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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江，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
陈文兵，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著名假设中，很少有产生就被公认为谬误并饱受批评的。“文明冲突论”恰恰就是一例。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关系进入新阶段，国际政治也随着冷战结束成为一门“显学”。学界不再满足于研究解释单个事件，不再习惯性地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国际格局和人类社会走势。在为世界指点迷津、预测方向的新观点、新理论大量涌现之时，也有人在为谋求单极独霸的美国寻找新的对手和攻击目标。“文明冲突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板下，由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
（一）
1993年6月，亨廷顿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冲突》的文章，提出“文明冲突论”；在同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进一步阐发其核心观点；在同年《外交》季刊11—12月一期上著文《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回答各国学者的大量批评、质疑。3年后，他又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论述“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的要义有三：一是人类历史新阶段中仍然会有冲突，主导人类冲突和纷争的因素将是文明文化上的差异；二是文明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实际存在，而且具有根本性；三是经济全球化与地区化，助推文明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增大了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亨廷顿在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明确站在西方立场。他认为，来自非西方的、对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的挑战不断增长，文明冲突的概率在大大增加，并得出结论：未来主要的全球性冲突将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展开，“在这个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美国主流学界也对其持批评立场，该论调出台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出于政治正确，也从未承认其政策价值。但另一方面，就有一些人出于特殊需要，不时祭出这个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论调。
（二）
从国际学术界来看，文明冲突论的抛出，有对久居国际关系理论学术主流，且正处于低潮期的现实主义学派“趁火打劫”的味道。研究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者因没能预测到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一度气势顿挫，此时面对亨廷顿借“文明冲突论”夸大文明和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顿时群起而攻。与此同时，欧盟国家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超主权联合的推进，逐渐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使得这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分析模式”是否能继续的论战稍显混乱。持进步主义观点的学者则针对亨廷顿片面强调不同社会和文明之间的抵触与对立情绪提出，经济全球化、通信现代化扩大彼此交流和利益融合的作用如何评价？人类面对越来越重大的共同挑战是独自面对还是形成合力和共同文化加以应对？面对这些问题，亨廷顿本人及“文明冲突论”的拥趸从未着眼未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把文明文化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本来是学术问题，而且对国际政治理论的深化拓展甚至别开生面大有益处。其实与“文明冲突论”大致同期，西方国家关于文明与国际关系的思考和假设是丰富多彩的。以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文明分治论，主张不同文明可以在不同地区发挥主导作用。例如，东亚文明圈主要核心理念是由儒家思想构成，中国在区域层面的多边治理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文明分治论的缺陷在于突出了文明间差异，对不同文明达成共识持悲观态度，忽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促进的作用。以美国政治学家卡赞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文明融合论，认为世界存在不同文明，文明并没有优劣之分；不同文明相互接触一定会相互促进，取长补短；批驳文明冲突论，认为美国社会内部的差异和冲突并不亚于美国对外的冲突；反对文明分治论，认为在全球化环境里，世界最终会形成一体，走向共识。对文明间关系的看法是分治、融合还是冲突，首先反映的是学者个人的世界观、文明观。但亨廷顿基于自己充满谬误的理论假设，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冲突的主线将是“文明的冲突”，无论从理论建构本身还是从政策实践影响看，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把错误理论假设捡起来并不时加以滥用者。这些人对为世界注入积极、稳定、建设性力量没有作为，一门心思为维护自身霸权而歧视打压他人，不择手段地干扰他人发展，为此不惜重拾冷战思维、煽动意识形态对抗和全球阵营对立。
（三）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更加严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的生产力、创造力日趋进步，人类生活的关联和不同文明的交融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如果秉持“文明冲突论”甚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重拾冷战思维，不同国家可能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而兵戎相见，从而带来灾难性危机。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各国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响应世界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声，把巨大的合作潜力化为无穷的发展合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力弘扬正确的文明观，认真鉴别和抵制错误思想与险恶用心。如同亨廷顿牢牢站稳西方立场一样，“文明冲突论”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顺应了美西方某些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零和博弈思维，被应用于遏制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使所谓非西方国家长期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无权和弱势地位的战略图谋。但这一论调产生以来已在国际社会制造太多矛盾冲突，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宁，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让霸权主义者自己都感到树敌太多、吃不消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人类文明存在差异，我们要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大力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切实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重大倡议为世界不同文明实现包容共存，开展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世界各国应当着眼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和人类文明赓续的全局，共同把握人类文明演进基本规律，携手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大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入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等创新性举措，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共同推动各种文明和谐相处和人类文明不断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学习时报》（2023年07月14日 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