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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肯•古尔肯，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
编者按：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是维持现状还是将出现巨变？“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推出系列述评“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如何求索新径”，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就未来四年中美两国将如何处理贸易、科技和安全问题分享看法。
美国的“恐华症”与中国本身无关，这只是其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习惯于将本国问题归咎于他国或者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群体。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直面国内挑战，那么他们只能继续寻找外部“敌人”充当替罪羊。
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颠覆了美国外交传统。但令人注目的是，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恐华症”却保持了连续性。这种倾向早已存在，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加剧了与中国的对抗，美国两党还就反华达成共识并延续至拜登政府执政时期。这一政策轨迹表明，对华强硬并非美国个别政府的外交政策选择，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中。
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政治精英就将中国的经济成功视为战略威胁。奥巴马政府出台“重返亚洲”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变化，即在对华接触战略中增加了对华遏制。然而，特朗普上台后放弃了这种“两面下注”的外交战略，其对华战略就是彻头彻尾的“零和游戏”。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优先，将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与所谓“修正主义大国”进行“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不仅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部署，还实施了对华经济限制。后来，拜登政府通过对华加征关税和实施制裁、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进一步升级了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的“恐华症”显得更加激进。
乍看之下，这种程度的对抗似乎不合逻辑。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全球策略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为核心，而非军事遏制或胁迫。虽然中国和一些国家有领土争端，但这在很多国家之间很常见，这种争端也从未升级到中国主动与他国发生冲突的地步。中国从未对其他国家实施过任何战略围堵或通过政权更迭对他国进行干预。那么，美国为何仍不停地将中国塑造为“系统性威胁”？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这一问题。要想知道答案，我们就要审视美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美国一直以来都善于利用寻找替罪羊的机制来实现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从社会研究角度看，这一机制的主导群体经常将自身的焦虑和挫折投射到国内的边缘群体或他国身上。历史上，美国曾通过种族的刻板印象、意识形态洗脑、人为制造危机等方式，多次将国内外的“他者”当成生存威胁。
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机制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曾在不同历史节点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美国在危机期间总会锁定具体目标，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国内煽动“红色恐慌”期间，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在对黑人实行种族歧视期间，以及在1956年至197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展反间谍计划期间，美国曾先后驱逐、拘禁墨西哥裔、日裔、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每一次危机都成为美国政府针对国内特定群体或他国的借口，而且套路始终如一。每当本国经济或社会动荡时，美国就会寻找“敌人”，以转移对美国自身系统性失败的注意力。
这一模式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中表现得非常明显。“9•11”事件的根源在于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并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美国经济近年的“大衰退”则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与此类似，欧洲难民危机主要源于西方军事干预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并策动政权更迭。无需多言，美国在拉丁美洲搞干预和毒品资本主义，更是遗患无穷。这些危机均由美国自身政策引发，而非外部敌人。然而，“9•11”事件和欧洲难民危机刺激了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为其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了借口。美国还将经济“大衰退”和新冠疫情“甩锅”给中国，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指责”文化。
与此类似的是，“阿片危机”作为美国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被美国塑造成“中国阴谋”。但证据表明，美国制药行业中的不法行为才是罪魁祸首。尽管墨西哥犯罪组织成员在贩运芬太尼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美国毒品泛滥的根源仍在于其自身政策。美国的相关政策加剧了墨西哥国内的犯罪行为和移民问题，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又让这些挑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政策也摧毁了墨西哥经济。美国主导的军事援助计划“梅里达倡议”意外助长了墨西哥的贩毒和帮派暴力活动。
在美国国内层面，“阿片危机”的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自从那个时期以来，在美国制药垄断利益集团积极游说下，美国合法阿片市场疯狂扩张。此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下的医疗体系失败、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极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盛行、以及医疗领域的自助式个人主义增加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这类药物滥用的失控及不断增长。这种罔顾结构性原因、随意“甩锅”中国的模式，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话语的基石，营造了与中国对立的大背景，为美国的反华外交找到了合理借口。
除了眼前的政治利益之外，美国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也有经济和战略上的好处。例如，军工复合体需要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来维持巨额国防开支。美国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强化太平洋军事基地、持续对台军售，均由美国国防产业的游说推动。这些做法确保了“中国威胁”的阴影持续成为美国战略话语的核心议题。
此外，美国对华科技战、贸易战符合美国精英的经济利益。美国希望通过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维持其在全球市场的技术优势。美国近年出台“芯片法案”，打造“芯片四方联盟”，表明美国战略重点不仅包括操纵地缘政治，也包括维护美国企业的主导地位。这种经济层面的“恐华症”使得美国竭力与全球供应链“脱钩”、限制中国获得尖端技术，同时指责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外交的“指责”文化扭曲了事实，以牺牲全球稳定来强化国内政治凝聚力。美国政治精英通过将中国塑造成对美国生存的威胁，既巩固了右翼民族主义的社会民意基础，又掩盖了美国军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这一战略服务于维护美国当前的寡头秩序，但拖延了必要的改革，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归咎于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美国自身政策导致的，如“阿片危机”。所谓“中国贸易威胁”更是如此，美国频繁指责中国从事“经济胁迫”，但美国自己却通过制裁和禁运将贸易“武器化”。美国指控中国“影响”发展中国家，但一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都推崇政权更迭和经济帝国主义。
若要重塑更具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框架，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直面造成其畸形世界观的文化痼疾，重新评估美国政治经济结构，认清真正威胁美国繁荣的不是中国，而是其自身不可持续的不平等问题和系统失灵问题。
要在这方面迈出关键一步，就需要美国政治精英承认恐华叙事的局限性。尽管在多极世界中国家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国与国之间并非必然敌对。历史教训表明，利用大国竞争获利往往以自取灭亡的冲突告终。除非美国采取更加理性、务实的外交政策，摈弃“指责”文化，否则就可能重蹈覆辙。
本质上，美国“恐华症”并非单纯的地缘竞争产物，而是植根于美国寻找替罪羊的文化，服务于其短期政治经济利益。若不打破这一历史“传统”，美国将继续制造所谓的外部“威胁”，而非解决自身系统性问题。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如何遏制中国，而在于如何直面美国自身的败绩，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公正的国内经济新秩序。
（审核：李小华 张丽颖 戚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