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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11月15日，在秘鲁利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延续了近年来中日领导人利用多边场合会晤的“传统”。双方重申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重要共识给两国关系回稳改善注入了新的政治动能。
2024年9月24日，装载着生活用品、冷冻鱼虾、汽车配件等中国制造货物的“海丰嘉德SITC JIADE”集装箱船，在两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离开宁波大浦口码头驶往日本。这是大浦口码头新开通至日本航线的首航船。
APEC会晤的台前幕后
从2022年11月17日的泰国曼谷，到2023年11月16日的美国旧金山，再到今年的秘鲁利马，习近平主席连续三年利用出席APEC会议之机会见日本首相，所不同的是日本首相由岸田文雄换成了石破茂。对比前两次的官方消息，在今年的中日领导人会见中，双方共识更加突出，日方表态也更为积极，传递出石破茂政府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
如果说前两次中日领导人会晤的重点在于阻止中日关系的下滑势头，那么这次会晤的基调则在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回稳改善势头。在会见中，习主席全面阐述了中方对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主张，石破茂做出积极回应，强调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和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石破重申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日方坚持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共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开展各层次坦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互信。石破还表示，日方无意同中方“脱钩断链”，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往，推动经贸、绿色发展、医疗康养等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作为具体成果，日本外务省在领导人会见的消息稿中提及双方将为实现外长互访、恢复中日人文高级别交流对话、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机制加快协商。双方还确认将继续落实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的四点共识，包括恢复日本水产品输华。据日媒报道，石破茂还向习主席表达了适时访华的积极意愿。
值得注意的，在最近两次中日领导人APEC会晤前夕，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都专程访华，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了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磋商。秋叶刚男系外交官出身，历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亚洲大洋洲局长、外务次官（常务副部长）等要职，他曾直接参与了2006年中日确立“战略互惠关系”时的磋商，同时也是安倍晋三执政时期“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提出者之一，被视为具有“战略视野”的日本外交官，深受近几任日本首相的信任。
据透露，在11月4日王毅与秋叶刚男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双方就两国关系的广泛议题以及国际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日媒则将关注焦点放在中日领导人会晤安排上，认为这次对话将为两国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彼时石破茂就任首相不过一个月，其领导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刚刚遭遇12年来的最大败局，执政联盟失去众议院过半数议席，石破茂执政前景岌岌可危。当时，面对即将到来的APEC、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等，石破茂也是摩拳擦掌期待与各国领导人展开密集互动，争取外交得分，助其拉抬国内支持率，稳定执政地位。当然，对这趟拉美之行，石破茂最为看重的无疑是与中国领导人和与美国领导人的会晤。而秋叶上述访问，显然肩负着为石破茂会见中国领导人“探路定调”的重任。
2024年7月29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召开“2024中国节”发布会。“中国节”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同日中友好团体、华侨华人共同打造的品牌活动，多年来为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图为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致辞。
中日关系缘何多年来低位徘徊
放眼全球，中日关系可谓是最特殊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既有长达两千年的友好关系，又有近代以来复杂尖锐的对立，以及自上世纪两国恢复邦交以后经济利益的深度交融和人文交往的密切。一方面，历史、台湾和钓鱼岛等重大敏感问题不时引发双方矛盾对立；另一方面，两国互为最主要经贸伙伴，2023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中国则连续17年稳居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尽管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近年来中日经贸合作承受着较大压力，但双边贸易额始终维持着3000多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目前仍有三万多家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兴业。2019年，中日双边人员往来突破1200万人次。新冠疫情后，中日人员往来逐步恢复，2024年中国赴日游客人数有望恢复至最高峰时的80％左右。
此轮中日关系的下行周期，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的“购岛”风波，此后在2018年到2019年间出现过短暂的回暖改善，包括新冠疫情初期。但新冠疫情持续期间，中日人文交往停滞，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对抗不断升温，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取向，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严重的下滑时期。
在认知层面，随着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叠加日元大幅贬值的影响，中日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拉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曾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成为钓鱼岛问题突出的深层次社会背景。短短13年后，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日本的四倍多，两国国力的急速消长，导致日本国内对华心态严重失衡，竞争、防范和疑惧心理占据主导。这也表现在日本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各种民调中对华好感度都处于近年来最低的水平。
在政策层面，随着日本政坛右倾保守化不断发展，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成为保守政治势力推动修宪强军、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不二法宝”。在乌克兰危机延宕和朝鲜核导能力跃升的背景下，渲染中俄朝“三面威胁”成为日本政府推动扩大防卫开支、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主要借口。在经济上，自民党政府利用日本民众对中国经济崛起会挤压日本优势产业和发展空间的担忧，以维护“经济安全”为名，积极配合美国对华“脱钩断链”的“小院高墙”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企对华合作的热情。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24年日本对华贸易额可能被韩国反超，失去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的地位。
与此同时，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大对美战略依附和军事捆绑，打着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旗号，积极配合美国遏华指向的“印太战略”，甚至充当遏华“急先锋”，“倚美制华”“助美遏华”的政策取向突出。一些日本政要利用台海局势紧张，炮制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天的东亚”等荒谬论调，挑动民众危机意识，服务强军扩武路线，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气氛。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中日间政治安全互信缺失，经贸合作动能减弱，国民感情对立的状况更加突出。
中日关系如何行稳致远
回顾战后中日关系重建、改善和发展进程，高层交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引领作用。自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9年12月来华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来，中日首脑互访已经中断五年。连续两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任内均未访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实属罕见。而中国最高领导人上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还是2008年。
中日领导人通过在APEC期间的会晤，正在推动两国关系逐步走出低谷，实现回稳改善。但两国关系要克服复杂严峻的结构性矛盾，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良性轨道，依然任重道远。中日两国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关键需要日本政府校正对华认知，奉行平衡稳健的对华政策，当务之急是要做出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需要以实际行动推进中日高层交往。石破茂在日本政治光谱中属于稳健保守派，其任防卫大臣期间曾积极推动和参与对华交流，就任首相后也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各层级对话沟通。日本已接任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正在积极协调明年尽早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届时李强总理将赴日与会，成为新冠疫情以来首次访日的中国领导人。此后石破茂如能择机访华，将有效激活两国首脑互访机制，增进政治互信，改善国民感情，进而为习近平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创造良好的氛围。
第二，需要排除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民粹政治抬头，石破内阁执政地位孱弱，施政过程中来自右翼保守势力的牵制较大。一旦石破政府执政陷入困境，不排除还会通过对外示强和炒作涉华议题来转移矛盾，减缓压力。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在钓鱼岛、涉台等问题上挑衅滋事，如果石破政府不能有效加以管束，其对华政策很可能被日本内政因素绑架，中日关系还将面临下滑风险。
第三，需要摆脱美国因素的干扰。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的日美“蜜月”关系恐将难以为继，石破政府既要应对来自美国新政府在增加防卫费用分摊和关税、汇率等方面的压力，同时也要防范被卷入中美对抗或者被美国“越顶”的双重风险。日本能否坚持战略自主，平衡兼顾对华对美关系，将持续考验石破茂的外交手腕。
2025年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日关系能否延续改善势头，既需要日方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更需要日本政治家改变僵化偏执的对华战略思维，树立清醒的对华战略认知：日本不可能通过对抗中国变得更加安全，但可以从对华合作中实现长远发展。
《世界知识》（2024年 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