商机制。新疆域与传统治理领域存在不同之处。在技术门槛上，大国在治理规则中“开疆拓土”，部分大国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先发地位，推动形成“俱乐部式”治理模式，小国只能被动服从大国的规则设计，多边主义的协商性实难落实。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新疆域治理的需求无法满足，多边规则成为大国博弈的结果。二是新疆域治理机制设计具有选择性、排他性，冲击多边合作框架。在治理架构构建过程中，一些大国搭“小圈子”，制造制度性割裂。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深海治理乃至海洋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最被接受的多边规则，但美国由于在资源分配问题上与绝大多数国家立场不同，迄今未予批准，而在实践中，美国却又援引该公约来支持自身海洋权益，质疑他国权益主张。再如，针对北极航道治理存在大量相互重叠的治理框架，如国际海事组织、北极理事会等，这些治理框架制定了不同规则，各国在实践中往往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而选择性地遵守规则。这种选择性和排他性背离了多边主义的合作初衷，多边机制日益被“工具化”。三是新疆域治理理念存在分歧，多边合作急需弥合差异。例如，在数字领域，美欧以“数字主权”名义把相关国际规则切割为不同标准体系。同时，各国之间也存在共识和偏好差异。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专家组成员指出，同样都旨在应用“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美国“以人为本”原则落地为法律制度，具体体现在信息主体知情、选择、拒绝、救济的权利上；中国“以人为本”原则除尊重信息主体知情、选择、拒绝、救济的权利外，还设计了对用户的“防沉迷机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在各国治理规则对接过程中，国际合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多边主义，多边主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仍需关注。

三、中国推进多边主义的理念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参加一些重要多边会议，如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等，并初步显示了在多边舞台上的影响力。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开始更多参与联合国各领域事务。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日益紧密，在多边舞台上更加活跃。进入21世纪，中国明确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总体布局，再次彰显了对多边合作的重视。近年来，尽管多边主义面临各类挑战和冲击，但中国反复强调，要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中国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行径，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实践中，中国基于自身政治理念和传统，不断为国际秩序不断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一）坚守和创新多边主义理念

中国一方面坚守多边主义的传统理念和创立初衷，另一方面不断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理念，为真正的多边主义运行提供理念支撑。

第一，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地位，维护联合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理念与原则、规则。尽管联合国近年来面临需要改革的呼声和需求日益强烈，但到目前为止仍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合作方面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中国反复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支持联合国所倡导的理念，如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发展、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坚持平等与公正、坚持多边主义等。中国强调，各国要在联合国框架下，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支持围绕联合国开展的国际合作，也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经费贡献国，中国为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正常运转、维和行动的开展等提供了重要资金保障，体现了对维护国际秩序和支持联合国工作的坚定承诺。在联合国会费方面，2025年中国会费分摊比例首次突破20％，跃居世界第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是当今及未来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

第二，深化主权平等理念，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主权平等既是《联合国宪章》所坚持的首要原则，也是中国外交一直坚持的原则和传统。《联合国宪章》在序言开篇就强调“大小各国平等之信念”，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日益冲击国际秩序的新形势下，各国主权平等、平等协商就更加重要。在主权平等方面，中国首先强调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同时，在主权平等方面，中国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各国平等参与。中国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强调的，“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随着“全球南方”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强，各国更加重视平等性。南方国家更需要平等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贡献南方智慧和南方方案。二是各国在国际规则面前一律平等，国际规则必须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各国要厉行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有效实施，尤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国际规则不仅需要由各国共同书写，也需要各国共同维护，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际规则都不能随意违反和践踏。三是平等享受成果。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公平正义，国际事务不应由少数国家垄断，各类成果也不应由少数国家独占。王毅外长在谈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时强调，各国要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各国发展差距巨大，中国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此，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制定全球标准，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以负责任、公平的方式发展，造福全人类。

第三，坚持平等协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近年来，一些国家以多边之名拉“小圈子”，搞价值观同盟，把多边主义视为地缘博弈工具，背离了多边主义的理念和初衷，多边主义被异化为“伪多边主义”。面对全球治理失范、失灵、失效，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强调国际事务不应由少数国家垄断，而是要基于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团结协作和行动导向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谈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时，王毅外长强调要坚持民主协商，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共商共建共享目的是为了更好团结各国力量，使各国形成更大合力，推动更多合作成果的达成和共享。例如，中国通过南南合作等机制，多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自身在经济发展、减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更好地促进全球的发展治理。

第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夯实多边主义的道义基础。近年来，世界百年变局下，各国过去曾经认可的一些理念、共识日益受到侵蚀，如全球化共识日益受到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冲击，也在影响各国行为。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和平与发展为构建国际秩序提供了根本方向，公平和正义彰显了多边主义的核心追求。多边主义强调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事务中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和准则。民主与自由要求多边主义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意愿，让各国能够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例如，在二十国集团（G20）内，各国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就全球经济治理等重要问题努力达成共识，也使该组织成为成员国在国际合作中实现自身发展、应对全球问题的重要平台。反过来，多边主义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途径，多边主义通过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为各国提供了共同探讨全球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平台。各国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通过各国共同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和准则，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标准。

第五，通过“三大全球倡议”凝聚合作信心，为安全、发展、文明三大重要领域提供理念指导。2021年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发展议题上，中国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对接，聚焦消除发展赤字。在安全领域，中国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等。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中国突破“文明冲突论”的悲观假定，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各国走摒弃文明冲突的交流互鉴之路。

（二）强化多边主义制度建设

当前，多边主义运行所依托的国际制度面临各类挑战，各类国际机构及其制定和倡导的国际规则、规范受到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的冲击，严重影响了多边主义运行的顺畅度和效率。中国聚焦多边机构的代表性、合法性、公平性、包容性，加强国际制度建设，为多边主义运行提供更多平台和动力。

第一，积极推动现有多边机构完善和改革，更好地体现公平、正义理念。二战后建立的很多国际机构是基于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面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各类国际机构迫切需要与时俱进，以更好地适应新需求，应对新问题。例如，在金融领域，二战后，为了应对各国发展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机制纷纷建立。各国在这些机制中的投票权比例源于各国的注资比例，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决策权。当前，“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80％，迫切需要在这些机构中获得相应的代表权与决策权。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在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方面，中国推动两个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使份额和投票权向经济实力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合理转移，以更好地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例如，2010年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增加3.13个百分点，中国投票权提高1.65个百分点，升至4.42％，成为第三大股东国，该改革显示国际社会承认发展中国家应在未来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占比也有所提升，中国份额占比为6.39％，仅低于美国和日本。

第二，努力创建新制度，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搭建新框架新平台。近年来，对二战后建立的诸多多边机构的改革呼声日益强烈，但改革并非易事。中国努力推动构建一些新机构，搭建一些新机制，为各国共商共建共享搭建平台。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亚投行）是中国推动构建多边机构的典型范例。亚投行采纳了有别于世界银行的认缴模式，按照各方经济规模比例赋予决策权，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同时，该机构更加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需求，为各国提供改善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截至2025年5月，亚投行已经获批了超300个项目和近600亿美元融资，突出绿色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和区域合作、技术支持和社会资本动员等重点领域，也强化了促进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发展的新导向。再如，2015年，为促进湄公河国家间的合作，中国和泰国、越南等澜湄六国共同打造了澜湄合作机制，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个重点领域开展合作。该机制基于平等协商、共同决策、互利共赢、共谋发展，聚焦六国共同关心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开发、农业发展、减贫等，通过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项目，努力提升地区发展水平，改善民生，应对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中国所搭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论坛等都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为各国提供了相互交流、对话协商和促进合作的多边平台。

第三，创新国际机制的运行模式，突出多边制度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其向更加公正、合理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多边合作机制大都强调制度和程序，如欧盟以法律框架为核心，通过多层级的规则体系与超国家机构来实现地区治理，强制度特色突出。强制度性在具体实践中有时会产生程序复杂、运行僵化、排他封闭等系列问题。中国在重视多边主义的同时，不断推动国际制度的运行模式创新，使其更加开放、包容、灵活。中国更加重视“关系”的构建，努力营造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例如，中国于2017年提出“金砖＋”模式，通过开放包容、多元联动的方式，打破了“俱乐部式”的封闭合作，将金砖国家间合作从五国框架拓展至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治理新模式。2023年金砖首次扩员吸纳沙特、埃及等6国，2025年新增印度尼西亚、古巴等9国，形成覆盖亚非拉欧的“大金砖”格局；金砖机制同时设立了“伙伴国”准成员身份，如哈萨克斯坦等，允许非正式成员国参与特定领域合作。这些举措不断推动金砖合作从区域南方扩展到“全球南方”，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补充。与此类似，上海合作组织最初只有5个国家，主要应对地区安全挑战。近年来，该组织在多领域拓展合作，成员国增加到10个，还吸纳阿富汗、蒙古为观察员国以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等14个对话伙伴，不断强化“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使该组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第四，积极推动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多边机制的动态适应性。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与结构性失衡源于国际体系的权力格局变迁与传统制度僵化。为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多边合作体系面临的结构性失衡，中国主张深化既有领域的多边合作，在新的合作领域拓展多边主义。例如，当前一些国际机制需要呼应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支持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改革，以提高联合国机构的执行能力和管理效率以及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在经济领域，中国支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凝聚多边合作共识；针对全球治理新疆域，中国呼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坚守公平正义，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对话合作。这些努力并非是简单颠覆现有秩序，而是扩大现有的合作成果，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合作提质增效。中国作为大国不断引导多边机制的动态调整，为多边合作机制源源不断注入新动力。

第五，积极推动制度间对接，打破制度复合体导致的治理困境。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与制度复合体困境源于机制之间的功能重叠与规则冲突，本质上是制度竞争的体现。中国积极推动制度对接，探索国家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在区域层面，中国通过东盟“10+1”“10+3”机制，推动东南亚合作从单一经济议题扩展至安全、文化多个维度；通过“中日韩+X”机制凝聚三国共识，发挥优势互补，推动东北亚区域内外共同与可持续发展。在区域间层面，东盟“10+3”和“中日韩+X”形成跨区域联动，提升各国合作质量。在全球层面，中国也积极推动多边合作制度对接。例如，2018年亚投行在联合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这两个全球机构中被授予常驻观察员地位，突破制度复合体的功能重叠。

（三）丰富多边主义实践

当前，多边主义运行面临系列挑战，也影响了民众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尽管如此，中国从不同方面，以自身实践推动多边主义，努力塑造多边合作格局，以更加开放、平等、包容、灵活的方式丰富多边主义实践，推动多边合作。

第一，加强同联合国的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的多边活动。在安全议题上，中国与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紧密合作，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会费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自199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足迹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联合国安全行动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贡献实践力量。在发展议题上，中国将国家发展规划与联合国发展议程深度对接。自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以来，中国从国家战略层面主动对接，通过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等多部文件来坚定合作共识，将落实2030年议程同实施“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发展战略有机结合，特别是于2020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前十年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一项的减贫目标。

第二，加强多层次机制创新与务实合作，为区域多边主义实践注入动力。长期以来，中国支持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在东盟“10+3”机制、上合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制度平台上开展良好互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区域治理，拓宽中国的“朋友圈”。中国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推动建立起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机制，涵盖铁路、港口、绿色发展、能源、税收、金融、减灾、反腐败、媒体、智库、文化等多领域。此外，中国重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践行多边主义。截至2025年初，中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贸协定，自贸区网络不断拓展深化，自贸协定的内容和质量日益丰富完善，同时兼顾标准合作、数字经济等新内容。

第三，通过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突出包容普惠的多边共同体。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破了历史上国际关系中霸权主导的合作模式，强调国家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至今，中国已同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构建了遍布全球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在双边层面进行的全球伙伴关系构建为多边合作奠定友好、合作的基础。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正在经历“多边主义转向”，具体表现为“关注西方主导体系下边缘国家的利益和声音，追求平等均衡的南北关系”。这种基于国家间良好关系的多边合作既有助于制度建设，也有利于制度运行。中国还为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赋能，如在气候治理方面，据统计，自2016年以来，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并动员气候变化相关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中国日益引领基于多边主义的南南合作，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了中国方案，推动多边合作从理念走向实践。

四、结语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权力结构加速重组，大国博弈与地区冲突叠加，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面临挑战，国际秩序面临系统性变革。同时，全球性挑战日益加深，新疆域治理需求日益增多，种种因素不断冲击二战后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多。中国强调，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秉承多边主义的创建理念与合作初衷，不断为多边主义贡献新理念新实践。中国坚持平等、开放、包容，重视多边协商，求同存异，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张与诉求，努力提升“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多极态势还将继续，如何推动多边主义更好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更好促进人类进步繁荣，仍是国际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将继续从创新理念、强化制度、丰富实践等方面继续努力，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国际秩序不断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2025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