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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自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这一中国方案从理念、愿景到话语再到现实行动，逐渐被各国民众了解、认知，进而认同、践行，共同体的朋友圈呈现波纹效应，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在此过程中，国际传播充分发挥了引领和助推作用。回顾和总结过去十年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经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明确努力方向和路径，进而提升参与和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效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意蕴
全球化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联动性和互补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与进步，使之成为一种不断深化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同时，人们也深刻认识到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风险，认为“现代化风险具有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为此制定了各种贸易规则和制度框架。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风险，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其中包含的相互依存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共同利益相契合。纵观十年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联合国宪章精神，符合中西方文化共同追求和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大势。
一、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
《联合国宪章》明确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倡导“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各国利益紧密相连、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的思想相一致。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新华社图片）
2022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三项决议，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六年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思想理念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中国已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二、契合中西方文化共同追求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西方始终以共同体为理想社会愿景。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家构建的理想社会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想的理想社会是按照理性的指引进行分工合作、协调一致，使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大幸福和快乐的社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了现实主义阐释，称其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从全球角度提出了“世界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理念，开始探索理想社会的制度安排，“世界上彼此远离的各个大陆能够和平地建立相互关系，而这些关系最终成为公共法律上的关系，并且这些关系还将因此促使人类最终日益接近一种世界公民制”。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系统阐释了“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群体生活中一种有机的生活形态，进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机械的公共生活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在西方兴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把共同体视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最终阶段，但是他们认为共同体往往存在于种族和宗教团体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整体性视角。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先贤就对人类理想社会进行了多重构想。在《论语》中，孔子阐释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社会至善境界。《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基于儒家文化崇尚和谐、倡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构建了一个人们和谐共存、并行不悖、尊重包容他人的理想化社会图景。此后中国历代学者和政治家基于时代特点对大同愿景作出多样化阐释，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章太炎的《五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大同盛世”构想，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西方对理想社会的愿景，都蕴含着人们对和谐共存、自由发展的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中国基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理想社会追求的回应，对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符合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大势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更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恐怖主义、大流行病、国际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且具有“回旋镖效应”。无论强国或是弱国都无法摆脱全球性问题的困扰，这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重挑战。显然，全球性问题不是某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无论各国愿意与否，都已身处全球性问题或风险之中，都已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员。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要同心携手、共担责任。和平是所有人的福祉，发展是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五个世界——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和睦大家庭的建设方案和把美好生活从向往转变为现实的路径。
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促进人类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在于倡导人类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以此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现状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基于21世纪世界发展现实对中西方各种共同体理念和学说的扬弃与创新性发展。积极向世界各国阐释与传播这一理念，不仅对深化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以便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风险挑战。2020年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研究团队对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情况进行跟踪研究，一个根本性结论是近十年来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逐渐增强。
十年来，中国持之以恒地在各种国际场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其内涵与践行路径。同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实践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流媒体也在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中积极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紧密结合。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甫出即受到世界多国舆论的关注，这是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携手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纵观国际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情况，一方面区域性差异明显，既有赞同支持，也有漠视曲解；另一方面很多媒体视之为政治概念，尚未将其与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结合。
2018年以来伴随着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践行，国际舆论对命运共同体关注度大幅上升。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报道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大多将其作为一种全球治理观予以关注和宣介。但是，作为国际涉华舆情的三大政治经济话题，相较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梦而言，目前各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相对较低，映射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仍有待提升的现实。
中国第九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获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是2023年9月28日在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超级营地拍摄的授勋仪式现场。（新华社图片）
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非洲国家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程度较高，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上，更体现在正面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上，如南非、塞内加尔、埃及等。这些国家主流媒体对中非命运共同体抱有期待，客观报道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中对本国的援助和支持。2020年6月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前后，埃及等多国媒体曾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周边国家舆论也较为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韩国、印度、日本等国主流媒体主要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中国崛起对其国家及世界产生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的报道相对较多，但是受美英等国媒体对华抹黑污蔑的影响，其叙事框架中不乏“中国威胁论”的语义，也表明其对中国的崛起持警惕和戒备之心。
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注度相对偏低，并且有所分化。欧洲国家媒体较多以是否符合本国利益为标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采取选择性报道，其既阐述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及意义的关联，认同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中国的所谓外交战略工具，体现了欧洲国家对华理念存在“温差”。此外，美英澳加等国主流媒体基于意识形态的刻板成见以及双重标准，对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立场和主张多为片面解读，往往蓄意污名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也要看到，相较于本国政府、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报道，相关国家的智库研究成果较为积极客观。
总体看，全球政界人士和学界研究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较为关注，对这一中国方案的解读呈多元化态势。但是，各国民众对人民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了解程度较低，这与国际主流媒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视为政治概念密切相关。
当前，各国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主要以政要和社会精英为目标受众，并未结合民众日常生活阐释这一概念。同时，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多数属于商业化体制，媒体市场较为发达，往往从受众需求角度出发，忽视对政治外交领域抽象概念的报道，客观上也限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在当地的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路径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与传播，也需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以胸怀天下的初心，引领世界前进方向。面对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格局及国际传播数字化发展的新态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既要注重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加以阐释与宣传，也要注重拓展社交媒体与智能媒体传播渠道，同时加强面向普通民众的传播。
一、主动融入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之中
从传播方式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要着眼融入国际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进程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变迁。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全球经济体系；全球化也推动逐步形成了高度融合、和谐共存的文化，“地球村”雏形渐显。
2023年9月2日，塞尔维亚选手李一帆参加第22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新华社图片）
然而，正如众多社会学者所指出的，“变迁一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波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中的隔离政策，或多或少影响了各个疫区民众，其间全球产业链、资金链深受影响，全球经济徘徊于低谷。疫情导致的封控极大限制了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理解与包容，产生了更多的冲突、混乱、不安全感，甚至社会动荡。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要寓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之中。融合、和谐的文化能够让民众得到更多安全感和满足感，不同文化与文明在交流与交融中并不会变成“文化大杂烩”，反而会促使文化自觉意识萌生。人们在文化经验的共享与比较中，更易形成客观认知，进而激发观念更新和思想创新。因此，要注重在多元文明的交流交融中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凝聚各国民众共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做实。
二、拓展社交媒体与智能媒体传播渠道
从传播渠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要善于运用新技术，加强社交媒体和智能媒体传播。社交媒体的崛起，迅速吸引了全球网民的参与，进而形成了一套新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机制。据法新社2023年7月21日报道，咨询机构Kepios在其2023年第二季度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共有48.8亿用户活跃在社交网络，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60.6％。正如美国网络理论研究者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链接：商业、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中指出，“如果把网络空间比喻成一个生态系统，谁掌握了社交媒体，谁就是开放、共享幕后的‘老大哥’，谁就是这个生态系统的支配者。”
这是2023年9月26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拍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前景和国家利益”主题演讲比赛现场。（新华社图片）
美国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揭示了网络时代传播作为权力的显现，即传播主体通过选择性的信息呈现和策略性的意义赋予，干预受众的信息环境，进而起到构建社会现实的作用。社交媒体和智能媒体所有者通过与网民共享共同目标和组合信息资源，生成权力——将自己的意志或主张灌输、渗透或影响网民，从而拥有了嵌入社会统治的结构能力。因此，世界各国无不积极主动介入社交媒体和智能媒体布局。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认为，媒介化社会中，媒体已经成为文化认同的中间人，或者是广播员，其功能更接近于一种身份的译者甚至作者。基于此，在数字时代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就必须主动运用社交媒体和智能媒体，运用新传播渠道影响或改变社会网络中传统权力格局，进而重塑信息传播的话语体系、符号系统和生态环境。
三、面向外国民众提升传播效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积极倡导，更这样坚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社会中其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观念一样，其国际传播必然经历从国外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再到普通民众的过程。这一理念只有扎根到民众之中，才会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要着眼国外社会各个阶层，更要重视面向普通民众的传播，从传播内容、报道话题、话语风格等多个方面贴近普通民众。切实做到以民众认同为关键夯实各国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和行动，这样更有利于将这一理念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传播主题的“自我涉入性”影响传播策略。西方心理学研究发现，对重要问题的传播，清楚地陈述结论比受众自己下结论更加有效；对相对简单的问题，受众可以独自做出结论的则无须直接亮出观点。也就是说，隐性的结论能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面对外国民众的传播，一方面要尽量降低宣传的理论性、抽象性，另一方面要客观地表明这一理念实践所带来的物质实惠和正面效益，以“实用性”说理提升宣传效果。与此同时，要下沉传播视角，以受益民众的经历与体验来讲述，更有利于实现心理上的“同化效应”。
《当代世界》（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