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几点思考

于江 贾丁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用三个时段治史的理论，即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和个体时间（“短时段”）通常对应着不同的焦点问题，但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是少数贯穿上述三个时段、伴随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难题。从对人类社会前进趋势起决定性作用的“长时段”观察历史，发展与安全是比历史还古老的永恒难题，其跨度远远超过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中时段”囊括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常出现的周期性要素离不开实现发展、维护安全；“短时段”反映的历史表层运动中，那些青史留名的事件和人物往往也是在发展和安全两大领域最佳贡献与建树者。把握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需要找准切入点。发展与安全显然就是这样的重要切入点，二者从不同历史时段深刻揭示着人类发展规律，昭示着时代演进潮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两大倡议聚焦安全与发展，立足人类历史演进规律，跳出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窠臼，切中当前国际形势要害，急世界人民所急，供世界人民所需，较短时间内就凝聚起共谋发展、共享安全的广泛国际共识，为全球发展和安全事业形成更多合力、汇聚更多资源、采取更多行动奠定坚实基础、树立科学框架，彰显出卓越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新的鲜明标识，目前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近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政要盛赞习近平主席继倡导“一带一路”倡议后再次展现远见卓识。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更系统思路、更具体举措，为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擘画路径，为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指明方向。

一、人类社会需要创新理念以应对严峻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冷战的结束终结了美苏两大集团的全面对峙，也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画上句号。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且有新发展，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引导资源全球配置和生产要素全球流动而不断凸显。社会化大生产在推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全社会财富不断增多的同时，并不能解决新增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更不能保证社会财富造福于公众。这使得社会表面上财富过剩、实则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发达国家广大劳工阶级乃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赤贫化和边缘化，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严重隐患。

（一）发展问题久拖不决，迫使发展中国家“穷则思变”

2007年8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接踵而至的是美国持续出台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达经济体为自身利益建立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将危机“祸水东引”的做法，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Georgieva）在2023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称：“约15%的低收入国家已经处于债务困境，另有45%的低收入国家很有可能将陷入债务困境。约25%的新兴市场处于很高的债务风险之中，其主权债务利差已达到‘近于违约’的水平。”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在2022年创下98万亿美元的新纪录，其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具有能源资源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也遭遇困境。多个发达经济体的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不仅相继减少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投入，甚至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或以本国“再工业化”为口号肆意扭曲国际准则、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导致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承压加剧。部分新兴经济体虽然依托能源资源优势一度实现中高速增长，但创新能力、制造业基础、国内市场规模等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在经贸环境和合作氛围恶化环境下，很难依靠本国消费和投资弥补国际有效需求不足。以巴西、土耳其、阿根廷三国为例，2016—2019年三国实际GDP增速为0.1%、3.65%、-0.98%，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2003—2007年的4.2%、24%、7.9%相比下滑严重。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三国实际GDP增速更降至-3.9%、1.9%、-9.9%。在疫情持续影响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大受打击，实际GDP增速从2019年的3.6%直降至2020年的-1.9%，2022年才缓慢恢复到3.7%。

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也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严重制约。受疫情影响，数字技术对制造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显示，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比重为45.0%。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信息、网络、算力等基 础设施尚不健全甚至极度缺乏，与全球其他地区形成“数字隔离”。国际电信联盟（ITU）报告显示，欧美国家80%至90%的人口使用互联网，阿拉伯国家和亚太国家约有2/3的人口使用互联网，而非洲国家可以上网的人口比例大约是40%；拉丁美洲目前仍有2.5亿人无法上网，约占本地区总人口的四成。与此同时，至2025年底，北美地区的5G网络覆盖率将超过63%，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为4%。

面对南北分化加剧、多重危机交织的形势，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Guterres）在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峰会上指出，从卫生、教育、社会保护到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最不发达国家的应对体系要么捉襟见肘，要么根本不存在，而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化；世界上的最不发达国家需要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获得紧急援助，这包括每年向其提供至少500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因为最不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占比很小，但却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发达国家要履行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我们不能让各国在付出巨大努力来实现发展的跨越之后又出现倒退。而让发展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霸道霸凌行为显著抬头，干扰国际经贸合作和宏观经济环境。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头号军事大国，冷战思维仍然在部分美国政客头脑中作祟，一门心思维护自身霸权利益，不下力气解决自身贫富分化、种族矛盾和社会治理问题，反而聚焦所谓大国竞争，对中国构筑贸易壁垒、大搞“断链脱钩”，反复挑衅滋事。2016—2021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几乎翻了一番，主要源于美国针对中国掀起贸易战。同时，美国在国际上大搞集团政治，从国际形势动荡中谋取私利，从地缘政治紧张中获利巨大，不仅复活并强化了北约军事联盟，还充分发挥了美元的避险价值，并大肆输出通货膨胀，加剧国际货币体系失序。

综上，多重发展压力叠加作用下的发展中国家为走出困局，找到行之有效的破解路径已经迫在眉睫。

（二）全球进入安全风险高发期，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确定或不确定的不稳定因素都在积聚。在严重干扰国际经济运行的传统安全风险和新冠疫情威胁之外，各种跨国性、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应对的现实课题。

例如，生态环境安全面临长期性危机，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TheClubofRome）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toGrowth）至今，气候变暖、物种锐减、冰川消融、沙尘暴频发等现象仍未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持续加重，生态难民仍在增加。金融安全问题再次凸显，美国第16大银行硅谷银行（SVB）的闪电式破产说明，未来几年全球发生局部甚至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仍在走高。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治理需求也日渐紧迫，恶意代码、信息窃取、网络欺诈等网络犯罪呈现出跨国性、多发性、隐蔽性特征，黑客攻击对多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赤字巨大，国际生物安全管控体系尚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相关信任措施仍需完善，生物技术被滥用的风险持续上升。

（三）针对发展与安全两大难题的重要倡议应运而生

伴随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加速演变，虽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基本特征，各国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已经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同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国际社会对百年变局的变化之深之广、挑战风险之艰巨复杂仍显准备不足。在世界动荡变革、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加剧的变乱交织中，协调应对、守望相助、同舟共济者有之，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者亦有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在对发展与安全这两大核心难题展开认真深入思考。从历史的长时段和长镜头看，由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所驱动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人类文明的重大趋势，仍在继续深入演化和迭代递进。世界人民对安全的期盼、对发展的追求也在不断积蓄力量。

就是在世界又一次踯躅于何去何从、各国人民保安全促发展需求格外强烈的关键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重要的理论引领力、强大的实践指导力，在重大国际场合面向全世界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指明了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奋斗方向，展现了胸怀天下、面向未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

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破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的复杂局面，习近平主席庄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为迷茫躁动的国际社会注入稳定和信心，一举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拉回国际视线焦点，为世界人民提供了科学清晰的全球性挑战应对之道。

立足历史的“长时段”“中时段”和全球性挑战亟需应对的当下形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两大倡议，深入思考研究二者共同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以及相同的价值追求、相通的具体实践，是我们与世界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一）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发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强有力呼吁。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郑重提出这组重要理念，很好地顺应了时代要求与各国人民期待。倡议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的支持认同，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之一，具有时代意义。

1.全球发展倡议其来有自。全球发展倡议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这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主席在长期深邃思考和指导中国人民实践探索基础上酝酿产生的，具有深刻宏大的时代背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坚实支撑，以新中国建设经验和外交实践经验为基础，其形成与发展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客观必然性。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更是当今时代的突出课题。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全球性挑战的根源，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中历来包含“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等发展梦想和富民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与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发展倍加重视，对发展权倍加珍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2021年如期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正是建基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发展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主席多年来一直保持对全球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早在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全球发展倡议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创举。回首历史，1986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每个人和所有国家人民都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与文化和政治发展成果。但30多年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仍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发展倡议紧紧抓住了发展这把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聚焦发展难题，为国际发展合作指明方向。

2.全球发展倡议是科学统筹的系统思考。

全球发展倡议具有鲜明的体系性和优良的统筹性，突出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球发展倡议作为面向全球的务实倡议与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这个重要理念共生共进、相辅相成。这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主席在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的基础上酝酿产生的，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长期艰辛探索、矢志不渝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中国特色发展理论与实践提出的重大主张，有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支撑，承载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统筹、系统连贯的思想体系，为全球发展事业树立了新的路标，注入了新的动力，对促进全球平等和平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二是概括全球发展倡议核心要义的“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宗旨明确，方向清楚，无愧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浓缩。其中，坚持发展优先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构成国际发展事业的根本原则和宗旨，是各国必须凝聚的共识和汇聚全球民意的根本保证。值此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各方期盼全球发展事业增添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关键时刻，将发展主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进一步明确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势在必行、不可或缺。坚持普惠包容和坚持创新驱动共同强调了全球发展事业的关注重点和合作增长点，既针对了南北差距、复苏分化，也注重了新兴发展动力和重要增长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是国际社会共同克服“发展鸿沟”的难点，事关国际公平正义和道义良知，更是如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焦点和非啃不可的硬骨头。关注创新则兼顾了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新问题，更为国际发展事业增添了实现跨越发展的新动力新视野新空间。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坚持行动导向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的绿色发展观、积极有为意识和大国担当精神。习近平主席呼吁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点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要害在于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共鸣。而这种高水平认知源自新时代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从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抗疫，到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庄严重申“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减贫、产能、基础设施和高科技等方面合作，中国人民投身国际发展事业的努力真诚坦荡、卓有成效、广受赞誉。

（二）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文明冲突、零和博弈思维暗流涌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显著抬头，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国际安全环境恶化之苦，迫切呼唤脱困之道。习近平主席科学把握时代脉搏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深刻剖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着眼人类前途命运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向国际社会发出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中国邀约。

1.一以贯之的观察与思考。多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擘画、亲力亲为下，新时代中国外交不断为国际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努力维护国际安全秩序，推动国际社会以实际行动促进共同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中国先后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全球安全观等理念。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维护亚洲地区安全、促进合作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亚洲国家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贡献了中国方案。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青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时指出，“中方愿同塔方加强两国关系顶层设计，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共同打造中塔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首次将构建安全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引入双边层面。习近平主席的系列重要论述和深邃思考契合时代需要和各方关切，从亚洲走向全球，与全球安全倡议一道，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安全的紧迫现实课题给国际社会以重要启示。全球安全倡议的正式提出和广受重视认可，以及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正式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将蕴含中国智慧的国际安全思想与应对之策同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紧密结合，体现出在世界范围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新高度。

2.先进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原则。全球安全倡议强调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明确了维护和实现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深刻总结了人类社会在安全治理上的经验教训，赋予了全球安全治理新的内涵，有利于推动各国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转而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有利于明确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的主体责任，鼓励多方参与形成合力，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任何国家的 正当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不应被长期忽视和系统性侵犯。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尊重国家主权、和平解决争端、不干 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定支持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义斗争，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3.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的中国实践。全球安全倡议和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提出和实践，为全球安全治理擘画了蓝图和方向，体现了中国对实现自身安全发展目标的大国自信，更彰显了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担当。

在长期实践中，中国提出与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从未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愿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截至目前，中国已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以和平方式彻底解决陆地边界问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中坚力量。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是当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当前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多年来，维和官兵的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塞浦路斯、南苏丹、马里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 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以自身实践不断丰富拓展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不断壮大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给出了重建安全理性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积极劝和促谈，呼吁开展全面对话，尊重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国致力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并行推进半岛和平机制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主动开展国际协调，第一时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阿局势平稳过渡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先后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四点主张、促进中东和平稳定五点倡议和解决叙利亚问题四点主张，支持中东国家和人民团结协作解决自身安全问题，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积极推动伊核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方始终坚持倾听当事各方的呼声和利益诉求，为劝和促谈作出努力，中方的友善务实态度获得了矛盾冲突各方的理解和赞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以来，在中国大力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恢复双方外交关系。这一重大积极变化，给整个地区带来积极的连锁反应。

在全球共同安全的时代主题面前，中国是思考者，也是行动派。迄今为止，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防务磋商对话机制，以此推动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卫生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海洋安全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携手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为国际社会的安全福祉不懈努力。

三、两大倡议的理念内核助其实现理论创新与超越

从人类实现共同进步的长远大局着眼，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在帮助国际社会表诚意、增互信、拓合作方面潜力巨大，在促进世界人民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方面潜力巨大，在强化人类社会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方面潜力巨大。两大倡议的持续深化落实，亦将有助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中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等先进理念和主张，进一步加强对全球经济治理、安全治理、卫生健康治理、生态环境治理，以及以生物、深海、极地、外空为代表的“新疆域治理”等方面的关注和研究，共同提高人类应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全球性挑战的意愿、能力、机制。

深入研究两个倡议相互贯通的核心要义可以发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这个重要“理念群”实现了由自利性安全和发展向共同安全和发展的转向，由功能性安全和发展向综合安全和发展的转向，由竞争性安全和发展向合作安全和发展的转向，由非持续性安全和发展向可持续安全和发展的转向，为人类文明实现飞跃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实践准备。

（一）“共同”是前提

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理念，强调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和发展权利，各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彼此平等且相互依赖，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更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和争端。从这个角度理解，安全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和相互的，各国应该从关注自利性安全转向追求共同安全。每个国家都应享有选择发展道路的安全，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

任何牺牲他国安全利益而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的行为，事实上并不能达成预设的安全状态，还可能引火烧身，反噬自身安全利益。例如，处于阿拉伯世界中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历次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以色列追求所谓“绝对安全”的安全理念，惯于优先选择军事手段，过度依赖军事安全。以色列虽然在巴以冲突中长期保持绝对优势地位，但在和平谈判及协议执行中仍然设置诸多条件，要求巴勒斯坦必须首先确保以方的绝对安全。①为此，以 色列通过主导《奥斯陆协议》《加沙—杰里科协议》《西岸和加沙地带过渡协议》《怀伊协议》等各项协议及其规定的安全合作安排，从根本上掌握了巴以安全关系的主导权。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是巴安全机构，自成立以来长期受制于这种权责失衡的安排，随着以色列不断扩大定居点、强拆巴勒斯坦人房屋、驱逐威胁巴勒斯坦民众，其在巴内部的合法性基础也不断遭到吞噬。

而历届美国政府不平衡的安全政策也加剧了巴以安全困境，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毫无隐晦地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远远置于巴勒斯坦之上，围绕耶路撒冷的多项政策①进一步激化了本就一触即发的巴以矛盾，最终导致哈马斯与以色列于2021年5月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事实充分证明，战争和制裁都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最有效途径。习近平主席2017年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第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在巴以武装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形势下，这“四点主张”更具重要现实意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搬不走的邻居，如果将一方安全建立在另一方不安全的基础上，就无法打破暴力循环、走出安全困境。

（二）“综合”是方法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并与传统安全叠加共振，不仅增加了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还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造成剧烈冲击。综合安全和综合发展理念，即通盘考量安全和发展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协调推进安全与发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发展中强化安全保障能力，在安全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发源于“上海五国”维护传统领域安全。1996年和2017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分别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妥善解决了复杂而敏感的边界问题，而历届美国政府不平衡的安全政策也加剧了巴以安全困境，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毫无隐晦地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远远置于巴勒斯坦之上，围绕耶路撒冷的多项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本就一触即发的巴以矛盾，最终导致哈马斯与以色列于2021年5月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事实充分证明，战争和制裁都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最有效途径。习近平主席2017年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第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在巴以武装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形势下，这“四点主张”更具重要现实意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搬不走的邻居，如果将一方安全建立在另一方不安全的基础上，就无法打破暴力循环、走出安全困境。

（二）“综合”是方法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并与传统安全叠加共振，不仅增加了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还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造成剧烈冲击。综合安全和综合发展理念，即通盘考量安全和发展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协调推进安全与发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发展中强化安全保障能力，在安全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发源于“上海五国”维护传统领域安全。1996年和2017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分别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妥善解决了复杂而敏感的边界问题，使边界地区由原来的紧张对抗区变为友好合作区，是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首次以多边军事政治协议形式解决边界争端，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的互信基础。

上合组织发展于成员国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尚不能完全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趁机滋生合流，对地区各国构成严重安全威胁。在2001年的上合组织成立大会上，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合组织的第一份正式法律文件《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标志着上合组织安全合作重心开始从“上海五国”时期的传统安全合作转向非传统安全合作。接下来，2004年 挂牌成立的地区反恐怖机构，2005年起定期举行的“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演，以及之后相继通过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等，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综合安全机制，为成员国凝聚共识提供了重要保障。

解决安全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始终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坚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行，不断巩固地区安全稳定，持续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先后通过一系列经济合作文件、设立多个地方经济合作机制，在众多领域都取得务实成果并直接惠及民生。2021年，上合组织成员国GDP达到23.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4.5%；上合组织成 员国贸易总额达到7.5万亿美元。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约为7760亿美元，虽较2020年已增长25%，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上合组织不断探索综合安全与发展的实践路径，治理功能由成立之初以地区安全机制为主逐渐扩展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创造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模范样板。

（三）“合作”是关键

合作安全和合作发展理念，顾名思义是坚持合作之道，以合作促安全、以合作谋发展。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大量超越一国之力能控制的复合性威胁，任何国家单打独斗都难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安全挑战。而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安全合作和国际治理体系，或是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或要求附加僵化的意识形态信条。在这一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也频频受累于西方僵化的经济信条和强制性的过度干预而陷入更加复杂的困境。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陷入危机的成员国（多数是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接受包括经济紧缩、金融开放和命脉产业私有化等附加条件的救援方案，多数受援国非但不能避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还被迫让渡了部分金融和经济主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中国倡议成立的各项国际安全和发展合作机制，充分强调自愿参与、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公开透明等合作基础，实现了从竞争性安全向合作安全的成功转向，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便是其中的典范。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唐古拉山脉，全长4900余公里，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中国境内河段称为澜沧江，中南半岛河段称为湄公河。该河流2019年货运量达到50万吨，①并已实现集装箱运输，具有广阔发展潜力，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国际河流和黄金水道。湄公河河段流经泰国、缅甸、老挝三国边境的“金三角”地区，该地区盛产罂粟，长期是世界主要的毒品产地，滋生了大量跨境犯罪活动，包括毒品军火走私、偷渡人口拐卖、抢劫绑架勒索等，严重威胁着湄公河沿岸居民与过往船只的安全。2011年10月5日，长期盘踞金三角的糯康特大武装贩毒集团伏击了两艘途经的中国商船，13名中国船员遇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湄公河惨案”。

为应对湄公河流域安全挑战、维护流域发展环境、重振澜沧江—湄公河航道航运信心，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之下，中老缅泰四国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并自2011年12月10日起开展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截至2023年3月21日，巡逻执法行动已启动127次，各国执法艇平均每月江面巡逻25天，江面见警率达到80%以上，重点时间节点见警率达到100%。四国秉承“创新、合作、法治、共赢”的理念积极探索澜湄国际执法合作，助力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持续深入。截至2021年12月，四国执法部门在湄公河沿岸及边境地区累计破获制毒贩毒、拐卖偷渡等案件近4万起，有力打击了该地区的跨境犯罪活动。与此同时，在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指导下，四国执法部门还积极关注流域居民的民生发展，开展上门走访、援助生产生活物资、救助遇险商船等多项扶贫帮困和救助活动，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为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沿岸人民安居乐业作出贡献，共同打造了地区合作安全与发展的优秀典范。

（四）“可持续”是目标

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求和时代课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无休止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这种现代化路径追求最大限度地榨取和转换自然的工具价值，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激化且难以调和。1962年，随着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一书的问世，现代环保运动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为缓解舆论压力并改善本国生态环境质量，西方国家打着“技术援助”或“对外投资”的幌子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将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构和生态环境污染扩散到全世界，而发展中国家则付出了远超收益的代价。例如，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CarbideCorporation）的印度子公司麾下化工厂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Bhopal）发生严重毒气泄漏事故，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

强调安全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区别于其他安全和发展范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可持续安全可促进可持续发展，安全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可持续发展就可能被阻断。同时，实现可持续安全必须要解决发展问题，一国如果脱离发展而片面强调安全或是不能合理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甚至可能加剧安全和发展困境。例如，2021年非洲军费开支增长1.2%，达到397亿美元，超过了2021年世界军费平均增长率0.7%。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军费总额为201亿美元，增长了4.1%，但是该地区2021年发生七次军事政变，而2020年只有马里发 生过一次政变。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至少有18个国家爆发过较活跃的武装冲突；在这18个国家中，有11国的冲突死亡人数超过了2020年，且该地区冲突死亡总人数比2020年增加了约19%。与此同时，2021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开展的多边和平行动超过22次，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多。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路径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开放理论，既包含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中国自身探索的特殊规律，对“苦发展与安全久矣”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处于世界产业分工秩序劣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受自身制度基础、工业能力以及外部霸权霸道霸凌等国际环境多重因素影响，发展长期依赖外部市场，安全长期面临外部风险，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遭遇无法兼顾发展和安全的难题。两大倡议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确统筹发展与安全提供了新理念新模式。虽然各国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存在国情差异，中国经验不能完全照搬，但以下几点中国式“解题思路”可为各国在实践中探索对外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启发：

一是坚持和平合作的真正多边主义，反对暴力对抗的伪多边主义。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倡导和平合作的多边主义力量为各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合作机制和投融资支持等坚实保障。反观北约组织、四国联盟（QUAD）和美英澳联盟（AUKUS）等美国拼凑的“小圈子”则导致冷战思维回潮，损害了地区和全球稳定与繁荣发展。

二是坚持以“积极安全”取代“消极安全”，主动为发展创造条件。消极安全是一种落后保守的安全观念，以所谓“生存威胁”作为合法性来源，在国内将安全置于所有议题的优先位置，占用了原本应投入发展的资源；在国际间一味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增加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和损害国际互信与合作，变相鼓励国家间以邻为壑，转嫁安全风险。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当今世界，这种陈旧的安全观不仅无法实现，甚至会导致发展停滞倒退、国际军备竞赛的后果。各国应摒弃消极安全观，以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关切为出发点，为发展积极塑造良好国际环境。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一国的安全压力不但来自外部威胁，也源于自身的发展困境。如果经济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不能满足人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国家安全也难以实现。各国应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为本，积极携手国际进步力量应对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努力减贫和推动包容发展，同时要避免因政权更迭、外部干涉等原因导致的社会动荡影响民生。

结语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两个“前所未有”是中国踏上新征程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外交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不断走深走实的宏阔时代背景。中国的安全和发展离不开世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一直在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着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主席反复提醒我们，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正是帮助我们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和推进解决发展与安全两大难题厘清思路头绪的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二者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其他重大倡议和理念主张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共同展示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理论与实践合力，对破解全球治理四大赤字提供了清晰可感的中国路径和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为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新的重要动力，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信可行的重要借鉴，展现出中国就时代课题和重要国际议题与世界各国深入沟通、全面协调的卓越能力和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责任担当。

《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