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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永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发展趋势和潮流，从推动人类共同发展进步出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宏伟倡议。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连点成线、由线及面，不但有力促进了全球互联互通进程，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重要动力，而且开拓出国际合作发展的全新模式，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进行了创新探索，成为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依托。
2019年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新华社图片）
“一带一路”十年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五通”建设相辅相成，“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相得益彰，既取得举世瞩目的直接现实效益，也创造了利在千秋的长远综合效益。
第一，增进中国同共建伙伴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同世界上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六成以上人口。截至8月底，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1个自贸协定，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的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022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比达32.84％，较2013年提高了7.82个百分点。2013—2022年，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1.2万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总额一半以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同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有力提升了彼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2022年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的纺织品、电子元件、基本有机化学品和汽车零部件产品额同比分别增长14.5％、21.1％、31.3％和24.6％，能源、农产品进口额分别增长58.8％和13.4％，为维护各国能源、粮食和关键矿产稳定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十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中巴友谊“新标杆”。图为2020年10月26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拍摄的一辆橙线地铁列车准备进站的场景。（新华社图片）
第二，推动全球全方位互联互通进程。十年来，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扎实推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联通架构基本形成。中欧班列从2013年的80列增长到2022年的1.6万列，截至2023年6月底已通达国内110多个城市和欧洲25个国家的216个城市。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00万人次，货物运输已覆盖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等国家，货物品类从初期的化肥、百货等100多种扩展到电子、光伏、冷链水果等1200多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本形成东、中、西3条铁路主干道，辐射国内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1个市，物流运输网络已通达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393个港口。中国已经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更重要的是，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数字丝绸之路等正推进彼此间相互融合，发挥更大集成效应。“一带一路”框架内的文化、教育、旅游、科技、减贫、体育、医疗卫生合作不断深入，各国人士不仅越来越认同“一带一路”合作理念，而且积极主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进程，西方学界对“一带一路”客观公允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各国政党政要和智库学者积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日益成为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第三，助推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已为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例如，中白巨石工业园吸引15个国家107家企业入驻，涵盖机械制造、电子商务、新材料、中医药、人工智能、5G网络开发等领域，成为欧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工业园。中企参与投资运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后，帮助这个地中海第一大港摆脱经营困境，重焕盎然生机，被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称赞为“双赢的标志性项目”。中企收购陷入困境的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很快就让这家连年亏损的企业扭亏为盈，保住了5000人的就业，并成为该国第二大出口企业。中企承建的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电厂，解决了该国2000多万人的用电问题，供应全国超过40％的电力。蒙内铁路、亚吉铁路、雅万高铁、卡姆奇克隧道等工程项目极大节约当地交通时间成本。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认为，“一带一路”交通项目全部完成后，沿线国家交通时间将缩短12％，贸易规模将增长2.8％—9.7％，实际收入将增长1.2％—3.4％，760万人将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将摆脱中度贫困。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研究认为，到2040年，“一带一路”对沿线50多个国家的GDP贡献都将超过100亿美元，美国虽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也将因此获得1.4％的经济增长。
第四，引领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范式创新。传统国际经济合作基本遵循“强制度规则”逻辑，即先制定明确制度规则，然后在统一制度规则下开展合作。制度规则先导型合作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一些制度不能保证对所有国家同等有利，二是仅靠制度不足以充分激发各方发展活力，三是容易造成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传统国际合作模式，制度规则导向与务实合作导向相结合，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政府作用与市场逻辑相结合，基础设施与金融创新相结合，聚焦重点与开放包容相结合，彰显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知行合一”智慧。“一带一路”实践引领了一场国际合作发展的范式变革。近年来，国际社会集中涌现出大量国际合作构想，在合作对象、合作领域、合作理念、合作路径等方面借鉴“一带一路”倡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蒙古国“草原之路”、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土耳其“中间走廊”等发展中国家合作构想同“一带一路”合作理念息息相通，“蓝点网络”“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所谓“替代方案”也参考“一带一路”的经验做法。当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基建领域率先留下深刻印记，具备基建、产能、资金、配套等多方面优势，外部带有竞争色彩的构想无法阻止“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趋势。
第五，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过去发展中国家只能参与融入西方创设的制度平台的历史，为渐进推进国际体系“增量变革”提供了重要实践平台，有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如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深度认同“一带一路”合作理念，亚投行成员已经扩大到106个，融资额超过388亿美元，丝路基金已经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投融资支持，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中心的合作机制初步形成。中国同“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对接日益深入，正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全新选择。“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主持公道，在病毒溯源、人权、涉港、涉疆、涉台问题上仗义执言，成为中国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和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同行者和支持者。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新形势
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世界文明交流激荡，“一带一路”建设肩负更艰巨历史使命，面临更复杂环境条件。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依然乏力。世界经济发展是一个大周期，新冠疫情是一个小周期，小周期会对大周期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改变大周期总体方向。新冠疫情缓解会改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问题，释放被压制的发展动能。但从宏观视角看，世界经济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动力尚未成熟，仍将经历较长时期的中低速增长。同时，政治安全因素的冲击或进一步加剧，乌克兰危机、大国博弈等给贸易投资、金融稳定、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造成持续冲击，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尚未出现转弱迹象。世界经济面临复苏乏力和通胀难消双重压力，贸易规则碎片化阻碍合作深入，经济科技体系分裂化干扰全球发展进程，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可能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发挥中国同共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互补优势，更好地释放合作潜力，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平衡性和强劲动能。
2023年9月7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摄影大展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开幕。（中新社图片）
第二，共建国家债务压力总体增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目前有70个低收入国家面临合计326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其中半数已经或即将陷入债务危机。亚太地区的平均政府债务水平处于18年来最高点，19个国家被评为债务危机高风险国家。非洲国家债务规模在过去十几年大幅扩张，2022年总规模达6960亿美元，60％的非洲国家面临债务高风险。未来几年将是亚太和非洲发展中国家还款高峰期，世界或出现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债务危机，甚至导致多国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中国不是中低收入国家主要债权方，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量主要来自西方商业债权人和多边金融机构，双边政府间债务占比不到30％，对中国债务占比不到10％。不过，由于中国政府贷款占有关国家双边政府间债务比重较高，加之“债务陷阱论”等论调蛊惑影响，“一带一路”相关融资项目仍承受较大舆论压力。中国同共建国家需要引导国际社会客观理性认识债务问题，具体分析债务构成情况，既推动解决有关国家债务问题，又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方式，践行“鱼渔共授”理念，帮助合作伙伴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我造血能力。
第三，外部竞争对冲更加激烈。外部与“一带一路”竞争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推出所谓竞争替代方案，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重建更美好世界”“蓝点网络计划”等加大对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拉美等地区投资力度，以对立思维与中国争夺全球基建市场，鼓动所谓产业链“脱钩”“去中国化”“去风险化”等。二是动用制度规则手段，从环保、融资、透明度等领域给“一带一路”设置软枷锁，既阻滞“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又防范“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规则标准发展为全球规则标准。三是发动“一带一路”认知战，持续炮制“债务陷阱论”“规则替代论”“新殖民扩张论”“资源掠夺论”“数字渗透论”“价值观威胁论”等荒谬论调，利用其议题设置、叙事技巧、媒体网络、技术运用等方面优势制造国际舆论，攻击抹黑“一带一路”理念初衷、建设成效和发展前景。个别国家还通过非政府组织、评级机构、咨询公司等，貌似客观中立，攻击“一带一路”合作中的薄弱环节，扭曲事实，夸大其词，破坏氛围。
第四，全球发展与安全界限更加模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安全议题的权重上升，安全逻辑对发展逻辑构成排斥挤压。“一带一路”是一项合作发展倡议，合作成果不仅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对国际和平稳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一些势力固守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逻辑，以阵营对抗视角看待“一带一路”，竭力把经济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导致“一带一路”合作受到地缘政治逻辑冲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阿富汗问题及恐怖主义、电信诈骗、生物安全、粮食能源安全等也深刻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越来越无法回避多元议题，需要更主动地塑造发展和安全相得益彰的积极态势，主动抵御一些政治和安全逻辑冲击，努力维护经济全球化大方向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国际安保合作，维护各方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共同利益，以务实合作为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积累条件。
持续引领全球共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开创了国际经济合作新范式，取得了全球共同发展新成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展望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引领全球共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世界贡献更多的物质和理念公共产品，助力各国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
第一，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核心。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依然强劲，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拉大，能源、粮食安全面临挑战，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发展议题有被政治化和边缘化的风险。中国的实践经验证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热烈反响和积极参与，很重要的是找准了人类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发现了问题的深层根源，找到了发展这一解决问题的钥匙。“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发展导向，携手各方努力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防范发展问题被边缘化。同时，“一带一路”是一个综合性合作框架，涉及的主体、领域、业态、模式极为广泛，建设实践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必然需要坚持务实合作导向和发展需求导向，解决各方发展中存在的紧迫现实问题，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各类困难挑战，通过解决痛点难点问题激发各方合作积极性，凝聚持久合作动力。
2023年6月8日，在文博会“文旅消费馆·一带一路国际馆”，舞蹈演员为观众呈现精彩表演。（新华社图片）
第二，精耕细作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十年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牛鼻子”，是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基础。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培育契合当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提升发展自主性和话语权，实现联动共同发展。根据相关机构研究报告，未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供需缺口每年均处于约1万亿美元甚至更高水平，全球基建市场总体需求大于供给，各主要国家间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共同推进全球互联互通进程。“一带一路”坚持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在基建、产能、产业配套等方面优势，也能够为合作伙伴国家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能。同时，“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对所有致力于促进全球基建合作的构想持开放态度，不断推进合作领域、合作模式、合作路径、合作机制创新，凝聚各方合力，共同壮大全球基建和产能合作力量。
第三，探索构建各领域长效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世纪工程，需要不断探索优化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等理念要求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指明前进方向，“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这些理念要求不断转化为具体实践。基础设施具有较强公共产品属性，不可能仅靠市场逻辑和企业力量，必须发挥各国政府的作用，因此需要探索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充分调动各国政府和企业积极性，形成政府和企业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一带一路”建设中有许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如果投资来源过于单一容易导致沉重资金压力，因此需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吸引多边开发机构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投资，增加股权融资比重，深化第三方市场合作，形成投资—发展—收益的良性循环。“一带一路”项目既要在经济上有收益，又要让当地民众能感知，需要在具体实践中广泛听取各界诉求和建议，综合考虑直接现实收益和长远综合效益，探索建立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可持续机制，总结提炼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消除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间的壁垒和鸿沟。
第四，协同推进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本身就是一项理论和实践创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是要求坚定不移向创新要动力。“一带一路”建设要积极拓展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合作新领域，探索政府间、企业间、地方间合作新模式，推进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规则标准新发展，推广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努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配合实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共同发展挖掘新潜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蕴含深厚的中国哲学智慧，超越了西方传统经济、发展、合作等理论框架，打破了盲目迷信和路径依赖，在哲学基础、价值追求、合作模式、方法路径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创新超越。“一带一路”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伴随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将以点石成金的方式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理论支撑和舆论支持，为全球共同发展进步提供思想启迪和实践路径。
《当代世界》（202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