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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李曾骙
“当前中美两国和世界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而美国拜登政府面对国内抗疫和经济复苏的重任，也急切地希望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必须首先搞好各自的国内发展，这是两国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的深层次动因。更为关键的是，两国如何在各自演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演进，同时推动全球治理积极发展，这更将对世界未来发挥关键作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所所长王鸿刚这样表述中美关系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发起了全面的对华遏压战略，一系列极端做法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波折。对此，王鸿刚指出，过去几年美国的这些做法根本没有收到其预想的效果，各领域的脱钩举措不仅没有成功，而且不得人心，两国的各方面联系和纽带表现出极大的韧性；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巨大风险，更迫使美方不得不有所收敛和克制。这既证明了这些极端对华政策是完全失败的，更证明了两国关系越过坎坷向前走，向健康稳定方向发展有着极大的必然性。
“实际上，通过观察中美从关系正常化到正式建交，再到现阶段的两国关系状况，不难发现，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始终有三大重要的必然性因素。”王鸿刚说，第一个因素是全球的战略平衡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重塑中美苏大三角，来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这也是当年尼克松访华的重要动机。中美关系正常化，重建了全球战略平衡，这既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维护了世界和平稳定。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始终与全球战略平衡息息相关。
第二个因素是两国的内部发展需求。尼克松访华时，美国正饱受越南战争煎熬，国内矛盾激化，经济出现“滞胀”，急需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而此时的中国也面临着众所周知的国内发展难题。可以说，即便当时两国都未曾明言，甚至未曾意识到，但两国巨大的合作需求和合作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冷战结束后，中美苏大三角不存在了，中美关系依然持续深入发展，因为中美不仅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上有共同利益，更在双边经济关系上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和共赢性。直至今日，即使在多重冲击的背景下，2020年中美两国贸易规模仍然达到近4.1万亿元，增长8.8％。
第三个因素是两国的共同战略智慧。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挑战多么严峻，中美双方的决策者和战略界总是能够基于形势需要，抓大放小、求同存异、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正是这种战略思维能力，确保过去几十年里中美关系始终能踏平坎坷，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的试探性接触，还是在建交谈判过程中对敏感问题的处理，以及在21世纪初的中国入世、“9·11”后合力反恐以及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这种战略智慧都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
“正是基于对中美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的精准判断，中国共产党高超地处理和管控了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差异，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破冰并最终正式建交，开辟出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世界大国的长期相处之道。”王鸿刚说，“中美关系不同于其他国家关系。总的来说，中美是一东一西（截然不同的文化源流）、一南一北（分属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前一后（国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一老一新（国家历史的长短差异）的两个国家，两国关系不仅具有极强的特殊性，还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如果能管理好中美关系，那么21世纪的世界和平、发展和时代进步就有了坚实的依托。两国关系能否发展好，直接关系到世界和平能不能维持、发展有没有动力、进步会不会持续。”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逻辑出发，中美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王鸿刚表示，我们如今正处于历史的重要十字路口。无论是从中国而言还是从美国而言，我们这一代人都承载着特殊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本着为后人负责、为世界负责的态度，把中美关系搞好，开创出更加健康稳定的中美共处之道。
《光明日报》（2021年03月19日 06版）
