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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学或者“一带一路”研究如何在海外开花？自主性怎么样？“一带一路”本身是不断在变化的。以前我们讲“一带一路”的使命是使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现在西方要不要全球化都是一个问题了。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在变，“一带一路”本身也在变。多重变量的情况下，研究“一带一路”能不能够提出一套自主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理解“一带一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历史维度，“一带一路”激活了两千年的丝路精神，它是有历史根基的。西方发起的全球化是有负外部性的，比如沿海地区发达、内陆地区落后，殖民体系，包括战后的美国霸权体系。我们经过几十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才提出“一带一路”，经过十年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带一路”应该是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的，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种历史记忆的激活，到全球化的再造，到今天我们讲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伟大的实践。所以，“一带一路”的要求、价值、挑战在不断地延伸。第二个是空间维度，最开始发布的《愿景与行动》讲的是欧亚大陆，包含中国在内有65个国家，到今天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已经是全球层面上了。所以，现在说它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合作平台。空间上也在拓展，原来讲“一带一路”，一个陆上、一个海上，现在是天上、地上、海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拓展了我们对世界观的认识。第三个是自身维度，我们要理解大写意、工笔画，原来讲是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到了高质量建设阶段，我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效应，“一带一路”是人类发展的伟大事业、全球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我们原来说“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全球化，是一种发展导向的全球化，现在来看，它还代表了全球化的未来。
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目前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成熟的科学是分科之学，而中国强调的是和合文化，以西方个人主义或者个人理性来理解“一带一路”总是很困难。因此，应该用和合学而不是分科之学的科学来理解“一带一路”的知识体系。
“一带一路”的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怎么构建
“一带一路”的自主知识体系应有五个组成部分。
第一，这是一种全球性的发展学。“一带一路”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学尊重国家的发展国情。
第二，这是一种合作学。“一带一路”强调全球合作学不是资本导向的，也不是大的欺负小的，而是平等合作。
第三，这是一种安全学。“一带一路”既是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我们主张用发展保障安全，这样的安全才是可持续的。用发展求安全，这也是东方智慧和“一带一路”精神的体现。
第四，这是一种和平学。现在面临世界和平的问题，如果各地方都搞板块化，将来的世界是走向分裂、对抗，还是重复“冷战”的悲剧？我们今天要强调各个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要强调开放包容，这也是“一带一路”所推动的。
第五，这是一种生态学。西方以前是可以无限碳排放的，而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双碳目标。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要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比如我们主动停掉了煤电项目，这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带一路”学的自主现代化知识体系有自身逻辑
“五大”学问最后要上升到人类共同现代化的逻辑，组建“一带一路”学的自主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也有自身逻辑。
第一个是历史逻辑。这种历史逻辑是大历史观，从两千年或者最近五百年来看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和全球化的历史来看“一带一路”发展的前景以及所遇到的挑战，所以要摆脱欧洲中心论，摆脱美国的霸权思维、强者逻辑，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强调的。
第二个是实践逻辑。西方的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先验论，即先有一个理想的模型，按照这个模型来套，比如说西方在非洲、在拉丁美洲搞高标准一刀切，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实践导向的，“一带一路”知识体系不符合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问。从合作机制上看，目前是“1+4”模式，比如高层互访或者高峰论坛，推动战略协议的对接、合作规范的对接、机制平台的对接、重大项目的对接，实际上实践确实是走在理论前头，中国的企业家遇到问题一定会想办法解决，不是等理论界研究完了告诉他们怎么做，应该不是这样的，最好是要知行合一，能够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把好的做法进行总结，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享。
这就是我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一带一路”的共同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是最重要的文明逻辑，不能用过去熟悉的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来理解“一带一路”，从而认为“一带一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总之，一定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理解“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