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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跨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同时，由于不同国家文化、立场和利益不同，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影响了全世界共同应对的进程和力度。“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叠加，给人类未来命运带来了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更显示出重要的意义。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成为践行的楷模。无论是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还是在新冠疫苗研发、生产和使用中的负责态度，都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意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在当今世界无比重要。无论是相互依存的国际观，还是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都影响着人类整体的未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深植于中国文化之中，中国人虽然对善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贯是崇尚善意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荀子则不然，认为人性本恶：“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告子则认为人无善无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中国人通过孟子的“善”构建了“仁”，通过荀子的“恶”构建了“礼”，内仁外礼成为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内在善和外在美应统一，内在的善是我们的价值理念，外在的美是我们的制度规范。
在西方的理论里面也是对于人性有各种假设。在经济学中，人们被假设为理性人，永远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在教育学中，人们被假设为可以自我完善的人，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成长去改进自己。在管理学中，人们又是一种自我激励的人，不断追求更好的自己。在组织建设上，人们既要用制度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又要用价值理念来激发人们的善意，还要用利益来影响人们的思维。
东方智慧也好，西方理论也罢，都在提示我们一件事，人性是复杂的。我们既不能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也不能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坏人。既然人性是复杂的，那么如何去激发人性中的善，去除人性中的恶就成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就是立足于激发和维护人性中的善，用更大的善意去造福于人类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展现了自身对国际社会的善意，并力求激发国际社会的善行。
例如，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就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德国新闻电视台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力的反贫困斗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我们对中国伙伴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尽管新冠肺炎危机引发了种种困难，但这些成功表明（中国）的发展正在按照计划推进”。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指出，中国成功地使大量贫困人口脱贫，实际意味着中国让世界总人口中10％的人脱贫，这是过去4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脱贫领域获得的最大成功。曾经走访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的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驻华代表马泰奥认为，“中国证明了战胜贫困不是一个空想。这是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最有价值的贡献。”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也表现出积极善意。中国及时将疫情防控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170多个国家进行电话会或视频会交流、派遣医疗队、支援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截至3月7日，中国政府已经向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且宣布向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急需。
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积淀，在这些文化积淀之上，各个国家建立了与自己文化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必须是相适应的，适应的程度需要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效果来检验。好的政治文化体系是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反之就会起到阻碍作用。中国过去的快速稳定发展，充分证明了自身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历经伟大复兴过程的中国正在不断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推动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激发人们内在的善意，需要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去塑造平等的国内国际关系。当前发达国家强调国内的平等，但是在国际事务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的想法和做法，影响到了国际间善意的形成。中国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践行者，却同时采用了市场调节机制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将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进行了统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式，充分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楷模。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协调，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实现整体的社会认同，从而推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认同，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