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意识与独立自主:法国的国家安全研究
于江
法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国际安全研究讲到法国,常常谈及普法战争惨败与拿破仑三世盲目自大、达拉第的绥靖政策和马其诺防线的不堪一击等反面案例,却容易忽视法国数百年来活跃在欧洲与世界舞台中央和背后坚实的国家安全研究与战略思想支撑。本文尝试综合国际安全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结合《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从历史演进、研究现状、教研体系与战略文化等方面评析法国国家安全研究。
一、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历史演进
法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是全球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先行者。自产生后,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经历了长期曲折发展。伴随着法国自身和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学界围绕法国国家安全开展的各方面研究,在摸索阶段的思考碰撞和实践探索中产生了一批开创性成果,为现代法国和全球国家安全研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但面对近代欧洲战略环境乃至整个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法国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研究在国家安全的具体内涵外延,乃至实现途径、条件等多方面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大幅调整之中,长期以来既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理论体系,也未形成稳定的传承,甚至不存在国际关系学科。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主义正式确立才得到根本改变。
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历史演进,以戴高乐主义这一主导思想的诞生和确立为主要标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一)国家安全理论的萌芽与发展(从法国大革命到第四共和国结束)
在这一阶段,民族国家代替封建王朝成为国际关系主体,标志着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新时代的来临,也伴随着一个半世纪新旧秩序的碰撞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战略家安德烈·博福尔(AndreBeaufre)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段,是拿破仑时代的传统战略(以军事胜利为目的的猛烈冲突)为主流”的时代。法国围绕国家安全、国防与战争开展的研究与探索。在这个阶段,1789年法国大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法国的国家安全实践与研究随之产生,对现代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一道,对现代国家安全和军事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并催生了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现代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尽管拿破仑最终失败,但其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给法国和全世界留下了重要遗产。
大革命让国家安全意识在法国深入人心。1792年,推翻封建统治的法国受到欧洲封建王权围攻,丹东作为大革命领袖在立法议会发表演说,明确地把法国国家作为需要保护和拯救的主体。法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国家和现代总体战的思想源头。在丹东等人的号召下,人民组成国民自卫军走上前线,取得瓦尔密之战胜利。这是法国革命军队对封建君主国家联盟的第一次胜利。未经训练的法国志愿军组成的革命队伍击败了训练有素的奥普联军,法军的高昂斗志和国民卫国抗敌的爱国主义热潮对战斗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国国民公会次年通过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共和元年宪法》第107条和第109条明确规定:“共和国武装力量由全体人民组成”,“所有法国人都是士兵,都需要操演武器”。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Aron)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执政期间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国家间战争不再由职业化军队来从事,而是由人民作为一个总体来进行,所争夺的不再是王朝利益或一省命运,而是整个社会或其理想的未来。法军从大革命直至滑铁卢所显示的战斗精神和高昂斗志,受到拿破仑、福煦、戴高乐等历代国家安全掌舵者的高度重视。法国研究界也把视野拓展到武器和日常训练以外的军队士气等因素,并为各国国家安全研究带来启示。
1870年普法战争惨败后,法国国家安全研究聚焦于“国防”和“战争”。法国在蒙受首都被占和割地赔款的耻辱后,举国关注国防,“国防”概念随之进入官方法律体系,并成为战争的同义词。在外部环境不利和实力地位遭到削弱的境况下,法国研究界围绕国防和战争积极开展思考与理论创新。
19世纪80年代,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法国兴起了一种突出新技术应用的全新海权理论—青年海军学派。它跳出大舰巨炮主义的传统海战思想,提出应利用先进技术克服法国在地理位置和国防资源方面的劣势,主张建立以小型、快速舰种为主力的舰队,创造性、进攻性使用鱼雷、潜艇等技术,避开大舰队,打击敌商业航线,迫使敌方最终按有利于法国的条件谈判,以维护法国安全。该学派的可贵之处在于,正视法国国力难追英德两强、造舰竞争难以胜出的现实,着眼科技最新进展,另辟蹊径地为法国谋求安全与利益。法国当代学者仍对该学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种以非常规手段制造绝对威胁、迫使对手同意实现和平的思路,对后来的以绝对威胁实现和平的核威慑悖论有所启示,具有前瞻性意义。
法国海军上将拉乌尔·卡斯泰(RaoulCastex)是马汉之后世界海军战略界继承传统和理论创新的集大成者。卡斯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战略理论》一书,是法国战略思想的一座里程碑。他综合了历史学派与青年海军学派所长,对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海军战略进行系统总结,认为制海权仍应是主导思想,但技术因素影响制海权的获取,并探讨了潜艇的巨大潜力和飞机对水面舰艇的严重威胁。他突出的贡献在于,从青年海军学派对技术因素的极端化主张中,发掘出使用新技术和更新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并加以系统阐述,创建了后人称为“装备学派”的理论体系,也帮助青年海军学派摆脱被指斥为异端邪说的窘境。但遗憾的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戴高乐一样,卡斯泰未在战争期间担负重要军事职务,他虽然提出系统战略战术思想,但却没机会亲自实践。
两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创巨痛深,激起各领域专家的普遍思考,各门类研究包括哲学、社会学、人类学都介入到国际和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研究中,形成法国学界全面参与国际问题讨论、学者跨领域参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角度看,下列研究情况和动向仍具现实意义。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及期间,法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都过于保守,没能及时吸收前瞻性主张,其国防研究滞后,法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贝当和戴高乐的国防研究都曾颇有前瞻性,但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遭冷遇。1900年,贝当因提倡“火力优先论”而遭国家射击学校解聘,后来在军事学院任教还是因为“火力优先论”得罪了正统战术家,迷信刺刀冲锋的教授们将他视为异端,阻挠他提升为教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证明了他的正确。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颇有建树的贝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却成了军队保守思想的代表,并成为带领法国投降纳粹德国的民族罪人。戴高乐1922年在高等军事学校就读,与战术教师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成规的保守思想激烈碰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年前,他通过《建立职业军》一书论述建立机械化部队和积极防御思想,对比法国与其他大国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战略要素配置,反对法国奉行构筑马其诺防线的单纯防御战略,主张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支援下机动作战,才能确保国家安全。但法军当权派固守堑壕战经验,对其建议未予理睬。戴高乐建设陆空联合作战的职业化军队的建军思想后来在第五共和国才终于得到实施。
二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力和士气的衰落,主张依靠美国的大西洋派产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5—1958年)政府频繁更替,自顾不暇,国家安全研究的重心转向知识界,研究主体包括大学教授、记者、政治活动家甚至神父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美国解放法国和西欧并推行“马歇尔计划”拯救西欧经济的超强实力面前,法国拥护美国盟主地位的大西洋派应运而生。
法国原本是个古老而保守的欧陆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存在为国际问题热烈辩论的状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美苏两强对峙影响,国家安全研究的涉外因素显著上升,风格也发生变化,大西洋派和进步人士之间展开激烈的公开论战,主要争论苏联制度和美式民主优劣,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雷蒙·阿隆是大西洋派的代表人物。战后初期,作为《费加罗报》记者和巴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撰写时评、办讲座、授课,宣讲欧洲霸权终结而美国继承了启蒙思想是西方联盟天然盟主等观点,批评戴高乐分化大西洋联盟。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集中了他在那一时期的思考,强调东西方的激烈对峙和必须抵制苏联极权主义扩张,抨击法国知识界“爱走极端”和“左”倾。他批判苏联和支持大西洋联盟的立场随着苏联情况为外界所知而逐渐在法国赢得广泛支持。
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法德和解和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起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赖以号令世界的物质和心理能力荡然无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决定本国的未来。美苏两极争霸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对法国学界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战略思维带来巨大冲击。雷蒙·阿隆就曾谈到,“已经没有欧洲协调,只有世界协调”,“政治舞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欧洲是大国,在世界上只算小国”,“欧洲不能没有法国,也不能没有德国,不能没有这两个国家重归于好”。
法国人终于突破数百年来的欧洲地缘思维,从全球视角思考国家安全。基于“要想单枪匹马解决面临的问题,法国已力不从心”的基本判断,让·莫奈(JeanMonnet)、罗贝尔·舒曼(RobertSchuman)等欧洲一体化设计师研究出统一煤钢生产以解决法德共同安全关切的方案,推动设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为欧洲一体化打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大门。法国学界深厚的历史研究功底、制度建设经验和战略创新能力得以发挥,以欧洲一体化确保法国安全、提振大国地位的研究从此开展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四共和国时期(1045—1958年),刚刚摆脱亡国之灾的法国国家发展方向并不明朗,安全研究也处于低迷和反思中。由于国力孱弱和执政地位虚弱,几任政府都奉行亲美政策,但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让法国颜面尽失,也让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年间追随美国的安全路线走到尽头。一心重振大国声威的戴高乐恰好在这个时期从政坛急流勇退、韬光养晦,完成重要的思想积累。他从个人和国家的双重视角反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的遭遇,对两极格局下法国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系统思考,戴高乐主义蓄势待发。
(二)国家安全主导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从第五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建立起独立核威慑,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复苏发展和方向逐渐清晰。在戴高乐主义指引下,现代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维护大国地位与追求战略自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逐步成熟和定型。美国军事史学家、战略家西奥多·罗普(TheodoreRopp)对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国战略研究评价颇高,恰如其分地称当时法国为“复苏中的国家”。
戴高乐主义是现代法国国家安全研究复苏和定型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戴高乐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已经确定了“法兰西伟大”的核心思想,其思想主旨和指导原则浓缩在20世纪50年代他退隐期间创作的《战争回忆录》(共三卷)中。这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国家安全的佳作,开宗明义地确立了戴高乐主义的逻辑起点:“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兰西如果不伟大,那就不成其为法兰西。”戴高乐对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努力目标毫不隐晦:“战争一结束,美国就要回到它的西半球,英国就要回到它的岛上,只有法国依然屹立在旧大陆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有法子打破我们的伙伴强加给我们并要求我们消极认可放弃利益的局面。”“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我要使法国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
戴高乐对法国大国地位、荣誉和尊严的鲜明追求,以及为之服务的一整套理念和政策被认为是法国唯一的“大战略”,并被继任总统和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所认同与遵守。1972年,在蓬皮杜总统任内,法国公布了第一份《国防白皮书》,确定了法国国防政策的重点和目标及实现手段与途径。其指导思想正如蓬皮杜在戴高乐正式隐退当天致信戴高乐所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您指定的大政方针的任何方面,特别是对外政策和国防方面,我决不会放弃。”从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一直到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和现任总统马克龙,无论左中右,都走在既不脱离西方联盟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亲美安全战略彻底区分的道路上。虽然追求大国荣耀、强调欧洲建设与加强对美合作等政治潮流折冲不断,但维护大国地位和坚持独立自主的主线再无改变。
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具有持续的、广泛的国际影响力。除了全面研究戴高乐生平和思想的大量成果,涉及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的也不在少数。奥利维埃·吉夏尔(OlivierGuichard)、让·拉古杜尔(JeanLacouture)等都以传记方式记录了戴高乐率领法国恢复大国地位、争当欧洲领导的努力;皮埃尔·米盖尔(PierreMiquel)、莫里斯·瓦伊斯(MauriceVaisse)等史学家则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国家混乱的安全思想和绥靖政策进行批判,赞誉戴高乐直接上承了法兰西的大国传统。1990年戴高乐诞辰100周年时,法国戴高乐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竟聚集了全世界2000多名研究者参会。
戴高乐及其继任者连贯的政策思路,带动法国研究界在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以及核战略的实践探索与学理研究等多领域开展了自成体系的努力。从1958年至冷战结束阶段,法国国家安全研究总体上在三个方向展开。
1.传统和常规安全领域。法国学术界延续了战争与和平、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等传统研究主题,在战略战术及理论机理等多方面取得丰富成果。
对两次世界大战深入反思,法国学术界发现法国战略思想严重滞后,并发展出新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理论。阿隆指出,法军总参谋部1914年开战前的作战计划令人发笑,并严厉批判法方当时的战备、战争筹划严重滞后于时代。通过对克劳塞维茨的研究,他挖掘出克劳塞维茨在哲学、科技、货币经济等多方面的造诣,高度评价其开创性军事研究,深刻分析其军事理论背后的哲学思考,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军官培训仍在刻板地讲授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技战术而不是完整深入地理解克劳塞维茨思想进行批判。他举例指出,福煦元帅作为法国高度军事学院院长和克劳塞维茨信徒,1911年还在其军事著作中强调:“战争仍然遵循过去的法则。形式进化,但首要原则不变”,批评福煦实际上僵化解读和歪曲了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也没有能从20世纪初的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学到新东西,并揶揄地认为,福旭可以代表那个时代法军对克劳塞维茨理论原意理解的最高水平。
阿隆在第五共和国成立后,对美国战略实践与研究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宣布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存疑,反对对苏核打击主要“打击军事力量”的麦克纳马拉主义,批评其降低对苏威慑、导致美战略核力量与北约防务“脱钩”。他斥责美国1971年终止美元兑换黄金“厚颜无耻”,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利益为研究基石表示质疑,主张战争与和平才是国际关系真正的研究主题,强调国家间关系现在由外交家和士兵这两种人决定。他从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入手剖析国家间战争根源,指出国家会为了安全、权力和荣耀而发动战争,各国只有互相监督以确保自身安全。
因为采用从社会学切入国际问题的研究方法,阿隆被视为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的代表。该学派另一重要人物是马塞尔·梅勒(MarcelMerle)。梅勒将系统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社会学研究,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各类行为体、因素和互动都包含在国际关系概念下,都在分析过程中占一定地位。伯特兰·巴迪(BertrandBadie)也用社会学观点参与国际关系研究,跳出阿隆以国家为中心的框架,提出跨国主义思想,对法国学界多边世界和反霸研究产生影响。
博福尔是法国战略学复苏的标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军事理论界一位集大成者。他从军事史的角度指出,19世纪以来,追求单纯军事胜利的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战略一直在欧洲占主流,并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证明“战略破产”,也证明了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战略的局限。这在20世纪大变动时代的紧要关头,给战略蒙上了阴影。博福尔把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先绥靖后惨败于德国的经历归因于缺少指导性原则(即哲学),缺少行动的思想(即战略),进而提出独具特色的“间接战略”思想。与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Hart)提出的不要“死打硬拼”、用较小代价取胜的“间接手段”不同,博福尔创造的间接战略概念跳出了追求军事胜利的范畴,主张以军事胜利以外的方式取得某一结果,更加注重双方总体对抗中的政治、心理和道义因素。博福尔的“间接战略”思想来自于对法美等国面对第三世界游击战屡屡碰壁的实践体会,融合进了对核武器时代的思考,把研究战争的战略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广泛领域,并提出“战略必须是总体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博福尔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和平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围绕现代战争的军事问题和未来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在21世纪可能会发生一场为争夺世界性组织统治权而进行的大冲突,而海军将起重要的作用。他反对西方舆论对准备战争和发展军事装备的简单批评态度,认为武装力量的未来取决于21世纪国际政治的进展,包括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仲裁制度,强调在世界前景还不明朗的时候不能降低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和作用。
2.核威慑领域。核威慑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背景下新兴起的安全领域,一度为美苏两强所垄断。作为“法国国防战略的拱顶石”,法国核威慑及相关战略研究经历了从产生、兴盛到调整三个发展阶段。这种阶段性变化与法国自身战略环境的变迁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实际变化密切相关,浓缩了法国国家安全与战略需求目标、努力重点与走向,凸显了核威慑在现代法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和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
法国核威慑形成于戴高乐主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是戴高乐维护大国地位与独立自主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核心。戴高乐坚持,法国必须有自主的核威慑以确保安全,维护大国地位。基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挫败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受到苏联核威胁,法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美国的核保护伞在涉及法国核心利益的时候不可信。戴高乐看得更远:“美国人是不会给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大国地位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1959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法试图说服法国放弃独立研制核武器,戴高乐用“以小慑大”的核威慑理论反驳,即法国只要杀死敌人一次的核武器就足够。美国又提出“多边核力量”计划,试图通过北约控制法国核力量,戴高乐明确予以抵制,后来干脆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坚定不移地发展核威慑,不仅提升法国大国自信和安全感,而且成为法国领导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工具。戴高乐虽然主张对德和解,但坚决反对德国拥有任何形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而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首先推进原子能一体化,把德国进行原子能研究和核能利用的一切细节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从而把德国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戴高乐之后的历任总统都坚持了戴高乐主义的核战略路线,但戴高乐领导法国建立独立核力量并发展相应战略理论之初,在法国政界、学界受到广泛质疑,遇到巨大阻力。大西洋派担心开罪美国,反对戴高乐与北约军事脱钩,环保界担心核污染,和平人士担心核扩散,财经界担心负担太重。阿隆也提醒戴高乐“关心力量对比,不要同北约和美国断绝关系,不要把美国赶出欧洲”,认为戴高乐的言行动摇了西方外交架构的支柱。阿隆后来接受了法国建立核威慑的现实,但强调核威慑要保持节制,要求“法国做出生产原子弹这一决定的国家决策者,必须去考察核俱乐部的进一步扩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而不仅仅考虑法国成为第四个拥核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在有和平主义传统的法国学界,阿隆所提倡“节制”的观点广受认可,为法国坚持以弱慑强的核威慑巩固了思想基础。
博福尔是研究界支持建设法国独立自主核力量的代表。他同意严格限制动用核武器,但认为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他反对美苏核垄断,认为欧洲未来发展必须依靠独立自主的核威慑,英国会满足于英美特殊关系而放弃独立核威慑,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就对自身和欧洲的未来具有特殊价值。这一思想至今仍启发着法国政府和研究界。
3.所谓的“反叛乱”领域。除传统常规战外,第二次世界大后,“反叛乱”战争数量大增,这主要源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传统殖民大国及其殖民地所带来的严重冲击,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展开。在本国殖民体系瓦解中,法国学界对相关的惨痛教训和丰富经验进行总结,诞生出一批研究成果,这对西方卷入第三世界国家武装冲突及后来的反恐战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中,代表性著作是大卫·加鲁拉(DavidGalula)的《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实践》,该书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以军事专家身份应美方之邀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期间撰写。加鲁拉对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在越南、阿尔及利亚等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屡次失败进行深入思考,跳出“情报很关键、必须赢得民众支持”等通常认知,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首先要为西方国家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正名”,认为后者并非“革命”、前者也非“反革命”,而是“叛乱”与“反叛乱”,二者不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的普通战争,而是“一国内部的某个派别不择手段奉行其政策”。他分析了“叛乱者”战斗能力等方面的不利条件以及做民众工作的有利条件后指出,赢得“反叛乱”的关键不是高技术武器而是把“叛乱者”这批“积极的少数”与民众隔绝,找到支持己方的“积极的少数”组成政党以有效控制民众。“反叛乱”的战略问题是政治,是在当地成立支持己方的政党并搞选举。
加鲁拉军事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跳出传统的军事对抗思维思考非常规战争的新问题,更多地从政治角度着力和重视深入基层做民众工作,从而部分解答了为什么西方军事大国在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旧屡屡败于落后的亚非国家甚至弱小的民族解放运动。加鲁拉的“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博福尔的“间接战略”在重视战争以外的总体对抗因素方面有相通之处,也都不同程度体现了西方前殖民国家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成功实践的重视和反思。2009年,法国学者埃尔韦·古多—贝嘉里(HervéCoutau-Bégarie)还以《不规则战略》一书,结合全球反恐新形势,赞誉了加鲁拉的理论,但美军在随后的越南战争中并未遵循他的建议。美国在伊拉克重建中的糟糕表现和从阿富汗狼狈撤出显示,至今美国也没有听进加鲁拉的劝告。
二、当代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创新发展
从冷战结束至今,法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在坚持戴高乐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跳出冷战窠臼,转向多极化和全球化发展方向,贯穿其中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多极化思维在西方独树一帜。中国外交部网站再介绍法国时这样评价其外交政策:“外交具有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鲜明特色。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敢于坚持原则和自身立场……马克龙上任以来,外交政策向戴高乐主义传统回摆……以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捍卫主权独立、提升国际影响力为三大任务。”
(一)当代法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理论探索
作为西方强国和欧盟创始国之一,法国主动适应全球化的国际安全与战略形势,加强战略自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坚持法国特色的核威慑战略,在冷战后世界多极化时代独树一帜。打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视野,辅以厚重的战略文化,使得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人才辈出,为法国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和议题设置权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面对大国互信下降、安全风险加剧、传统安全问题重新爆发等现象,法国战略界的忧患意识在加重,而法国的核威慑研究也在酝酿着变化。
1.在多极化方向的多方面探索。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带来的两极格局瓦解,让法国研究界对国际秩序展开重新思考。法国外交部《法国外交》杂志主编、戴高乐基金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莫里斯·瓦伊斯从历史研究出发,对多极世界和全球治理进行深入阐述。他认为,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两极世界已让位于多极世界,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在冷战后曾有可能带领世界建立新秩序,而“9·11”事件爆发使这种可能消失,21世纪初的新特点是全球化和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他还反思了20世纪的国联历史,强调一个以合作而不是对抗为基础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全球治理的希望所在。法国外交部分析预测与战略中心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布里亚尔(deMontbrial)主张多极世界。其研究立场具有鲜明的戴高乐主义色彩,坚决支持维护法国大国地位和战略自主,主张以多极化取代美苏两极世界,反对意识形态因素干扰对外战略,强调法国应保持平衡和战略主动。他从人类学和组织行为学入手创立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践学,认为世界被分割为相互冲突的政治单元和不同性质的有组织人群,是国际体系冲突的根源,国际关系必须发展实践学。伯特兰·巴迪是主张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国际关系社会学代表。他把社会学分析框架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认为以非对称冲突和跨国流动为特征的国际安全破坏者使得单极化思想和国际霸权都变得不切实际。国际冲突和危机都是社会病态,原因是国际体系产生了失常、排斥或屈辱的情况,只有国际社会实现融合才能确保个体安全。
2.核威慑研究的发展变化。法国核威慑在冷战后依然是法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保障。其研究主体始终是政府和军方,虽然在发展目标、手段方式和应用战略上有重要调整,但独立自主原则始终得以延续,成为法国坚持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参照。一方面,法方对美俄围绕核裁军、限制战略武器展开的激烈博弈高度关注,不断调整完善本国的核力量;另一方面,也在依托核威慑做文章,谋求领导和推进欧洲新安全体系的构建。
1994年,法国公布冷战后的第一份《国防白皮书》,提出对西欧的严重威胁重新出现,对此应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一旦失效,法国必须动用核威慑力量,显示出法国依然高度倚重核力量。同时,法国也根据大国紧张关系下降的现实,调整和简化核战略,对空对地、地对地和潜(潜艇)对地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进行了削减和“以质代量”的提升,将威慑建设重点转移到空中和海上。法国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可发射空地核导弹的攻击机(包括航母舰载机)成为法国核威慑力量的支柱。
2008年8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公布了冷战后第二部《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强调“核威慑仍然是法国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础。它是国家安全与独立的最后保证……它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一种源于某个国家、来自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出现、针对法国生死攸关利益的侵略”。白皮书同时提到,“法国核威慑还为欧洲安全做了贡献。一个梦想进攻欧洲的侵略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表明了法国核力量对欧洲安全和防务的重要性。
2020年2月,马克龙发表了关于法国核威慑战略的专题讲话。他把法国最新核威慑战略概括为“三不一新”,即不将自身核武器交给北约节制、不单方面进行核裁军、不放弃进行核报复的权利;加大投入对现有核力量进行更新,到2038年建成一艘欧洲最大新型核动力航母。他还提出“具有欧洲维度的法国核威慑战略”新概念。在当前传统安全因素影响回升的背景下,法国奉行独立自主、务实管用的核威慑战略凸显其“小而美”的战略价值。
核威慑对法国推动欧洲自主防务的潜力不可低估,但美国不会坐视法国核威慑发展出“欧洲维度”。虽然美国历来鼓励和欢迎欧洲国家加大国防投入、但其心态始终是欧洲防务“为美所用”,绝不可另立门户,甚至与北约分庭抗礼。
3.对全球性挑战的关注。冷战后,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加大了对从反恐、网络安全、防治流行性疫病到环保气变等一系列全球性安全议题的关注,其理论和实践值得重视。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的创始人巴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Boni-face)是全球性安全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作为法国国家安全与国际问题研究重镇,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议题涵盖从核威慑与核裁军、欧洲安全、法国外交政策到体育地缘政治、人工智能与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新冠肺炎等。博尼法斯主张,国际问题不再是外交官或少数专家的事,国家和国际之间界限变得模糊,需要新的参照物、新的行动者。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他当年推出专著,揭示这场灾难的地缘战略后果,认为此次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欧洲一体化和世界走向更多的多边主义,并预测了新冠疫情后的世界。
法国的战争理论和地缘战略学也与全球化挑战的研究相结合得到新的发展。马丁•莫特(MartinMotte)是法国年轻一代地缘政治和战略学者,他梳理了当前的混合战争、模糊战略、公海竞争、机器人化、外层空间军事化、网络攻击、核武器的回归等新发展,认为战争本质并未改变,各国仍需向孙子、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戴高乐等军事家战略家学习。他还探讨了在多国联合行动、超级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时代,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应该如何保留、放弃或重新发现。
近年来,法国是本土遭遇恐怖袭击最频繁的西方大国之一,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高度关注周边反恐和本土安全。一方面,法国在北非发力,全力支持萨赫勒五国反恐,启动“新月形沙丘”“塔库巴特遣队”行动,向马里等国出兵,为当地军队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在国内发力,2015年,法国出台《反恐情报法》,2017年颁布《加强国内安全和反恐法》,2021年出台《总体安全法》,强化警察、宪兵保卫国土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职责手段和法律保障,并突出国防、内政、教育、经济等部门整体安全责任。
近年来,法国政府和学界还在全球发展、非洲减贫、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发力,主办多场多边甚至全球性会议,推出多项环保和发展倡议,国际影响力有所上升。
(二)当代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关注议题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内外综合安全环境的变化,当代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强政府主导的传统,使得整体政策研究和实操的中心议题与手段方式都操于国家之手。总统其主持的内阁会议、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等发挥中枢引领作用,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情报部门等及其附属智库襄助,圈子以外的专家学者经常地位尴尬。博福尔就曾揶揄说,阿隆的思想对一般的人民甚至军人都不曾产生影响。
因此,对法国1972年和1994年《国防白皮书》、2008年和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2017年战略回顾、2021年战略更新,以及《国防法》等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的文本分析及解读,可以集中了解当代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思考与决策。
1.2008年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把“国家安全”概念引入法国法律体系。法国陆军上将贝诺·杜里厄(BenoîtDurieux)、法国安全与国防法协会副主席伯特兰·瓦鲁斯费尔(BertrandWarusfel)和前国家情报协调员扬·朱诺(YannJounot)都提出,2008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确立了法国“国家安全”概念。杜里厄强调,这一创新沟通了外部和内部安全之间的联系,预示着法国战略设计开始了新阶段,20世纪的全面战争的国防战略概念需要重新思考。朱诺认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其特点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广泛、深刻和复杂的相互依存,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全面实践加以充实。作为法学家,瓦鲁斯费尔提出,国家安全的概念因为白皮书生效而进入法国法律词汇,2009年此概念又被引入《国防法》,意味着国家安全是远远超出国防的一个新概念,不再是一个主要准备边界战争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全或部分处理各种内外危机的问题,使得国防具有了全球性质。
但反对把国防和安全概念系统联系起来的观点也存在。法国海军上将克里斯蒂安·吉拉德(ChristianGirard)就认为,这可能造成严重混乱,“9·11”事件后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就是以安全问题为借口,实施了超出传统国防概念的进攻性行动。
2.“战争”和“冲突”的概念逐渐被“危机”取代。法国国防研究委员会成员托马斯·梅萨罗斯(ThomasMeszaros)提出,法国战略文件中“危机”一词使用频率上升,意味着传统的战争、冲突等军事概念正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环境下被取代。危机的一般含义是指全球化和国际体系日益多极化造成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在战略领域是犹豫不决、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同义词,这导致风险和脆弱性增加。他对法国迄今为止所发布的四份国防白皮书(下简称白皮书)和2017年战略回顾文件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如下:
他提出,为应对未来的危机,有必要与危机的概念保持距离,超越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从三个方向上开展工作:一是推进前瞻性研究,根据法国和欧洲可能面临的危机,制定一个危机类型学;二是对私营部门的官员和协调人进行培训,提高法国的预测和应对能力以及遭遇重大危机的修复能力;三是建立跨部门行动中心,在日常危机预防时期和危机反应的初期,负责全面协调民事军事行动。
扬·朱诺强调法国在预防和管控危机方面有四大优势:一是协调能力。在全球层面,法国可以依靠欧盟及国际组织的行动能力,还可以依托庞大的法语国家(88个国家,3亿讲法语人口)支持。在国家层面,法国拥有跨部门协调国家安全的高层推动机制;二是预测能力。法国国防部和外交部都设立了战略预测机构,为国际行动提供战略指导,并为部长和各部门提供监测、信息、警报和专门知识。大学及其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安全工作;三是行动能力。法国可以利用欧盟或世界银行等组织,国内也设有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非正常移民的专门技术援助机构和专业运营商;四是联合能力。通过利用专门信息和工具,专业化社会团体正在成为国家预防和保护体系的正式参与者。
3.法国需要为国家间冲突爆发和大国崛起所导致激烈冲突做好准备。针对2017年战略回顾没有提及全球军备控制体系的瓦解问题,法国国防研究小组专家伊莎贝尔·杜福尔(IsabelleDufour)提醒说,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规则,法国在即将爆发的激烈冲突与维护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之间必须取得微妙的平衡。法国应当将重点放在高强度作战能力上,但极端主义在欧洲并未结束,法国在国外从事反叛乱行动也未结束。
法国时任国防部长勒德里昂(LeDrian)在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欧盟战略环境已经改变,出现了严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俄质疑整个大陆安全秩序的基础,对北约的一贯不信任和对欧盟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剧。俄正在运用“非线性”的危险行动模式,使“武力威胁”在欧洲回归。
4.法国必须推动欧洲共同防务建设。法国总理前国防顾问路易斯·高蒂埃(LouisGautier)提出,现有白皮书对法国与欧洲共同防务的关系阐述不清,必须进行改进。首先,在一个多核的世界里,法国必须将核能力与欧盟防务实现战略层面的结合,否则,随着探测和拦截系统发展,法国核威慑的可信度会受到严重影响。法国的指挥和情报收集能力可以在欧盟层面发挥更大影响力;其次是财政问题,法国应该推动欧盟发挥国防支出的协同作用,并采取坚定的欧洲联合观点;再次,白皮书应该明确法国与欧洲防务的关系,法国军事结构的合理化取决于欧盟建设。
他指出,法国仍然不愿意完全将其国防纳入欧洲,但重新加入北约几乎没有得到具体好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uropeanSecurityandDefencePoli-cy,ESDP)的设计比北约内部的美国体系更具前瞻性,法国对欧洲安全政策的承诺应优先于参加北约行动。要振兴欧洲防务,法国需要修改宪法和法律,在军事规划和工业方面进行有组织持续合作,推动在欧盟内部建立统一指挥的永久性部队,协调战略和行动规划,共同制定军官培训方案、军事预算趋同标准,统一主要装备方案。未来起草白皮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要巩固法国国防的战略层面,改革军事模式,提出欧洲共同防御的想法。他强调,建立欧洲防务是防止法国主权完全落入美国陷阱的唯一途径。
三、当代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的教学科研体制
当代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教学体制健全,研究议题丰富,政策导向清晰,研究资金充足,与政府之间在保持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联系不断加强,从而不断推动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向前发展。
(一)法国国家安全的教育体系和学科设置
1.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其教育形成体系。法国第五共和国历任总统都利用每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和诸多演讲、采访机会亲自宣讲国家安全。国防和国家安全文化是法国学生在小学、初高中期间必须获得的共同知识和技能基础的一部分,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也作为通识教育进行。教育部负责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初高中)推广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公民意识,高等教育部和国防部共同牵头负责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安全教学与科研。
2.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呈现跨学科的特点。法国教育部和高教部都认为,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集安全、国防、历史、法律、外交和科技等一体化的广泛概念。国防部则认为,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应该围绕几个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展开,包括:国家安全、军事防御、全球防御、新出现的风险和威胁、
欧洲防务的进展等。但是,法国有人文社科各领域学者参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传统,加之各大学自主权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安全相关学科建设的专业化、精细化发展,难以形成合力,其理论性研究在国际上影响较小。
法国高等教育研究生阶段没有国家安全学学科。公立高校在具备一定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后,都可以向高教部和国防部申请教学与硕士学位授予资格。学位课程是拼盘式的,包括外交学、国际关系、情报学、法学、历史学乃至网络技术等跨学科课程。教材不是统编,而是由授课教师自主制定送审,报送大学教学委员会审议即可。授课教师包括各领域专门人才,不限于职业教师,公务员、军人在职都可兼职,退休、退役后更无限制。
3.发展方向上突出精英教育。法国国家安全的人才培养,是一个跨部门和学科融合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政府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加强国家安全领域的教研,支持高校为学生提供国防和国家安全文化教育,并为承担相关公职储备人才。高教部高等教育总司和国防部国防教育局还直接指导某些大学研究院所的教学与研究。面对国家安全研究领域日益广泛、综合性问题突出的形势,法国政府也在尝试推动高校之间联合培养国家安全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人才,同时鼓励更多有能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高校参与其中。
以2016年教育部、国防部、农业部三部联合发表的《发展青年、国防和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政策文件为例,“部长们认识到国防和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性,一致认为需要加强这一研究。在国际、战略和国防问题上,培养和维持一大批学术专家,不断推进战略研究,这是国防部的一项具体责任。为此,国防部也投入大量预算资源。签署本文件的部长一致认为,有必要发展国防、高等教育和研究的联系,三部要为此联合行动,提供各种援助,培养国际水平的学术英才。”
2016年,法国国防部还与巴黎第一大学合作,设立“当代重大战略问题”讲席,为军官提供在职读博士学位机会。时任防长勒德里昂还亲自去该讲席授课。
(二)法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平台与研究方法
法国从事与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员和机构,主要来自公立大学、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独立智库和国立研究机构。
(1)公立大学。法国公立大学的安全和战略相关研究起步较晚。随着冷战结束,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社会各界对法国及欧洲安全问题关注,法国公立大学的相关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法国公立大学享有较大自治权,各校在安全研究的方向、议题和方法上各具特色。
巴黎第八大学被公认为法国大学的地缘政治研究发源地,1989年设立首个地缘政治硕士项目,1992年获高教部批准设立首个地缘政治学教授席位。该校主张以地缘政治学作为分析当代世界问题的方法,跨学科培养人才,授课和研究人员包括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博尼法斯在该校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兰斯大学同样也开设地缘政治硕士项目,教研状况与八大相似,但增加了区域国别研究和环境问题、计算机绘图等内容。
法国的国家安全议题往往嵌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之中。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第二大学等都属此类。巴黎政治学院因为培养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八位法国总统中的六位(包括前总统希拉克及现任总统马克龙)、四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而享誉全世界。该校开设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专业,在“2020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榜单中位列第二。①巴黎二大为法国培养了众多法律、经济、政界高级人才,包括前总统奥朗德。该校与索邦大学文学院合办的国际关系硕士项目,旨在培养国际关系分析专家,同时依托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理论与统计数据进行高质量研究。
近年来,国家安全也直接出现在了部分大学的研究领域中。里昂第三大学设立了国际关系与外交硕士,但首要研究就是国际安全与防御,其他研究方向中还包括战略情报与危机管理等直接涉及安全的内容。塞尔齐·巴黎大学(CergyParisUniversité)设置了战略分析和经济情报专业硕士,研究对象广泛,既包括地缘战略等传统范畴,也涵盖黑手党结构、洗钱、金融情报、信息破坏策略等新领域,还回应社会关切陆续增加了社会伦理、经济爱国主义、危机管控等课程。
近年来,作为法国最优秀的理工类高校,隶属于法国国防部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应对全球网络安全问题而设置网络安全理学硕士项目。该项目基于跨学科方法,提供网络安全硬件和软件培训,培养面向未来的计算机安全专家、数据保护专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现代计算机网络基础、密码学导论、高级密码学、数据库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安全等。
(2)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巴黎国际关系学院和巴黎政治与国际研究高等学院都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涉足国家安全研究的佼佼者。前者设有国际安全和国防硕士专业,重点培养国际安全和国防问题高级专家,主要研究方法是以糅合了法律、经济、政治、军事等多学科知识形成的新式安全观分析全球问题。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安全法和国防、武装冲突法、政治种族冲突、维持和平法、欧盟安全与对外关系、国际安全经济学,以及战争与经济冲突、新技术和安全挑战,等等。后者设有国防政策与战略公共管理硕士专业,主要分析全球战略形势最新发展,制定专门国防和国家安全计划,研究对象包括网络安全、信息战、公共安全和国防工业等。这两家私立高教机构在运行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聘请在职或刚刚退役的法国国防和安全系统高官参加授课和研究。
巴黎天主教学院因为宗教原因,不在法国公立大学之列。该校设立了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硕士,注重以多学科方法进行案例研究,跟踪世界关键地区的武装冲突演变,了解导致武装冲突的社会和政治机理,分析预防暴力、战后国际重建等问题。
(3)独立智库。法国与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相关的现代智库起步略早于公立大学。当前综合类研究机构呈现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françaisdesrelationsinternationales,IFRI)、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InstitutdeRelationsInternationalesetStratégiques,IRIS)、蒙田研究所(InstitutMon-taigne)三家鼎足而立,大批中小型、专业化智库不断涌现的发展态势。法国很多大企业、跨国公司也出于参与国家安全事务或运筹国际战略的需求,纷纷建立自己的相关研究机构。
最负盛名、历史最久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建立于1979年。据其官方网站介绍,该所在智库影响力排名中连续被评为全球第二、欧洲第一。其研究队伍主要由终身职业研究者构成,致力于就冷战、数字革命、反恐、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对外提供咨询。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建立于1991年。研究范围包括国防与安全、国际均势、能源、环境、人道主义、国际体育、国别区域事务等广泛议题,从事研究、主办研讨、出版和培训等活动。研究力量由主任研究员、研究员和联系研究员三部分构成,并可提供多专业支持。该所出版的《战略年鉴》和《国际战略评估》季刊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广受重视。
蒙田研究所是法国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的三大独立研究机构之一。与前两家自负盈亏的机构不同,该所公开宣称是非盈利机构,但实际上官方色彩浓厚,主要为法国和欧盟提供政策咨询。研究力量根据课题需要来配置,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研究目的是确保法国代议制民主和欧洲主权与领土完整。
近年来,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领域智库“小而美”的传统正在改变。随着国家安全研究涉及的层面增多、复杂度上升、技术越来越高深、资金量越来越大,传统智库常驻研究人员少、依靠领域带头人个人影响力的运作模式难以为继,开始在资金运作、研究选题、人员组成等方面推进改革,紧盯前沿课题,及时将外部权威专家甚至科研机构纳入研究团队。重视交流合作,既与政府紧密配合,又拓展和跨国企业、媒体、高校甚至外国政府合作,吸收各方资金。
(4)国立研究机构。法国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的官办研究机构为数众多。总统府、总理府、外交部、国防部和三军参谋部、内政部、经济部、文化部、情报系统等均下设有专门研究机构作为部门思想库,但除了在《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等国家安全类重要文件公开发表后,适当对社会开展导读式分析,对外接触较少。
在公开机构中,最具研究实力的是隶属于高教部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作为法国最大的政府研究机构,该中心在进行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同时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培训法军高级指挥和参谋军官的战争学院是从事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的重要机构,教学和研究内容包括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国际关系学、武器装备、信息技术、企业管理、经济学、社会学等。战争学院下设智库“法国军校战略研究院”(InstitutdeRechercheStratégiquedel'EcoleMilitaire,IRSEM)也颇为活跃,经常发布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成果。
2.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
从研究传统看,不同平台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各有所长,但总体上并不注重单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普遍以实践性课题为主,文理打通,同时引入哲学、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和区域国别研究。
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国际安全领域不稳定因素增加,法国政府和教研各界对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在上升,硕士培养点在增加,涉及网络等新安全领域的横向合作显著加强,法国特色战略与安全研究更加积极发声、扩大影响。
教研应用一体贯通的倾向突出。在大学中增加国际战略研究和联合开发正在成为潮流,相关参与方各取所需。政府更多借用大学智力资源,培养和储备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公务员后备人才。除了本单位的教学和科研人员,高校还邀请校外专家(来自外交、国防、情报部门在职或退役官员居多)加入;在研究经费方面,高校还通过政府部门、基金会或私人赞助等渠道获取;学者则实现“学以致用”,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需求和战略制定贡献力量。私人部门或基金会得以参与国家安全和战略事务。
四、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的特色
法国在国际安全与战略格局剧烈动荡中能保持一定独立自主与战略定力,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合作、竞争乃至激烈较量中能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和根本利益,这同法国政学各界精英厚植深埋、应时而动的大国意识与战略共识,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的悠久传统和厚重战略文化,以及法国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中央的丰富实践密不可分。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国家安全研究的同向性
法国学者普遍认同以大国意识与独立自主为标志的戴高乐主义,在学术研究中普遍遵循发挥大国作用、维护独立自主的基本逻辑,与英美研究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甚至长期公开和政府唱反调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首先是戴高乐主义的诞生和被法国政学各界内化继承的结果。戴高乐主义是现代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的思想源头和里程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霸的战略背景和秩序转型中,法国一度深受震撼,研究视野极度变窄,面对本国实力地位骤降、民心散乱失焦、欧洲整体衰落的现实状况,充满悲观幻灭情绪。戴高乐主义横空出世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在于,为现代法国重新树立了“法兰西伟大”的民族自信心和核心价值观,为失去自信和方向感的法国学界指明国家根本利益所在和努力目标,确立了恢复大国地位、维护独立自主、保持全球视野和在主要力量之间纵横捭阖的基本研究内容和风格。就连戴高乐的主要政敌密特朗都认为:“戴高乐享有发出希望的第一声呐喊的荣誉,他使法兰西恢复了幸运和自信。”
戴高乐主义的诞生标志着法国国家安全研究趋向成熟与定型。戴高乐之后的国家安全研究者,无论何种流派和政治立场,总体上都以发挥大国作用、加强独立自主为出发点和归宿,只是在研究领域对象、方式方法等技术层面体现特点与差异。这种状况在冷战后世界格局剧变及法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中,也未发生根本改变。
从体制因素看,第五共和国总统大权独揽的制度设计和法国强政府主导的传统也是法国国家安全研究具有较高同向性的原因。第五共和国宪法不仅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统帅,更授予其主持内阁会议、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实权和非常时期“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必要措施”的全权。戴高乐是强力主导的典型。他喜欢利用记者招待会突如其来地宣布重大决策,甚至以诉诸全民公决的极端方式强势推进某项政策。他提出让阿尔及利亚人自治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电视广播讲话,直接引发政府内部分裂。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否决英国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等,戴高乐事先也不露风声,多数部长也不知情,学界当然更无从研究。
与美英相比,法国国家安全研究界的核心圈还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保持着“高级政治”的传统运作方式,政策研究和制定者主要是“体制内人士”,如职业外交官、军人等技术官僚学者因难得与闻国家安全事务,也就失去了参谋的机会,只能随风起舞,连带效应是学术界也难以通过发布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更难见到如美国基辛格、赖斯等知名学者直接出任政府要职并对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但熟悉国际事务的政要如德斯坦、拉法兰、韦德里纳等,退休后仍能对国家安全和战略事务保持影响力。高级职业外交官、高级军官退休后往往可以到高校教书或在智库开展学术研究。由于对戴高乐主义的认同内化和强政府主导、决策圈与学术界单向旋转等复杂因素,加之国家安全领域的社会需求远没有美国那种规模和普及度,法国相应地形成了国家安全领域“战略界围绕官方指针开展研究”的基本态势。
(二)国家安全研究中的独特性
法国国家安全研究在国际上所占地位较小,但不时产生独特而深刻的思想。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享誉世界的安全研究者就有以独到方式剖析国际问题的阿隆,被利德尔—哈特誉为“当代撰写战略专著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博福尔和写出所谓“反叛乱圣经”的加鲁拉,更不用说伟大的戴高乐。
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原因。法国迄无“国家安全学”学科,历来对于“国家安全”也无公认定义。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安全这个词本身就是“宽泛的、可自由回答的、模糊的,因而它的一切使用和解释都会引起争议”,③遑论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安全”是个“美国政治词汇”,④因而并不积极使用。法国的《拉鲁斯词典》《罗贝尔大词典》都未收录“国家安全”词条。2009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正式生效,“国家安全”一词才正式进入法国法律体系。⑤没有了概念的束缚,反倒方便了法国各领域有识之士以广博的视野和知识储备、跨学科参与国家安全和战略
问题的研讨。
从文化传统看,法语长期以来都是欧洲首要外交和学术语言,法国学界接受英语及美英国际关系理论都比较晚近,曾长期对“对卡普兰系统理论无动于衷、对华尔兹冷漠”。以阿隆为代表的知识界还曾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专家颇多微词,认为他们“描述或讲述得很多,分析或解释得却很少……进行粗略描述是件很容易的事……真正的问题还在比这些无可争议的主张更高的层次上”,认为与简单归类、大而化之的理论、系统、模型相比,社会学分析才更能抓住国际关系中人性的精髓。
从历史角度看,法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夹在美苏两极之间的特殊经历,让法国学界得以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研究与实践,对本国安危和战略得失展开全方位深刻反思,进而形成了糅合多学科知识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传统和特长。作为杰出代表,阿隆实际上上承了法国“百科全书派”先贤的传统,他以自己的博学,把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应用于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研究,为现代法国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学首重社会和历史研究、深刻触及问题本质奠定基础。他建构国际关系的独到方式,在美国学术界也赢得广泛承认。马塞尔·梅勒、莫里斯·瓦伊斯、伯特兰·巴迪、德蒙布里亚尔等学者在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中能够别开生面、深入钻研,都与跨领域跨学科研究方式相关。
英美学界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学术界的相对孤立的确也有自己的优点,它赋予了国际关系学以多样性以及独立的学术话语……让国外学者感受到新的与众不同观点的冲击”。
(三)浸透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均势思想
均势是法国在数百年国际格局剧烈动荡变化中保障生存、维护安全、扩大利益的核心战略手段,作为一种思维特征遍布法国国家安全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其影响远超意识形态考量,超越法国与任何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
均势思想的发展轨迹在法国悠久丰富的战略文化中清晰可见。其原点是作为现代主权国家基本特征的“国家至上”原则。该原则源自法国,由宰相红衣主教黎塞留确立。他支持新教各国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为法国的欧陆霸权奠定基础。基辛格认为,黎塞留主张“国家至上”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奠定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法国学者更认为,黎塞留实际上因此而首开了欧洲均势体系。法国另一位均势大师是塔列朗。他作为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在参与维也纳会议期间,积极利用各国矛盾,主动配合梅特涅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实现了新的欧洲均势,维护了法国作为战败国的利益。
均势思想的典型范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主导的法德和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度主张肢解或大大削弱德国,没有得到美英苏同意。东西方冷战开始后,法国审时度势,主动将对德政策转变为和解与合作,戴高乐就是法德轴心的设计师和首席建筑师,并得到法国学界普遍支持。在他的主导下,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在爱丽舍宫隆重签字。但戴高乐的目标并不是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结束近2000年的仇怨,而是“关于德国将来的命运这个重要问题,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认为德国必须成为有组织的国际合作的组成部分……这样,在大西洋和乌拉尔之间,所有国家的安全就会得到保证”。戴高乐经常强调“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顺带把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排除在欧洲之外,这种高明的均势运作让法国比较顺利地掌握了欧洲一体化的领导权,而且戴高乐和继任者还牢牢攥紧核威慑牌,作为对德最终制衡的工具。
法国均势思想的研究和实践在冷战期间运用娴熟。在冷战高潮期,戴高乐力主法国同中国建交,成为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冷战后,法国又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的西方大国。马克龙主张做中、美之外的第三大“平衡力量”,本质上也是均势外交思想。纵观现代国际关系史,法国能始终发挥大国作用,“拿二等车票坐一等车厢”,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均势理论”的当代运用。
结语
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国、“世界历史上最会打仗的国家”和首批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为人们呈现出法国国家安全意识和战略理念从产生、发展到逐步定型的完整框架,也为人们思考大国在国内外复合变量交织作用、剧烈演进中追求国家安全的进退得失提供了一定借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欧盟创始国,法国国家安全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它始终遵循较纯粹的均势战略思想,通过坚持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其理论构建不断添砖加瓦。
在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进行严厉制裁,在欧洲舆论一边倒批俄的形势下,马克龙成为唯一同普京直接沟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较为清醒面对这场“欧洲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公开反对拜登指责俄在乌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积极同中国等各方斡旋劝和,并在欧洲议会演讲强调“欧盟国家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意味着对俄作战”“欧洲长期和平需要重建安全平衡”“欧盟使命是建设自主、强大、向世界开放的欧洲”。其独立自主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战略定力表明法国所一贯坚持的国家安全观和安全战略。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及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不断加重,通过系统梳理和探究法国的国家安全研究,注重借鉴和学习其问题导向和注重实用性的研究传统、兼具广度精度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全人类视角展开战略思考,这对中国推进国家安全研究和体系能力现代化、探索构建区域集体安全机制等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有益于打破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美国话语霸权。
《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