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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形，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特聘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编者按：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机构和人士臆造“中国崛起见顶论”，声称“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动能不足”“中国繁荣接近尾声”，意在唱空、唱衰中国。“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推出系列述评，用真实的数据和有力的事实，阐明中国发展前景光明，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重新崛起，再次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许多人认为这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深刻影响了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
我们都知道“实力”是一个相对概念。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正稳步提升，包括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军事现代化和科技进步等各个维度。
然而，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但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内部方面，中国面临人口发展趋势变化等挑战，并且中国经济正从出口导向、制造业驱动模式转变为更加注重国内消费和服务业驱动的模式。外部方面，中国经济遭受多重影响，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去全球化”“脱钩”“去风险”等战略来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经常使用多组不同的中国经济数据，并得出多种不同的预测结果。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不是中国的崛起是否已经达到顶峰，而是为什么西方媒体，包括一些新媒体和意见领袖，都围绕“中国崛起顶峰论”做文章。此外，近年出现的中国“中等收入陷阱”也广受讨论，该说法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停滞。“中等收入陷阱”学说预设的情形是，中国生产标准化、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工资成本较高，在规模化生产高附加值商品方面，中国的生产力缺乏竞争力。
在过去40多年里，西方的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或迷恋，或恼怒。这就导致了西方对中国的情感十分复杂，从过度追捧和无条件乐观到无端反感和极度悲观。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曾充满希望地预测，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将成为全球机遇的灯塔，以及可能引领中国走向“西式民主”的“第二次中国革命”。然而，由于冷战后中国抵制所谓的“政治自由化”，西方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敌意。自此，世界上不断出现过分夸大其词的预测，包括中国将崛起为超级大国并威胁其他国家、中国可能建立“中式世界秩序”等。或者，就是做出各种无端预测，如“中国崛起顶峰论”“中国崩溃论”。西方学者、政客和舆论制造者选择性地利用中国发展轨迹的波动，来证实其既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正确，导致中国要么被归类为威胁、挑战和对手，要么就是超级大国、秩序塑造者。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在基础设施、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信息技术等众多领域都保持着领先地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拥有结构性实力，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这一点体现在其所掌握的复杂而全面的供应链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由网络化供应商、零部件制造商和分销商组成，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高效能、高性价比的制造基地。任何公司离开了这种以集群式、网络化产业为特征的生态系统，都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远距离找寻适当的商品和信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些重要的、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因素，使得与中国“脱钩”极其困难。即使一些外企试图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它们也会很快意识到东南亚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的设备和原材料，东南亚没有一个制造业中心能承受与中国“断链”的后果。
在我看来，西方国家清楚地知道，声称中国国力已经达到顶峰是十分草率的，“中国崛起顶峰论”是基于他们的期望而非事实。这一论调是长期以来涉华辩论的一部分，反映了西方的“中国综合征”。这种综合征是指以心理焦虑、情绪性歇斯底里和拒不接受为特征的一系列症状。它揭示出西方日益焦虑，想在几个问题上刨根问底，即：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大国？将是破坏性大国，还是建设性大国？将维持现状还是搞“修正主义”？将注重连续性，还是喜欢捣乱？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已经很难在头脑中把中国形成一种概念并进行分析和处理，因为这超出了它们所熟悉的框架。对于许多西方政客和舆论制造者而言，他们在国家发展方面既有的信念体系解释不了中国的发展。因此，围绕“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辩论就是一场认知战，正影响着全球对中国及其长期发展前景的看法。
总之，有关“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辩论突显了西方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心中无底，即中国的持续崛起是否意味着各国的比较优势将在当前世界秩序中重新分配，或者将发生根本性、结构性变化。如果发生格局性调整，那么植根于当今世界秩序的制度、机构、规范和价值观必将重新确定。接下来，围绕“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辩论绝不会有一锤定音的结果，未来还会就中国的角色和影响力等进行更多的辩论。（审核：李小华 张丽颖 戚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