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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
导语：西方一直试图改造中国，暴露了其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与变革的根本误解。
中国是伙伴、竞争者还是敌手？美国和欧盟声称中国同时具备这三种身份。这种矛盾定位如同司机面对同时亮起的红黄绿三色信号灯，造成让人无所适从的决策困境。
当前西方对华政策存在根本性矛盾，其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的同时又在另一些领域展开竞争与对抗，导致其对华认知混乱且分裂。
西方和中国在贸易、人权、军事、科技和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然而这些只是浅层表象，更深层的矛盾存在于双方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与社会政治规范等领域。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始终未能放弃“改造中国”的执念。
数百年来，西方一直试图改变中国。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中，对17世纪至20世纪之间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等西方人士进行了历史分析。这些人都是怀揣着按自身信仰与理念改造中国的目标而前往中国。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图书封面【企鹅出版社】
该书批判性地审视了这些西方人士，尽管他们出于好意，但却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甚至造成负面影响。史景迁着重指出了反复出现的文化傲慢问题，强调跨文化交流的困难。最终，该书表明，西方尝试改变中国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以失败告终，甚至起到负面作用。
西方之所以一直试图改变中国，是受到宗教热情、政治野心、经济目的和文化信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西方国家及西方人士与生俱来拥有“文明优越感”，并且坚信其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企图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中国。虽然西方的思想技术确实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中国社会也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适应性。从帝制时代到现代中国，历代执政者与民众始终秉持“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智慧，在吸收西方文明要素的同时，坚决抵制可能威胁本国主权与文化认同的变革。
当前中国与西方关系发展出现一些挫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拒绝以中国可接受的方式对华接触。西方国家要么漠视中国内部自发的深刻变革，要么固执地试图将其塑造成符合自身想象的形态。几百年来，西方统治阶级与专家学者的头脑里始终存在“中国该有的样子”，也就是想象出来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这种执念使他们常常忽视了真实中国的复杂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期待中国迅速转变为西式民主的、基督教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旋即破灭。随之而来的“谁失去了中国”之问在全美引发激烈论战。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这场针对所谓“失去中国”责任人的漫长政治清算将任何对中国革命流露哪怕些许同情的美国知识分子都置于审查风暴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国国会推动的《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国侵害法案》，试图重启针对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反间谍计划，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关联的机构。美国此举意在抑制中国影响力，让人不禁将当下与麦卡锡时代进行对比。
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改革为西方提供了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推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想契机。尽管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西方国家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中国并未按照西方的预期被改造。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所言“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却改变了资本主义”，反映出美国决策者日益形成的共识：数十年来期待中国政治及经济“自由化”的接触政策很大程度上已经宣告失败。
要理解西方为何执意改造中国，必须剖析其思想深处的意识形态根基。总的看，西方对全球政治社会发展的认知范式是基于以下四个关键理论：
第一，“现代化理论”断言，所有社会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相似发展阶段，最终趋同于西式工业化、世俗化、权力分立和民主制度。
第二，“中产阶级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催生的中产阶层将推动民主改革和政治多元化。
第三，“威权对民主”的二元论将全球政治简化为“压制性非民主政体”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对立。前者被妖魔化为停滞不前，后者则被赋予道德与效能的双重优越性。
第四，“民主和平论”则主张，“民主国家”之间不易爆发战争，推广“民主政体”才能实现世界和平。
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影响西方外交政策、发展援助和国际干预行动的信仰体系。冷战胜利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确信，“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仅是更优越的制度，更是所有国家不可避免的终极归宿。然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这种迷思，证明了现代化道路可以不受西方影响，走符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
西方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敌手”，暴露出其对“非自由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崛起的深度焦虑。这种不安心理源于中国通过经济成功和国家崛起，挑战了西方长期秉持的政治意识形态预设。中国非但没有走上西方预期的“自由民主”道路，反而日益成为“修正主义”力量，不仅有能力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而且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与发展模式新选择。
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去年终于承认：“我们意识到数十年来或明或暗改造中国的努力并未成功……我们必须学会与中国的共存之道。”特朗普政府似乎不太关心价值观外交，更注重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交易。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中国已经发生变革，正在进行变革，而且还将继续变革。但是，中国变革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中国发展模式”，历经数十年探索、试验与演变，从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根据全球时代变迁作出调整，实现了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发展史诗。中国经济发展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既强调立足实际的灵活性，又保持循序渐进、开展试点的稳健态度。与激进变革不同，中国更倾向于通过逐步调整来实现改革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两大核心策略：其一是选择性借鉴，中国在采纳市场开放、创新、企业家精神、融入全球贸易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键要素的同时，坚决摒弃可能危及国家管理与社会稳定的因素；其二是试点适配，中国通过科学排序降低改革阻力，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陆。中国既拥抱了经济市场化，又维护了政治根本原则。
这些经验使得中国能够循序渐进地提升制度与经济能力，确保前期经验为后续改革提供助力与支持。该模式证明，在国家主导下的务实改革既能实现适应性发展，又可规避激进转型的风险。
西方必须抛弃按照自身意愿重塑中国的幻想。接下来，国际秩序必将更加公正合理，必将呈现政治模式多元化、各国开展国际合作、世界权力中心多极化的特征。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里，西方必须学会以平等姿态扩大对华交流合作，必须与这个亚洲巨人和平共处，也必须摒弃居高临下的行事风格，克制改造中国的冲动。
（审核：李小华 张丽颖 戚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